1937年12月18日的《紐約時報》頭版刊登了南京大屠殺的報道。

東京審判的大法官聲明，上有中國法官梅汝傲的簽名。

12月8日，海外華人在紐約聯合廣場集會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

開篇

　　聽，世界的聲音

1937年12月18日，《紐約時報》：

「記者在登上開赴上海的輪船的前一刻，在江邊馬路上看到二百個男子被屠殺。屠殺只花了十分鐘。日本兵使男人們在牆壁前排成一列，加以槍殺，然後許多拿著手槍的日本兵，亂七八糟的在中國人屍體周圍毫不在乎地用腳踢，如果手腳還有動的，就再給一槍。」

「很多人在發現的現場就被殺死了，其中也有與軍人毫無關係的人，有傷兵和普通市民。15日，記者在12個小時中，就三次目擊集體屠殺俘虜。有一次是在交通部附近防空壕那裡，用坦克炮對準一百餘中國士兵開炮屠殺。」

「日軍樂於採取的屠殺方法是使十幾個男人一起站在自已挖掘的坑邊，加以槍殺，屍體落在坑內，加上一些土就埋掉了。」

……

在一陣急促的「噠噠噠」的打字聲後，70年前的這段文字從中國上海發到了美國，並登上了《紐約時報》的頭版顯著位置。

推開鍵盤，29歲的美國記者德丁(F·Durdin) 長長地吁了一口氣。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從南京跑到上海，他感覺自己不僅僅是為了完成一篇報道，更是要盡到作為一個「人」的責任。他要告訴世界，在遙遠的中國首都南京，正在發生著人類歷史上最最慘絕人寰的一幕！

他沒有想到，自己的這些文字成為全世界率先披露並首次完整使用「南京大屠殺」詞彙的報道。由此，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正式進入國際社會的視線，正式登上世界歷史和政治舞台。

時光如水銀瀉地，轉眼已是60多年後。美籍華裔女作家張純如下定決心寫一部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書。調查的過程讓她既驚訝又悲哀：在半個多世紀裡，人類歷史上曾經真切發生的如此泯滅人性的悲劇，在西方世界居然已經被遺忘了。有人甚至反問她：「中日之間交過戰嗎？」「南京是哪裡，一個朝代？」

「聽到這樣的議論，我深感恐懼。有一天30萬中國人被屠殺的歷史可能會從此消失，有一天世界可能真的相信有些日本人所說的，南京大屠殺是一個憑空捏造的謊言！」悲憤的張純如傾盡自己的全部心力，寫成《南京暴行——被遺忘的二戰大屠殺》一書。這是世界第一部用英文寫作的有關南京大屠殺的紀實性著作，它就像60多年前美國記者德丁的那篇報道一樣，震驚了整個英語世界……

快報記者跨國行　

2007年11月19日，現代快報記者踏上大洋彼岸的美國。

儘管這片土地在此前的半個多世紀裡，對南京大屠殺曾經患有「集體失憶症」，但這裡卻保存著最多、最全的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史料。在連續17天的尋訪中，記者觸摸到這個社會一根正在跳動的脈搏——曾經遺忘了南京大屠殺的國際社會，正在慢慢復甦自己的記憶：　

今天，許許多多西方人，正飽含著淚水坐在電影院裡觀看電影《南京》，讓自己和孩子們在陣陣心悸中，走進那段從未曾知道的歷史；

今天，許許多多西方人，正站在一排排南京大屠殺的圖片前，傾聽海外華人揭露70年前的人間地獄——日軍佔領下的南京；

今天，許許多多西方人，在書店裡心甘情願地掏錢購買《拉貝日記》、張純如的《南京暴行》；

今天，一批當年留守南京的西方人士的日記、書信文件被公開；

今天，美國政府機構解密並出版了10萬多頁二戰期間日本罪行的文件……

同時，在這片土地上，真相和謊言、正義和罪惡的較量也從來沒有停止。

歷史從來就不曾消失，歷史從來就不該被遺忘。南京大屠殺，不僅僅是南京人的悲劇、中國人的悲劇，更是整個人類歷史的悲劇。

在70週年之際，南京大屠殺正在回歸它在世界歷史中應有的地位。

快報特派記者　鄭春平　於美國華盛頓特區

編者按

明天，2007年l2月13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30萬遇難同胞70週年祭日。

離這個黑色的祭念日還有幾天，快報特派記者鄭春平回來了，20天前，她帶著問號隻身飛往大洋彼岸的美國，歸來時，曾經的問號已拉直成了感歎號。

怎樣才能記住我們生活的城市曾經遭遇的驚天暴行，怎樣才能揭示七十年前那場人間悲劇的真相，怎樣才能告慰三十萬死不瞑目的冤魂、這一連串問號每天都在貼身緊逼著我們。

南京大屠殺是南京最刻骨最銘心的痛史，是曾經積貧積弱的中國近代史以來最屈辱最血腥的縮影，也是人類發展史上最沉重最黑暗的一頁。於是我們想到：能否穿越江東門的記憶，打開另一扇追尋歷史、揭示真相的天窗？

當我們用全新的視野重新審視七十年前發生在南京的那一幕慘絕人寰的悲劇時，我們發現在這個世界上還有許多人沒有忘記這場人類的浩劫。在大洋彼岸，還有許多人和失成山館長領銜的南京大屠殺研究團隊一樣，苦苦追尋著真相，並反覆向世人訴說著這一段歷史。

他們以還原真相為己責、以微弱的聲音不懈地努力對抗著一種有著強大財力支持、企圖否定大屠殺真相、掩蓋侵華日軍暴行的聲音，在為三十萬冤魂討還公道。他們希望遠隔重洋的我們能聽到他們的聲音，知道他們為誰而戰。

雖然他們的聲音還很微弱，經歷穿越大洋的衰減後更少為我們所聽到。正是他們的存在讓我們聽到了揭示南京大屠殺歷史真相的另一種聲音。在確認 京大屠殺遇難同胞超過30萬這個史實的基礎上，我們希望聽到對這一段歷史的研究和描述不同的聲音。正是多種聲音的存在，才使這段真相更加明晰而生動，開放而不是封閉的研究及表述環境是揭示真相的最優化選擇。

歷史有國界，研究歷史的科學斷無國界。揭示南京大屠殺真相不僅是中國人的責任，在當今世界上很多正義人士同樣也視為己任。從這個意義上說：真相無疆!

安全區全套檔案。  

檔案牆。

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編寫的《美國傳教士目擊的南京大屠殺》。

70年前的報道

　　1937年12月18日《紐約時報》頭版——

　　驚駭慘劇，世界初聞「南京大屠殺」

2007年11月26日早晨，繁華的紐約街頭，每個腳步都是那麼匆忙。很多人一手端著星巴克咖啡，一手夾著報紙。在每天的上班途中，咖啡和報紙是美國人必不可少的兩樣東西。露出的報頭往往是《THE　NEW　YORK　TIMES》(紐約時報)，這張世界級的百年大報，如今仍然以國際時事新聞的報道傳統優勢而活力依舊。

翻開26日當天的時報，面對五花八門的新聞，記者卻難以集中注意力，思緒總想溜回70年前，尋找這張報紙有關南京的影子——在美國，紐約時報也被稱作「檔案記錄報」，足可見它在時事報道上的客觀和權威——「我一定要找到南京大屠殺的那篇『檔案』！」

70年前老報紙再現歷史

在曼哈頓時代廣場，一座淺灰色的老式建築就是紐約時報相伴百年的總部大樓，逼仄的空間和隨處可見的舊報紙透出濃濃的歷史味道。再過一條街則是時報今年4月剛剛搬遷的新大樓，在一堆直插雲霄的摩天大樓中格外搶眼。然而，看著這座鋼筋水泥、全玻璃結構的純現代建築，「歷史」、「遙遠的南京」似乎一下子變得虛幻起來，我不免有些擔心：70年前的那些鉛字，真的還在嗎？

大廳接待部門的工作人員很熱情，當他們聽說記者遠道而來要找1937年有關南京大屠殺報道的老報紙時，拿出了一沓資料仔細查看後說：「儘管放心，可以在紐約公共 圖書館找到！」其中一位還專門為我抄下地址：「第五大道和西42街交界處，過幾個路口就到。」

紐約市立公共圖書館是全美最大的圖書館，濃縮著美國以及整個世界的歷史、文化、社會發展進程。在汗牛充棟的圖書和史料中，沒想到我順利地就找到了想要的那份「時報檔案」。

在100號房間裡，一排又一排鐵皮櫃擺放著密密麻麻的微縮膠卷，所有報紙的目錄都可以通過它們查到。打開其中一個抽屜，裡面一個盒子上寫著，「1863年，NEW　YORK　TIMES」。「居然140多年前的時報還在！」記者的心立即放下了，「70年前德丁在南京的目擊報道應該離我不遠了！」

「就是它！」當寫有「1937年12月份紐約時報」字樣的盒子終於闖進我的眼簾，我的心跳在加速。

一行又一行鉛字真切地在我眼前重現，時間彷彿凝固了，歷史就在耳邊發出它最為真實的聲音：

「南京馬路上屍首纍纍。有時要先移動屍體，汽車才能通行。」

「日軍佔領下關門後，對守備隊進行了大屠殺。中國兵屍體在砂袋間堆積如山，高達六英尺。到15日深夜，日軍還沒有清掃街頭，兩三天中，軍車來往頻繁，常常在人、狗、馬的屍體上碾轉而過。」

……

1937年12月18日的紐約時報約有38頁，而記者德丁發回的這篇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報道就刊登在頭版報頭下方的顯著位置。他顯然難以盡述在南京所見到的太多的非人場景，這篇報道的篇幅延續較長，因為頭版版面所限，接著又轉到了第10頁。這些文字雖然沒有配圖，但記者今天讀來腦海中卻不斷湧現令人驚駭的屠殺場景。

艱難發稿路

感謝德丁，是他記錄下了真實的歷史。然而文字猶在，作者卻已永別人間。「如果你早來幾年，或許還能見到德丁本人。」紐約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負責人陳憲中先生不無遺憾地告訴記者，德丁已在兩三年前去世，關於他寫就這篇報道的前後經過，聯合會和熱心的海外華人曾經對他做過訪問，留下了珍貴的文字和影像資料。

70年前，從美國休斯頓來到遙遠的中國，德丁為了獲得免費船票，在貨船上清洗甲板和膠輪。起初他是上海英文《大陸報》的編輯，後來供職《紐約時報》。

1937年8月底，關注日軍侵華戰爭的德丁來到當時的中國首都南京。1937年12月月13日起的兩三天時間內，德丁與留守的為數不多的外籍人士一起，成為南京大屠殺的直接見證人，他親眼目睹了侵華日軍在城內燒殺淫掠的滔天罪行。作為一名記者，迫切的使命感讓他急於想把這一事件報道出去。然而，當時的南京其實已經成為一座孤城，沒有水沒有電、沒有報紙也沒有廣播，一切可能的發稿渠道都被切斷。怎麼辦？趕緊去上海！12月14日，德丁開車趕回上海。然而，才到句容，那裡的日軍就把他擋了回來。當時的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拉貝在這一天的日記裡記下了德丁的遭遇：

「《紐約時報》記者德丁先生打算乘車去上海，這種想法值得稱道。但是我不相信他能順利通行，儘管如此，我還是托他帶一份電報到上海，電文如下：……。」

「我剛剛得到消息，德丁先生已經返回，上海之行沒有任何結果。遺憾！」　　

日軍攻陷南京後展開血腥屠城，一方面他們不願意消息外露，另一方面又不想看到外國人繼續留在南京。12月15日，德丁終於乘上了美國的瓦胡號炮艦離開南京去上海。17日一到上海後，他趕緊向美國國內拍發自己的新聞稿。12月18日，這篇報道便登上了《紐約時報》的頭版。

南京屠城引發「新聞大戰」

除了德丁外，當時留在南京並報道南京大屠殺的還有另外4名外國記者：《芝加哥每日新聞》的斯蒂爾、美聯社的麥克丹尼爾、路透社的史密斯和派拉蒙公司的門肯。

登上瓦胡號炮艦後，一場「新聞大戰」也就此展開。

德丁趕緊去找無線電發報員試圖發稿，卻被對方以「違反規定」為由拒絕了。老道的斯蒂爾則設法將南京大屠殺的消息以「日軍殺人盈萬」為題發回了美國，12月15日的《芝加哥每日新聞》刊登了他的報道，斯蒂爾也因此成為國際上報道南京大屠殺消息的第一位外國記者。同時，斯蒂爾還以《太陽報》和《每日郵報》特約記者的身份向兩報發出了消息。德丁則不得不在上岸後的第一時間內發回自己的報道。多年後，德丁在談到這次的「新聞競爭」時說，「我年輕，又是新手，斯蒂爾是老手，所以搶在我前面發出獨家新聞。」

不過，有學者後來考證認為，在相關的報道中首次完整、直接提出「南京大屠殺」的，則是德丁刊發在《紐約時報》上的報道。此後，德丁等外國記者又繼續發出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後續報道，在「日本侵略戰爭」、「屠殺平民」、「南京集體大屠殺」等提法上更趨一致。到了1938年，一些雜誌也加入到了南京大屠殺題材的報道中。

這次在紐約，美籍華人魯照寧向快報記者提供了他所收藏的美國《LIFE》(生活)雜誌(1938年5月16日出版)，這期雜誌首次在世界範圍內最早以圖片形式報道了南京大屠殺，所中採用的10幅圖片均來自當年留守南京的約翰.麥吉牧師拍攝的影片……

他們是記者，也是證人

只是記者們沒有想到，他們出生入死報道的真相，卻在半個多世紀後被一部分日本人指責為「謊言」、「虛構」。

1990年，日本右翼分子、暢銷書《日本可以說不》作者的石原慎太郎，在接受《花花公子》採訪時說：「人們說日本人在南京搞了一次大屠殺，那不是真的。它是中國人編造的故事，全是謊言」。他還說，「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南京大屠殺一干人犯之前，世界從不知道南京大屠殺這回事。在屠殺發生時，日本的戰地記者和西方記者都沒有任何報道；《紐約時報》記者德丁就沒有目睹屠殺；聖公會牧師約翰·馬吉也僅僅看到一人被殺……」

面對這樣的污蔑，眾多已是滿頭華髮的見證者們挺身而出，仗義執言。在一次由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等海外華人社團舉行的新聞說明會上，退休後居住在聖地亞哥的德丁特地趕來並在會上發表聲明，駁斥日本傳媒對南京大屠殺的報道的歪曲；約翰.馬吉牧師已經故去，他的兒子戴維.馬吉不但在會上宣讀了他父親當年從南京寄來的家信，並展示了他父親用來拍攝日軍暴行的照相機……

在這次赴美採訪中，記者看到，紐約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前任主席邵子平還保存著這次鬥爭的資料，以及自己和德丁、戴維.馬吉等人的合影，邵子平先生把這些珍貴的史料無私地提供給了我。他說，南京大屠殺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國際性的事件，整個國際社會一開始就聽到了它的聲音。面對日本右翼分子，這一聲音在任何時候都足以振聾發聵。

歷史，靜靜躺在這裡

　　美國國家檔案館鐵證如山——

　　南京大屠殺史料日漸「升溫」

1938年1月17日，廣田弘毅電報：

「幾天前回到上海以後，我調查了關於日本軍隊在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暴行的報道，據可靠的目擊者的直接計算及可信度極高的一些人的信函，可以提供充分的證明：日軍的所作所為使我們聯想到阿提拉及其匈奴人的施暴形式。不少於30萬的中國平民遭殺戮，很多是極其殘暴血腥的屠殺。搶劫、強姦、包括強姦年幼的兒童，對市民無情的殘暴，這些內容持續地從各地報道出來，而這些地方的仇恨和殺戮僅僅在幾星期之前才停止。日本軍隊在別處的這些暴行，令這裡(上海)(良心)較好類型的日本人感到莫大羞恥，這種羞恥感更因為本地日本軍人的系列瘋狂行為而加強。今天的《華北日報新聞》報道了一個特別令人厭惡的事例：一個醉酒的日本士兵，因為找不到想要的婦女，開槍打死了3名超過60歲的婦女，打傷了另外幾個手無寸鐵的市民。」

上述這段文字是以日本外相廣田弘毅的名義，從東京發給日本駐美國大使館的一份密電，這封密電被美國情報中心截獲並解密，被國際社會公認為這是目前搜集到的最重要的日軍在南京屠殺居民30萬人的鐵證之一。

這封密電如今保存在美國國家檔案館，這裡藏有大量日本戰爭罪行的史料，是全世界研究 二戰及南京大屠殺歷史研究的學者首要和必到之處。　

11月21日，快報記者走進了這座飽含著無數「秘密」的大樓。

鐵證如山

美國國家檔案館總部位於首都華盛頓特區的市中心，這座古色古香的建築基本只留有些家譜、族譜，供前來「尋根」的人們查詢。規模龐大的新館位於首都東北部的馬裡蘭，每天從市區的總部有免費的班車開往新館。

在經過嚴格的安檢後，記者上樓見到了事先預約的研究員艾瑞克(Eric Van　Slander)。儘管第二天就是「感恩節」，很多美國人都已歸心似箭準備享受假期，但艾瑞克卻熱情地安慰記者「不必著急，安心查詢」。不過，當記者遞給他一長串要找的內容時，他卻露出一絲難色——不為別的，而是因為有關南京大屠殺的館藏資料實在太多了！光是找到這些目錄，就要花費很長的時間。艾瑞克略作思考，然後果斷地對記者說：「跟我來！」

原來，通常情況下記者應該提供好準確的檔案編號與存放位置，再由專門的檔案管理員到存放庫提取。而艾瑞克為了方便記者查詢，直接將記者領進了檔案存放庫！裝有智能識別系統的大門緩緩敞開，眼前的一切在記者看來簡直有些不可思議：在這個足有兩三千平方米的倉庫內，一排排一人多高的鐵架分列兩旁，中間留出一個窄窄的走道；每個鐵架上面又隔出了好多行，每一行都密密麻麻放滿了一隻隻「盒子」。顯然，每個盒子內無疑都是一段曾經發生的歷史。

「像這樣的倉庫我們有35個。」艾瑞克一邊介紹，一邊仔細查看著每一列檔案旁標注的內容提示。二戰結束後，美國對二戰期間德國納粹和日本戰爭罪行進行了大規模的收集研究，並分門別類保存在國家檔案館。

突然間，艾瑞克在標有「RG238」字樣的鐵架旁停住了腳步，「就是這裡了！」順著他的手勢，記者看到從這列開始的一連串鐵架上都貼有同樣的標注「NATIONAL ARCHIVES COLLECTION OF WORLD WAR Ⅱ WAR CRIMES RECORDS」(國家檔案館二戰戰爭罪行記錄檔案)。「關於中日戰爭和南京大屠殺的相關檔案主要就存放在這裡。」然而，每一列鐵架上的盒子還有幾千個，這麼多列，查詢起某一個具體檔案的難度可想而知。好在艾瑞克不愧是一個經驗豐富的研究員，他根據記者提供的一些關鍵詞和日期，很快找到了一系列相關的檔案！　

梅洳傲的中英文簽名最搶眼

在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資料中，藏有大量的軍事和外交報告，其中有不少是美國截獲並破譯的日本外交部信息(前文所提的廣田弘毅密電就是一例)，僅這部分的電文就達一萬多頁！另外還有當時留在南京的美國人給國內親戚朋友的來信，戰略服務處的記錄和抄本，審問戰俘的筆錄以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全套審判資料等。

經過沙裡淘金般的尋找，記者查到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全套審判資料。當印有10個國家的大法官親筆簽名(印度法官簽名空缺)、表示將「秉公執法」的聲明呈現在眼前時，61年前那段跨越國際的正義與罪惡的較量一下子跳出了一隻隻「盒子」，生動地一一再現。在這張已經發黃的「聲明」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中國大法官梅洳傲的簽名。他用的是中英文兩個名字，「梅洳傲」三個方塊字在一串英文字母中尤為顯眼。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設立於東京，由美國、蘇聯、英國、法國、荷蘭、中國、澳洲、紐西蘭、加拿大、印度、和菲律賓等11個勝利的同盟國共同任命法官。審判於1946年5月3日開始進行，1948年11月12日結束，歷時兩年半。這次審判共開庭818次，出庭證人達419名，書面證人779名，受理證據在4300件以上，判決書長達1213頁。判決書對日本帝國主義策劃、準備和發動對中國和亞洲、太平洋戰爭的罪行進行了揭露，並宣判25名被告有罪。在審判過程中，每一位證人、每一件證據都成為歷史的永久見證。但遺憾的是時間所限，記者無法把它一一看完。

截獲「廣田電報」

當記者想進一步查找廣田弘毅的電報時，艾瑞克拿出一張紙要記者寫中文給他看。記者才寫下「廣田」兩個字，他就連聲說「明白了」。並不懂中文的艾瑞克，對「廣田」、「東條英機」等中文字眼卻非常熟悉，可見在國檔館的資料中，與此相關的檔案何其之多，又何等重要！

「廣田電報」在1938年1月17日被美國截獲後，破譯並譯成了英文。1994年9月解密後，在美國國家檔案館公開並在學術界引發轟動。

這份電報起初被部分學者認為陳述的是廣田弘毅本人的觀點。不過，1998年美國華裔學者、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楊大慶在考證後發現，「廣田電報」中所描述的直接見證人應該是《曼徹斯特衛報》特約記者田伯烈，而電文的內容則是他所寫的一則消息，當時應該是電文中的背景材料。當然，且不論其中的見證人究竟是廣田本人抑或田伯烈，由廣田簽發的這份電報其內容本身，已經構成重要史料的一部分。當時作為日本外相的廣田弘毅，將田伯烈的這份「特別消息」報道，親自簽發至日本駐歐美各使領館，說明日軍在南京及其附近地區的暴行，日本政府當時已完全知曉。

面對這樣的真相，當今的日本右翼勢力很難從根本上推翻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史實。

南京大屠殺史料從沉睡中甦醒

在浩如煙海的史料中，究竟還蘊藏著多少歷史真相？上世紀90年代中期，20多歲的美籍華裔女作家張純如來到了美國國家檔案館查詢南京大屠殺史料。資深的檔案研究員約翰.泰勒(John Talora)對她說：「你是第一個系統研究這批資料的人。」

十多年過去，物是人非，曾經的合作夥伴與好友已是陰陽相隔。張純如用一把手槍結束了自己如花的生命。而約翰.泰勒也已80多歲高齡，平常已經很少來檔案館，最多的時候一周來兩次。本以為當天的採訪無緣相見，不料艾瑞克卻告知意外之喜：「約翰.泰勒今天就在館裡！」

這真是一位可敬可佩的老人！雖然滿頭白髮、步履蹣跚，卻依舊記憶清晰、思維敏捷，並保持著旺盛的工作精力，在他的辦公桌上，堆放著繁雜的研究資料，彷彿他的生命無法與心愛的檔案研究割捨。

從1945年開始，約翰.泰勒已經在美國國家檔案館工作了62年！是一致公認的「國寶級」人物，幾乎每一類檔案的保管、使用和研究都在他腦中儲存著；幾乎世界上所有重要的歷史學家他能說出名字。也正是從近20年來開始，約翰.泰勒明顯感覺到了館藏南京大屠殺檔案受到越來越高的關注度。「從張純如開始，這種關注度是來自全世界的。」除了美國，還有來自其他西方國家的、中國的、日本的學者，都曾經陸陸續續來過這裡查詢和研究這批檔案。

就在去年，美國國家檔案館還留下了兩位來自南京的年輕學者張生、楊夏鳴的身影。從去年的9月20日到10月22日，他們在這裡差不多「泡」了一個月，天天與枯燥的檔案為伴，收穫了大量有關南京大屠殺的鐵證，帶回國的檔案、史料足足拷貝了5個G容量。

在記者赴美前，楊夏鳴教授給予了無私的幫助，同時他還特別委託代問約翰.泰勒好。當記者向老人轉達他的問候時，泰勒非常高興，「我很記得這兩位中國來的勤奮的年輕人！」

快報特派記者 鄭春平

日本軍醫日記。  

華裔學者楊大慶。

再添新證：

南京大屠殺是有預謀、有計畫、有組織的——

華裔學者發現日本軍醫日記

1937年11月29日，常州。日本軍醫保阪晃的日記：

「我們出發前去掃蕩常州的敵人。中午時分，我們的隊伍開進常州城。我們接到命令，要求我們殺掉常州城裡的居民。大約80名手無寸鐵的平民，不分男女老幼，被趕到一塊兒，黃昏時分統統被我們開槍打死。我希望我這一輩子再也不要看到這樣的慘景。即將被殺死的這些人簇擁在一起，都在祈禱、哭喊並哀求饒命。對如此淒慘的場面，我簡直都沒有勇氣看下去。很快，重機槍就開火了，人們都紛紛發出慘叫聲，栽倒在地上。即使我已經有了魔鬼的心腸，我也覺得慘不忍睹。戰爭真是太悲慘了！ 」

在美國國家檔案館，快報記者在眾多的史料中有幸與這本日記的原版「相遇」。

說到這本日記，不得不提到兩件事：一是最先發現它的人：華裔學者、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楊大慶。另一個是官方機構：美國納粹戰爭罪行和日本帝國政府檔案機構間工作小組(簡稱IWG)。作為IWG的一名學術顧問，楊大慶教授的這一發現也引起了IWG的高度關注。如今，這本日記已經登上了該機構日前推出的《研究日本戰爭罪行檔案》一書的封面。

軍醫日記是屠城新證

楊大慶，生於南京，畢業於南京大學歷史系。後來在哈佛大學拿到歷史學博士學位，現為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歷史與國際事務系的日本史專家、教授。

楊大慶教授在研究中對南京大屠殺的史料非常關注，也似乎格外敏感。儘管他表示這與自己的研究方向和興趣有關，但記者卻寧願相信自己的感覺——這與他骨子裡的南京情結也不無關係。他的敏感在這本軍醫日記上得到了充分體現。「剛開始發現這本軍醫日記時，IWG的其他研究人員並沒有表現出多少重視，但在我看來，這本日記卻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從內容來看，這本日記雖然沒有直接描寫南京大屠殺，卻間接證明了一個事實：南京大屠殺絕不是日本右翼人士聲稱的那樣是孤立的或偶然的事件，而是侵華日軍對中國平民進行有預謀、有計畫、有組織屠殺的一部分！

在他的辦公室裡，楊大慶向記者提供了一份這本日記的複印件。

快報記者「邂逅」日記原件

次日，當記者在美國國家檔案館找到這本日記的原件時，立即有了完全不同的更加直觀的感受：這是一本黑色皮面的日記本，保存得非常完整，紙張雖然略有些泛黃，但上面的字跡仍然清楚可辨。值得一提的是，這本日記外面還有一個牛皮紙做的信封，上面寫著收信人的地址和姓名：「東京都××日比谷××聯合軍總司令部法務部長××××大佐殿」。顯然，這本日記曾經被郵寄過。

「戰爭結束後，日記的主人保阪晃回到了日本。從這個信封來看，他要向駐日盟軍告發日軍在中國戰場上的罪行。」楊大慶解釋說，1945年底，保阪晃將這本日記掛號郵寄給當時的駐日盟軍最高司令部下屬的法律事務部負責人阿爾瓦.卡彭特。「這充分說明他還是有良知的！」後來，卡彭特曾被派到中國專門收集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證據，但不知何故，這本日記並未在東京審判中出現，而是隨同其他檔案一起被美國政府保存。

翻開這本日記，記者發現裡面有關常州屠殺的那頁內容明顯有被撕過的痕跡，如今保存下來的是經過粘貼的。「這很可能是因為日記的主人意識到了這部分內容的敏感性，為了引起不必要的麻煩，他曾經把這頁日記撕下來並藏到了一個保險的地方。在準備郵寄的時候，他又將其取出，在另一張紙上工工整整地抄寫了一遍，然後又將其貼到了日記本裡。」可見，保阪晃為了這本日記可謂用心良苦。

美國IWG解密大量日本罪行文件

經過對其重要性的研究考證，IWG也認識到了這本日記的「特殊意義」，並將其選作《研究日本戰爭罪行檔案》一書的封面。而這本書裡的開篇之作，便是楊大慶所著有關日本二戰罪行的研究成果。

在美國國家檔案館，研究員艾瑞克欣然將這本書贈送給了記者。對美國而言，這本書的出版並不僅僅意味著在學術領域又多了一部專著，而是意味著對二戰日本罪行的重新認識和觀念轉變。

據楊大慶介紹，1999年1月柯林頓政府成立IWG機構，其職責是尋找美國目前持有的與納粹德國罪行有關的檔案，對其進行識別、編製目錄並提出是否解密的建議。該機構由美國國家檔案館牽頭，下屬成員分別來自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國防部、國務院、司法部、國家檔案館等政府機構。同時，參與其中的還有不少像楊大慶這樣的學術顧問，主要來自各所大學。

然而，IWG起初的研究對像只針對納粹德國，並不包括日本。後來之所以將日本也納入研究範圍，緣自美國國內的多種呼聲。例如，美國西海岸眾多的華裔人士一直在關注二戰期間日本戰爭犯罪問題；1997年美籍華裔女作家張純如用英文寫作的《南京暴行——被遺忘的二戰大屠殺》一書反響強烈。再如，在美韓裔人士對 慰安婦的問題也非常關心。再加上一些曾經在太平洋戰場當過日軍戰俘的美國退伍軍人的呼籲，美國政界也逐步改變了態度，將二戰期間的日本也納入研究範圍。

到目前為止，IWG已經解密了10萬頁有關二戰期間日本戰爭罪行的文件，涉及日軍731部隊在中國東北準備細菌戰、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殺慘案等種種細節。

正義與罪惡，這較量不休不止

11月24日，紐約街頭陽光和煦。記者在法拉盛地區見到了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負責人陳憲中先生。一頭及肩的白髮，一身米黃色的中裝，滿身「中國味」的陳先生讓記者略略有些驚訝，要不是一口流利的英語，很難想像1962年他就來到了美國。

在南京大屠殺70週年之際，聯合會將舉行一系列紀念受難同胞的活動，陳先生也因此而格外忙碌。見面後我們無暇做更多的寒暄，記者直接上了他的車，隨同他一起去當地一所華僑學校，「下個月我們想在那裡舉辦一個南京大屠殺的史料展！」

這所華僑學校位於紐約中國城，主要向華人的孩子教授中文，共有2000多名師生。校長黃炯常也是一位頭髮花白的華人，他在看了陳憲中先生帶去的展板、展具後，對在校內舉辦這樣的史料展頗為支持，定下12月8日、9日連展兩天，並表示將專門安排老師帶領學生們參觀。

事情落實得很順利，離開學校後，陳先生將展具熟練地整理好，一一放回汽車後備箱。看著頭髮白盡、已是爺爺輩的陳先生依舊在為南京大屠殺這段歷史而奔波，記者心中突然生出一股酸酸的感覺。他或許意識到了這一點，對記者淡淡一笑：「我們人手少，不做不行……」

在後來的採訪中，記者對這句話有了更深的理解。在遙遠的缺乏「氣氛」與「環境」的大洋彼岸，要想讓國際社會瞭解有關「南京大屠殺」的真相，是一件多麼不容易的事！而之所以「不做不行」，是因為他們需要面對的，既有時間對歷史的消磨殆盡，更有來自日本右翼囂張的歪曲和否認。

儘管鐵證如山，但幾十年來，正義和罪惡的較量從來沒有停止，直到今天仍在繼續。

「大屠殺虛構論」叫囂學術界

在美國採訪期間，華裔學者楊大慶送給記者一本書，書名是《南京大屠殺：違背真相的虛構》。這本英文書的作者是日本的一位歷史教授東中野修道，書中用了大量的所謂的「史實」，說明南京大屠殺只是中國人的虛構。據報道，日本右翼製片商今年初已準備以此書為基礎拍攝一部電影，以反擊電影《南京》中所揭露的南京大屠殺真相，意圖「糾正歷史和視聽」，揚言要「導正歷史記載」。

「你看看吧，爭論始終沒有結束，日本右翼對南京大屠殺的否定也始終沒有結束，」楊大慶說。

記者注意到，這本書的日文版印刷於1998年，而英文版軟封面和硬封面分別印刷於2005年、2006年。在楊大慶辦公室的一個角落裡，一摞堆放了好幾本英文硬封面版。「這本書的英文版是日本右翼企業家花錢印刷的，而且免費送給美國各大高校的專家學者，向他們闡述所謂的『南京大屠殺虛構論』。」　看著手中的書，聽著楊大慶的介紹，記者禁不住又憤懣又驚心：日本右翼勢力篡改歷史的行徑實在太卑劣，但他們在國際社會的「活躍」與「手腕」著實讓所有維護正義和真理的人不得不防！

「不過，這樣做的目的往往適得其反。」楊大慶說，西方學者無論是對歷史抑或其他學術研究，面對懷疑通常會採取親自求證的方式，而不願盲從他人的結論。所以，日本右翼這種急於漂白自己的行為，反而招來了很多美國學者的反感，「很多人只是隨手翻了翻這本書就丟在一邊了，還有些同事知道我是做這方面研究的，乾脆就給了我……」

其實，在東中野修道之前，日本的田中正明在1984年就出版過《南京大屠殺的虛構》一書；日本保守的自民黨領導人石原慎太郎於1990年出版了一本名為《日本可以說不》的「暢銷書」……在國際社會中，發行出版物是日本右翼歪曲和否認南京大屠殺真相的慣用行徑。

華人社團用鐵證斥謊言

一直以來，為了駁斥這些謊言，美國的海外華人團體舉行過多場集會、座談會和新聞發佈會，運用各種無可辯駁的史料、邀請眾多見證者本人及其後人到場作證，將真相傳遞給世界。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美國各地就陸續成立了多個研究日本侵華歷史的民間組織，目前這類組織的總數粗略統計已達30多個。其中，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世界抗戰史實維護會(在多個國家設有40多個分會)等比較活躍。邵子平、陳憲中、李培德、丁元、李競芬等一批海外華人社會活動家，多年如一日，為揭露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真相而奔走呼籲。海外赤子們的努力，與中國國內社會各界對日本右翼的駁斥匯成一股強大的洪流，給日本右翼以強有力的反擊！

這次在紐約採訪的時候，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的陳憲中先生贈送給記者一套珍貴的歷史資料：《日本人怎能對真相說不？》。在沉甸甸的盒子裡，包括一沓印刷資料，收錄的主要內容是當時留守南京的美國傳教士馬吉和費奇等人發回美國給家人的信，信中描述了當時人間地獄般的南京。其次是三盤錄影帶，收錄了近年來海外華人多方尋訪徵集來的有關南京大屠殺的人證、物證，包括「馬吉的證言」、「以天皇的名義」，以及香港製作的電影「黑太陽：南京大屠殺」。特別是「馬吉的證言」，將1937年約翰·馬吉牧師在南京拍攝下來的影片，與對他的兒子戴維.馬吉的採訪穿插在一起，「人證」與「物證」，圖像與聲音，鑄成南京大屠殺不容抹殺的鐵證！

陳憲中告訴記者，這些影像資料製作完成後，多次在美國各地放映，引起了較大的反響。它們也一直是國際社會有關南京大屠殺研究不可多得的核心資料，得到了非常廣泛的引用。

「慰安婦議案」高票通過

在今年的美國「慰安婦議案」問題上，正義與罪惡的較量進入「酣戰」階段，右翼勢力的瘋狂和手段也可謂登峰造極。正是由於美國和加拿大等地華人團體的推動，以及國際社會正義力量的支持，使得議案得以高票通過。

今年6月14日，美國「慰安婦議案」表決日期敲定不到兩天，日本右翼團體隨即在《華盛頓郵報》花錢刊登廣告否認「慰安婦」事實。他們本以為這樣就可以顛倒黑白、混淆視聽，卻不料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這則欲蓋彌彰的廣告激起了上至美國副總統切尼，下至普通美國民眾的強烈反感，並促使更多的國會眾議員支持譴責「慰安婦」問題的議案。6月26日，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以39票贊成、2票反對的壓倒性多數通過了一項有關譴責日本在二戰期間強征亞洲其他國家婦女充當日軍「慰安婦」的決議案。要求日本政府以正式、明確的方式承認「慰安婦」問題，進行道歉，並承擔相應的歷史責任。

對這則議案背後的「較量」，美籍華人女作家張純如的母親張盈盈教授向快報記者和盤托出。張純如去世後，兩位老人強忍悲痛，決定「要為女兒做些什麼」，遂也加入了揭露日本侵華戰爭以及南京大屠殺歷史真相的各種社會活動中。美國「慰安婦議案」表決前，華人社會團體在各地廣泛尋求議員和民眾的支持。或許正是看到了這種種「威脅」，急不可耐的日本右翼在報紙上登出了通篇謊言和無恥言論的廣告。「美國的報紙廣告是非常昂貴的，特別是像《華盛頓郵報》這樣的大報。」張盈盈教授說，「可見日本右翼為了否認真相不惜投入巨資。但他們萬萬沒想到，結果卻事與願違，這種愚蠢的行為反而加速了慰安婦議案的通過！」

一次「街頭爭論」的背後

當然，「慰安婦議案」背後的較量絕不會是最激烈的一次，更不會是最後一次。海外華人社團們絲毫沒有懈怠，而是以更加激進的態度組織著各種形式的弘揚正義活動。今年是南京大屠殺70週年，他們在美國多個地區舉行廣場集會、史料展覽、錄像帶放映、網上祭悼等紀念受難同胞的活動。陳憲中先生告訴記者，從南京大屠殺50週年開始，每年的12月份，紐約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都會舉行紀念活動。他說，「越是在海外，越感覺到要做下去！」後來他告訴記者，「還有太多的西方人，根本不知道人類歷史上曾經發生過如此悲慘的南京大屠殺。」

這種情況，記者11月24日便親身感受了一回。當天在紐約法拉盛地區，紐約「南京大屠殺」70週年紀念基金會在街頭舉辦南京大屠殺史料展。牽頭的是任軍、黃凱寧等30多位中國 留學生。現場展示的圖片震憾了無數過往的人士。

忽然，觀眾當中一位美國女士大聲發話，「你們需要這樣展覽嗎？」她用探討卻帶有質疑的語氣詢問展覽人員，「我覺得這些都是在戰爭中發生的。只要是戰爭，通常都會有這樣的事情，難以避免……」原來，她認為70年前的南京大屠殺只是「中日交戰」中無法迴避的「軍事行動」，不該在今天再「舊事重提」。

「不！不是這樣。」立即，任軍和他的夥伴們上前耐心地作著介紹，「準確地說，應該是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是『入侵』，而不是『進入』！這也不單純是所謂的『軍事行動』，其中死難者中絕大多數是平民……」

聽著聽著，這位美國女士的表情明顯發生了變化，她不停地點頭，「原來是這樣，我們應該對這段歷史有更多的瞭解，你們做得非常有意義……」接著她又詢問，「那你們現在的態度是？」

「只是正義，道歉！」這時，一位頭髮花白的華人在一旁大聲堅定地回答。「直到現在，日本政府還沒有就此正式道歉，還有一些勢力在否認南京大屠殺的真相，這是我們決不能容忍的！」

「真是這樣嗎？」美國女士的手伸了過來，「我支持你們！」　……

這段短暫的街頭爭論，讓記者感受到了「澄清真相」四個字是多麼不容易，卻又是多麼迫切！

日本進步人士呼籲政府道歉

在採訪過程中，不少受訪者在怒斥日本右翼的同時，幾乎也都提出，日本也有一部分進步人士，他們勇於面對歷史，堅持真相，例如日本著名歷史學家、前早稻田大學教授洞富雄就是一位代表，他發表了不少著作和文章批判「南京大屠殺虛構論」。他說：「作為一個日本人，無論誰都不可能對自己所犯下的深重罪孽無動於衷……身為歷史學家而寫下有關南京大屠殺暴行的史書，則是我的責任。」

在美國檔案館採訪的時候，記者也偶遇了兩位日本有識之士：京都大學教授政池明和他的夫人三千代女士。從政池明先生給記者的名片上看，目前他在一個學術研究機構JSPS的華盛頓辦公室工作。當夫妻二人知道記者來自中國南京，並想瞭解他們對南京大屠殺的看法時，他們絲毫沒有迴避，而是真誠地談起了自己的觀點。政池明先生到過中國的北京、上海和延安，沒有到過南京，但他知道有個「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政池明說，他的父親就是「反戰」的。「盧溝橋事變發生後，我的父親批評了政府的做法。當時他在一所大學任教，但卻因此被迫辭職。」當時還年輕的政池明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一直不知道有「南京大屠殺」這回事，「後來直到1945年從報紙上看到東京審判的新聞，才開始有了些瞭解……」對橫亙在中日關係上的這一歷史遺留問題，政池明一再遺憾地向記者表示：「像我一樣，很多日本人認為政府應該向中國人民正式道歉，但政府始終沒有這樣做，這是很多日本人不願意看到的！」 快報特派記者 鄭春平

公佈拉貝日記(圖片由邵子平提供)。  

親歷者講述發現《拉貝日記》背後的故事——

　　拉貝讓「南京大屠殺」重回國際主流社會

南京市小粉橋，在一個鬧中取靜的院落內，安放著它的主人德國人約翰.拉貝的塑像。這位當年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主席，被難民們尊稱為「活菩薩」，而後更被學術界和國際社會尊稱為「中國的辛德勒」。他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期間寫下的日記，在眾多的南京大屠殺鐵證中，是極其重要的第三方物證。如今，《拉貝日記》已被譯成中、英、日等多國文字，在世界範圍內出版。

《拉貝日記》寫於南京，而《拉貝日記》的發現卻在海外，拉貝的「復活」亦在海外。正是因為這本日記的重見天日，使得南京大屠殺歷史事件重新回到國際社會的視線，成為二戰歷史中不容忽視的重要部分！

如今，與「拉貝日記」緊緊連在一起的，有兩位華裔人士的名字：張純如、邵子平。他們發現拉貝日記的故事已為人所熟知，但「發現」背後的內幕卻鮮有披露。日前，邵子平打開記憶閘門，向快報記者娓娓道來……

「拉貝日記」這樣被發現

邵子平，美國華裔社會活動家，曾在紐約為聯合國工作，紀念南京大屠殺死難同胞聯合會前任主席。1995年2月20日，他收到了美籍華裔女作家張純如寄來的一封信，說自己很快將來到紐約收集南京大屠殺的史料，希望得到他的幫助。「在這之前我已經從西海岸一個朋友哪裡知道，有個年輕的女孩有興趣做這方面的研究，並想用寫一部南京大屠殺題材的書。我們聯合會的幾位同仁年紀都大了，有新生力量加入當然是好事！我立即給她回復，歡迎她到來。」隨後，張純如在紐約的兩三周時間內，一直住在邵子平的家裡，邵子平還把自己的車借給她使用，每天開車去兩個多小時車程之外的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查詢資料。

在日常的相處中，討論南京大屠殺問題是他們的重要話題，張純如也不時地將自己在史料徵集中的收穫告訴邵子平。從上世紀80年代起，邵子平和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的同仁們就開始展開了相關史料收集工作。或許是因為曾經留學德國的緣故，邵子平對德國方面的史料尤為關注。「那時我已經從美國已經發現的史料中知道了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拉貝，他是一個德國人。我也一直在想辦法尋找他和他的後人，為此還專門去了一趟德國，但因為此行比較匆忙，沒有什麼收穫。」

在一次交流中，邵子平向張純如提起了拉貝，「我對她說，這個人很值得研究，你也可以試試找找看。」張純如是個非常認真、嚴謹的人，她在耶魯神學院圖書館的史料中仔細查找，果然也發現了有關約翰.拉貝的記載，但遺憾的是不夠全面、系統。憑著自己的敏感，她覺得這的確是一個非常關鍵的人物，於是想方設法展開了尋找拉貝的工作。

「她很執著，也很有辦法。」邵子平說，張純如通過各種渠道發出去很多封信，結果功夫不負有心人，其中一封信得到了德國方面的回應，並由此終於聯繫上了生活在柏林的拉貝的外孫女萊因哈特女士。

「當她告訴我說找到了拉貝後，我特別驚喜，並問她找到了哪些資料。張純如說萊因哈特給她寄來了一些資料，但自己不懂德文，不太好判斷它們的價值。」隨後，張純如將這些資料又寄給了懂德文的邵子平。

在寄來的信件中，有一份資料是拉貝本人寫的有關回國後被特務機關扣押的經歷，信裡有一句話，「關於這件事情的細節，請看我的日記……」「原來他還有一本日記啊！」這個發現讓邵子平激動不已，趕緊打電話問張純如，但張純如表示萊因哈特並沒有把這本日記寄給她，「我繼續跟她聯繫找找看！」

從這時候開始，張純如和邵子平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追尋拉貝在信中所說的這本日記。

邵子平利用懂德文的優勢，與萊因哈特展開電話交流。對方表示拉貝的確留下了一本日記，「對於日記的內容，她起初不願意多談。我好不容易才請她多透露了一些情況，獲悉整本日記共有2000多頁，收藏在德國南部她的舅舅、拉貝的兒子家中。而日記裡究竟寫了些什麼，她只回答說自己也就看過一小部分，就不敢再往下看了……」

「後來，我再次請求她，能否看一下日記的起始日期。」

對此萊因哈特沒有拒絕：「從1937年9月開始，一直記到1938年4月。」

「這不正是南京大屠殺時期嗎！」

邵子平更加明白了這本日記的份量，也更加堅定了要找到這本日記的信心。

不過，拉貝家人對公佈日記的顧慮也是可以理解的。「第一個顧慮是拉貝當時的納粹身份，儘管在那個年代這情有可原；第二是因為二戰期間德國與日本是盟國，存在道義上的關係；第三是他的後人們顯然也知道這本日記的重要性，一旦公佈，必然是個轟動性的『炸彈』，他們對後果也難以準確預料。」

儘管存在種種障礙，邵子平和張純如卻沒有放棄，邵子平還「發動」在德國的一些頗有「身份」的朋友，親自登門請求萊因哈特站在歷史和未來的角度，將日記公開。萊因哈特後來同意將日記的一部分拷貝送給邵子平先做一些研究。拿到拷貝的邵子平立刻將它們送到美國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兩位分別研究民國史與日本史的學者手中，請他們評估這些日記的價值。「當這些學者看到這些日記後，無一不感到驚訝：從來沒有看到過這麼多的記載，它的重要性和角度非常特別，鼓勵我們繼續把它找出來！」

為了這個目標，邵子平繼續努力通過種種方法去做萊因哈特的思想工作。漸漸地，萊因哈特被打動了，特別是當她聽說如今日本有一部分右翼人士否認南京大屠殺這段歷史時，她再也坐不住了，隨即動身前往南部的舅舅家中，勸說他將日記公佈於眾。

世界傳媒爭相報道「拉貝」

1996年12月12日，在美國紐約洲際大飯店，紐約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花了600美元租了一個廳，專門為《拉貝日記》的公佈舉行新聞發佈會，吸引了各國主流媒體爭相採訪。會上，塵封了半個多世紀的《拉貝日記》引發轟動，各大媒體之間還為此展開了一場新聞大戰。《紐約時報》早早就與邵子平及聯合會談好了「條件」：「我們一定要獨家刊登這本日記！」後經過雙方「談判」，時報同意聯合會可以在日記見報的前一天舉行新聞發佈會，讓更多的媒體、更多國家的人士知道這本日記。

當天的發佈會上，萊因哈特當著世界各國媒體的面，公佈了祖父的日記——永久的歷史見證。「為了增加發佈會的新聞性和《拉貝日記》的可信度，我們特地將萊因哈特和她的丈夫從德國接到了紐約。」

在會上，當介紹《拉貝日記》坎坷的發現經過時，邵子平說，首先應該感謝張純如，如果沒有張純如，就不會這麼快找到萊因哈特，更不會知道拉貝還有一本日記傳世。也正是在這次發佈會上，世界媒體第一次知道了華裔女作家張純如正在寫一部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書，使得這本書尚未問世就引起了新聞界的關注。而因為《拉貝日記》的發現，張純如也推遲了書的出版——她要在書中好好寫一寫拉貝和他的日記！

「南京大屠殺」重回國際社會

萊因哈特所提供的拉貝日記足足有八冊，從1937年9月一直到1938年4月回到柏林為止，拉貝詳細記述了自己在擔任南京國際安全區主席期間，主持安全區難民保護工作的情況，更以一位侵華日軍大屠殺見證人的身份，記錄下了日軍泯滅人性的種種暴行。在他的日記中，詳細記錄的慘案有500多起。如此完整、系統的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記錄，在目前發現的史料中還沒有過。而作為一個日本盟國的德國公民所寫的私人日記，其真實性是不容置疑的。

邵子平在談到發現《拉貝日記》的重要意義時，則更多了一分感慨：「此前我們一直在做南京大屠殺史料的收集和發佈，但可惜一直都沒有引起足夠的反響。是《拉貝日記》，在二戰結束後這麼多年來，第一次將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這一幾乎被遺忘的歷史事件，重新推上了它應有的國際舞台。而它的發現和張純如《南京暴行》一書的出版，使得南京大屠殺以前所未有的關注度，進入西方主流社會的視線。」

快報特派記者 鄭春平

附：拉貝日記的部分內容

12月14日：開車經過市區，我們才曉得破壞的巨大程度。車子每經一二百米就會壓過屍首，那些都是平民的屍首。我檢查過，子彈是從背後射進去的，很可能是老百姓在逃跑時從後面被打死的。

12月16日：我開車到下關去勘查電廠，中山北路上都是屍首……城門前面，屍首堆得像小山一樣……到處都在殺人，有些就在國防部面前的軍營裡進行。機槍聲響個不停。

12月22日：在清理安全區時，我們發現有許多平民被射殺於水塘中，其中一個池塘裡就有30具屍體，大多數雙手被綁，有些人的頸上還綁著石塊。

12月24日：我到放屍首的地下室……一個老百姓眼珠都燒出來了……整個頭給燒焦了……日本兵把汽油倒在他頭上。

12月25日：日本人命令每一個難民都必須親自登記，而且要在10天內完成……20萬人！怎麼辦？整批年輕力壯的男人已經被拉了出去，他們的命運不是做奴工就是死亡。還有整批的年輕女子被拉出去，因為要成立一個很大的軍中妓院。

1938年1月1日：一個漂亮女子的母親向我奔過來，雙膝跪下，不斷哭泣著，哀求我幫她一個忙。當我走進一所房內，我看見一個日軍全身赤裸裸地趴在一個哭得聲嘶力竭的少女身上。我立即喝住那個下流無恥的日軍，並用任何能夠讓人明白的語言向他呼喝。他丟下一句「新年快樂」就逃走了。他逃走時，仍然是全身赤裸，手中只拿著一條褲子。

1月3日：這些城陷後放下武器的中國兵當中，恐怕有2000人被日本人刺殺，這是非常殘忍的，而且絕對違反國際法；在攻城的時候，大約2000平民被打死。

1月6日：克羅格看見漢中門邊的干渠裡大約有3000具屍首，都是被機槍掃射或是別的方法弄死的百姓。

……

(第三部分：人性)

　　耶魯大學存有整個「南京安全區」——

　　暗無天日的地獄，人性在這裡閃光

1937年12月19日，約翰.馬吉致美國家人的信：

「過去一個星期的恐怖是我從未經歷過的。我做夢也沒想到過日本兵是如此的野蠻。這是屠殺、強姦的一周。我想人類歷史上已有很長時間沒有發生過如此殘暴的事了……日本兵不僅屠殺他們能找到的所有俘虜，而且大量殺害了不同年齡的平民百姓。就像在野外獵殺兔子一樣，許多百姓在街上被日本兵隨意殺掉。從城南到下關，整個城市到處都是屍體……」

當黑色太陽將南京變成人間地獄，所有無辜的生命都在忍受煎熬的時候，卻有20多位外籍人士勇敢地留了下來。他們自發成立了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冒著生命危險救下了25萬南京人！在那段暗無天日的歲月裡，他們留下了大量的私人日記、書信、以及安全區公文和影像資料，成為南京大屠殺歷史真相的鐵證！

如今，這些歷史的見證都靜靜地躺在美國耶魯大學的特藏室內。面對它們，尋訪而來的記者感受更多的恰恰不是字裡行間究竟描述了些什麼，而是在這些文字背後，究竟透著怎樣的人性的力量！「我使雲彩蓋地的時候，必有虹現在雲彩中。」如果說，在這段史無前例的人類慘劇中還能找出一絲閃光的東西讓人不致於徹底絕望，那麼就在這裡了。

「我不能離開這裡」

南京淪陷前，各國大使館相繼給留守南京的本國人士發出緊急通知：迅速離開這裡！和那些逃難的平民相比，外籍人士們無疑有著更好的撤離機會。然而，他們當中卻有20多位留了下來。

「大使館發來了緊急通知要求我們離開，停在碼頭的美國船隻已經準備啟航，重要文件也都被打包上了美國汽車。然而，我不能離開這裡，就像水手不能離開他的船，男人和女人不能離開他們的孩子……」拒絕離開南京的明尼. 魏特琳在危難之際出任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代理院長，並在校內保護和救下了3000多名婦女、兒童。

時任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的拉貝在日記裡寫道：「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能離開嗎？我可以離開嗎？我不能！富人們跑了，剩下的全都是窮人，他們不知道要去哪裡，而且非常多。我決定我要幫助他們。如果說我一點都不害怕，我是在說謊……」

鼓樓 醫院的醫生威爾遜在給家人的信裡寫道：「如果美國人離開，醫院將會被迫關閉，我覺得我們不能離開，我們要抓住機會，盡力地提供幫助……」

在南京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成員主要來自德國和美國，包括約翰·拉貝、約翰·馬吉、貝德士、米爾斯等人。為了給難民區內的20多萬難民提供生活必需品，他們一次一次與日軍展開較量，駕著自己的私人汽車出城去尋找食品和藥物；為了防止難民不受日軍殺害，他們製作並懸掛起碩大的印有安全區標識的旗幟和自己本國的國旗。同時，他們還得不時地巡邏並接受求援——經常會有平民痛哭著跑來請求他們幫忙趕走正在強姦的日本兵……

耶魯藏檔裡的「南京安全區」　　　

然而，獸行即便面對正義也會肆無忌憚。費奇在日記中寫下了1937年12月11日的情況：「上午11時，……我與委員會兩位同事開車去會見他們，正好在安全區南面進口遇見一支(日軍)小分隊。他們未顯露敵意，儘管稍候片刻就槍殺了20個由於害怕他們而慌忙逃走的難民。」 也是這天，有上千名中國軍人進入安全區尋求幫助。安全區的委員們遵循國際慣例，勸說他們放下了武器，以期得到日方的寬待。但是，這些戰俘很快就被日軍分批殺害了。聽著機關鎗掃射聲傳來，安全區的委員們都驚呆了……

從這一天開始，瘋狂的燒殺淫掠開始了，安全區也失去了想像中的「安全」。曾經繁華美麗的城市始終瀰漫著死亡的氣息，留守的外籍人士們用他們的紙和筆，記錄下了每一個他們所親眼目睹或親身經歷的罪行……

12月18日，威爾遜醫生寫信給妻子：「今天是當代但丁煉獄的第六天，是用血腥和淫穢的大字寫成的。大批人被屠殺，成千上萬婦女被強姦。」19日，他又寫道：「窮人的食物都被搶光了，他們處於歇斯底里的驚恐之中。何時是盡頭？！」

12月21日，威爾遜醫生在信中寫道：「今天是一年中白晝最短的一天，但仍包含著這座人間煉獄的24個小時。……前天在小山坡上，一位已經懷孕六個半月的19歲少婦，抗拒兩個日本兵的強姦。她面部被砍了18刀，腿上也有幾處刀傷，腹部也有很深的一個刀口……」 信裡提到的這位孕婦就是李秀英。 一息尚存的她後被送進了鼓樓醫院。威爾遜全力以赴地救治，為她縫合的刀傷多達37處，但她腹中的孩子最終還是沒能保住。

40歲的貝德士強忍悲憤，逐日登記日軍暴行並寫信向日本大使館提出抗議：

12月15日，安全區衛生委員會第二區6名清道夫，在鼓樓住處被日本兵毫無理由的殺害。

12月15日夜，7名日本兵闖入金陵大學圖書館，突然撲向7名女難民，其中3名被姦污。

12月14日夜，日本兵闖入中國人住宅，強姦婦女並強行帶走婦女的事件不斷發生。由此產生大混亂。

12月14日正午，日本兵闖入鑭銀巷路中國人住宅，拉來4名少女強姦，兩小時後離去。

12月14日夜，11名日本兵闖入鑭銀巷路中國人住宅，強姦4名婦女。

12月15日，日本兵闖入漢口路中國人住宅，強姦1名少婦，並拉走3名婦女，其中兩人的丈夫追上日本兵，但都被槍殺

……

轉眼70年。在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記者看到了這批血證中的一部分，它們被圖書管理研究員瑪莎.史莫莉編進了《美國傳教士目擊的南京大屠殺1937-1938》一書，其中包括約翰.馬吉、貝德士、喬治.費奇等美國留守南京人士的書信、日記和部分圖片。瑪莎將這本書贈送給了記者，但她強調：「這只是整個史料中的一部分。」在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內，保存著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檔案全宗，也是目前為止最最珍貴的證明南京大屠殺歷史真相的第三國鐵證！近年來，隨著這批史料的研究挖掘，當年南京安全區的情況和南京大屠殺的史實越來越清晰地披露在人們眼前。

馬吉的證言

如今，安全區重要成員之一約翰.馬吉的兒子戴維.馬吉，就住在離紐約40分鐘車程的市郊，每當他從報紙上看到或聽到與「南京」哪怕是「中國」有關的事情，都會讓他立即想起父親，想起父親當年親歷過的那個南京。

1946年，馬吉牧師曾經在日本東京設立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為日軍南京大屠殺作證。南京大屠殺期間，約翰·馬吉牧師擔任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主席以及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委員。當時，他用一架16毫米的攝像機，記錄下了日軍瘋狂屠城的影片。在他的鏡頭下，南京城內一片斷垣殘壁，時而火光沖天；被蹂躪、姦淫後的婦女痛苦萬分, 被汽油燒焦的屍體堆滿街道……如今，馬吉拍攝下來的這段影片成為外籍人士唯一全面記錄南京大屠殺的影像資料。還拍下了南京大屠殺倖存者李秀英、夏淑琴等人當年的鏡頭，使得她們也都憑借這部影片，成為不容置疑的歷史見證人。1938年1月，這一影片的膠片由費奇冒著生命危險帶到上海，在美國租界內的柯達公司拷貝並沖洗了出來，隨後迅速被帶到了西方世界，向國際社會及時披露了南京大屠殺慘劇，當時有媒體評價片中日軍的行為「人神共怒」 ……

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經過邵子平等海外華人社會活動家的尋訪和協助，馬吉所拍攝的影片被製作成影片《馬吉的證言》，更多地出現在公眾面前。回憶起這段往事，邵子平對記者感慨說：「這段影像資料實在來之不易。馬吉牧師拍攝的錄影帶在國際社會引發的轟動可想而知，但日本右翼一直否認其真實性，並污蔑它是『鬼片』……當我們在追查這些影像資料下落並尋訪馬吉牧師後人的時候，日本的記者也在作著同樣的事情，所以這段查訪的過程簡直就像競賽。毫無疑問，馬吉牧師的後人更加相信我們，相信中國人。他的兒子戴維.馬吉從自家的地下儲藏室裡，經珍藏了多年的影片找出並轉增給了我們。並在家中接受採訪，講述父親和這段影片的往事……」

就在2005年，戴維.馬吉來到南京進行了又一次捐贈。這一次，他將父親曾經使用的這架16毫米攝像機捐贈給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快報特派記者 鄭春平

【採訪記】

　　「為了死去和活著的人，我們必須親自見證」

寫完這組報道時，窗外是沉沉的夜。

就在推開窗子想喘口氣時，我發現夜色中的這個城市真美，美到讓人怎麼也不會去聯想70年前的那個「人間地獄」。儘管，它是那麼真真切切地發生過，就在你我腳下！

我本來還想寫一篇長長的採訪記，把17天來太多的感受全都寫進去，經過這一念之後卻突然發現腦海中一片空白——不知該從何說起。遙望著閃爍的霓虹，一度陷入文字中的我立刻覺得回到了真實的世界。

人真的是善忘的動物！我不由得問自己：如果不是因為這次採訪，如果不是因為70週年，「南京大屠殺」在你記憶中出現的頻率有多高？

想到這裡，記憶復燃。那些令人不寒而慄的圖片和影像又開始在眼前晃來晃去——在這麼多天的採訪中，這些真實的歷史曾經讓我多次落淚，並不由自主地握緊過拳頭。也正因為這種感受，讓我徹底理解了張純如——為什麼會在寫作《南京暴行》的過程中「氣得發抖、失眠噩夢、體重減輕、頭髮掉落」。長達兩三年的調查、寫作，天天面對陰暗扭曲的人性，誰能承受？

國際大導演斯皮爾伯格在執導《辛德勒的名單》時說，「對於我來說這是一次全新的體驗，這次我感到重要的不是我的想像力，而是我的良心，突然間，我一慣用來逃避現實的攝像機直面現實，在拍攝中我哭了，我每天都流下了熱淚。」看到這段話時我曾經想，如果讓斯皮爾伯格拍攝一部南京大屠殺影片，面對比納粹集中營更為慘無人道的日軍佔領下的南京，又會怎樣？他的承受能力又有多強？　　　　

一陣夜的清風拂過。探尋曾經發生的真相，本意並不是要揭開歷史的傷疤，加深它的痛楚，更不是為了加深它的仇恨。只是為了讓真相能夠以它應有的尊嚴而存在，並且因為這種存在，而讓逝去的靈魂得到安慰，讓倖存的生者得到警醒，讓不曾經歷的人有所瞭解。正在美國各地熱映的電影《南京》中，當時留守南京的外籍人士有這樣一段獨白：「痛恨日本人嗎？不，我只是痛恨邪惡的力量。為災難中的中國百姓扼腕。如果我是一個日本國民的話，我會對中國老百姓說，絕不讓悲劇再次上演！」

然而，儘管時間的年輪已經擴出去70個圈，但位於中心點的南京大屠殺事件，卻始終是「中日關係」這個半徑在擴大時無法逾越的障礙。華裔學者、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楊大慶告訴記者，「當我在日本做學術交流時，只要一提到我生在南京，場面往往就會陷入尷尬。」為此他提出，能否超越不同意見，創造共同研究的框架？這位長期在西方學術界進行日本史及南京大屠殺歷史研究的學者由衷地感歎，「如何避免單純的中日之間的『血海深仇』，在更大、更廣的範圍內，啟發並引導國際主流社會對受害者的同情，這是關鍵。」

其實，只要稍稍回顧一下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背景和經過，就不難得出結論：這幕慘劇的發生，絕不僅僅是南京人的不幸、中國人的不幸，更是整個人類歷史的不幸，人性被嚴重扭曲，人類的尊嚴被踐踏殆盡。在美國，就連一個孩子都知道奧斯維辛集中營裡讓人毛骨悚然的毒氣室，在首都華盛頓特區的大屠殺紀念館，全年免費向民眾開放。紀念館的創辦主席、諾貝爾獎得主Elie　Wiesel說：「為了死去和活著的人，我們必須親自見證。」而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歲月裡，同樣遭受慘絕人寰的大屠殺的南京人民，卻幾乎被世界遺忘。如今，南京大屠殺歷史事件正在重返國際歷史舞台，這無疑為楊大慶的建議提供了可能。

在連續的走訪中，還有一個強烈的感受不得不說。多位採訪對像告訴我：「你是第一個採訪我的中國記者。」在美國國家檔案館，80多歲的研究員約翰.泰勒記得，張純如的《南京暴行》成為暢銷書後，他曾經接待過多位日本的學者、記者，甚至普通民眾，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想探究書裡所寫的究竟是不是真的。然而，「從來沒有中國記者來找過我，也沒有普通的中國群眾咨詢過我。」在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研究員瑪莎.史莫莉和瓊.杜菲聽說記者來自中國後十分熱情，這是她們第一次和中國記者打交道，而在此前，她們不止一次接受過日本學者和記者的咨詢、訪問……在國外這些研究人員的印象中，認為中國只有學者才關心和研究南京大屠殺，且他們也只能叫得出那麼幾個名字：高興祖、章開沅、張憲文、張連紅、孫宅巍、張生、楊夏鳴、王衛星，還有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副館長段月萍……　

同時，記者聽到了一致的心聲：南京大屠殺作為人類歷史上的大事件，應該得到更加廣泛的研究和重視。

張純如生前有一個心願，希望「這本書能夠喚起其他作家和歷史學家的興趣，使他們都能盡早調查、研究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的經歷，畢竟，這些來自過去的聲音正在逐年減少並終將全部消失。」

楊大慶教授說，「戰爭罪犯研究的國際化是件有益的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南京殘暴行為的相關研究，主要在日本與中國人中進行。但現在這點已經改變了。第三國的歷史學者也發表了研究成果，但因一些解釋較為單純，具有政治性，所以並未引起重視。今後的學術研究的視點必須重新考察這些成果。」

華裔社會活動家邵子平說，「如果這個事情只限於南京，或者只限於中國和日本之間，這就很難得到其他國家、國際社會各界人士的興趣感、參與感。只有吸引並創造條件讓大家獲得更多的研究條件，才能有更加直接的感受，國際社會才能更多地相信南京大屠殺歷史的真實性，從而讓南京大屠殺歷史事件的警戒意義在全世界得到推廣。」

西方學者、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望月(Mike　M.Mochizuki)則向記者建議，當前應該抓住時機讓學者、知識分子、媒體都加入研究隊伍，在尊重史實的基礎上推動中日雙方在歷史遺留問題上的解決速度。

快報特派記者 鄭春平

美國《讀者文摘》封面上的張純如。 
 

張純如墓碑上刻著中英文名字。  

【緬懷】

　　天堂之門 一束鮮花獻純如

1997年，不滿30歲的美籍華裔女作家張純如，以一本英文《南京暴行——被遺忘的二戰大屠殺》而轟動歐美世界；

2004年，36歲的張純如在加州自己的車裡，以一把手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世界再次為之轟動、震驚。

世界第一次為之轟動，是因為她的著作成為第一部用英文描寫南京大屠殺歷史的暢銷書，讓幾乎已經「失憶」的西方世界，重新知道了南京大屠殺歷史。

世界第二次轟動，是因為這位年輕的女作家以如此極端的方式離開這個世界，究竟是什麼，讓她走得如此決絕？

12年前，張純如曾經為了寫作到南京進行了20多天的實地調查。

12年後，快報記者從南京來到她的墓前，帶著南京人的問候，為她獻上一束鮮花。

這一行程，與「採訪」無關。　　

來自南京的深情與問候

出了舊金山，車輪在 高速公路上飛快旋轉。城市早已被拋在腦後，車窗外是延綿不絕的青山，間或有一灣藍幽幽的水流繞過，「太美了！」記者一邊感歎大自然的魔力，一邊聯想起純如之死。3年前她選擇了加州一條公路邊結束生命，莫非正因為貪戀這裡的美景？雖然不知道具體是哪條公路，但她微微含笑的美麗面龐卻彷彿無處不在。　　

如今，她就長眠在一片青山裡。墓園的名字叫做「天堂之門」 (Gate of Heaven)，位於加州的洛斯蓋多，離舊金山大約一個多小時車程。

入口處的墓園管理人員聽說要找「Iris Chang」(張純如)的墓地，立即熱心地在紙上畫了一個線路圖。拿著圖走進墓園，似乎外面的世界瞬間不存在了：眼前是一片巨大的綠油油的草坪，耳邊只剩下流水的嘩嘩聲、飛鳥的喳喳聲，遠處的青山在一層輕紗裡時隱時現……張純如的墓地就在其中的一塊高地上。草坪剛剛澆過水，草尖上的水珠晶瑩透亮，給她的墓地鑲了一個銀光閃閃的圈。

墓碑上的張純如笑意盈盈，家人為她選用了一張生前她最為滿意的照片。碑上用中英文分別刻了她的名字：張純如、Iris Chang。生前她不太能讀懂和使用中文，但如今她的中文名字卻成為墓碑上最顯眼的文字。在名字的下方，鐫刻著這樣一段墓誌銘：「摯愛的妻和母親，作家和歷史學家，人權鬥士。」

記者在碑前輕輕地獻上了一束鮮花。如果張純如在地下能夠感知，她應該明白，這束花有著太多的深情和敬意，它不僅飽含著遙遠的南京人的問候，還飽含著中國人以及全世界捍衛歷史尊嚴、愛好和平的人士的問候！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曾經這樣評價她的死：「對於純如的父母和孩子，他們失去的是女兒和母親；對於中國人，他們失去的是一個正直的同胞和朋友；而對於整個世界，他們失去的則是一個勇於說真話並努力讓別人相信事實的人。」

為了再現人類歷史上最悲慘的一幕，張純如在寫作過程中精神備受折磨。在這樣一塵不染的仙境裡，一定可以好好睡了吧？

「她永遠不會被忘記」

記者來到張純如的墓地時，看到那裡擺放了一束尚未枯萎的花。按照墓園公示的管理規定，墓地上的鮮花每週都要清理一次，顯然，送來這束花的人應該就在不久前來的這裡。「會是誰呢？」在此前與張純如家人的通話中，記者瞭解到他們近期沒有來過墓園，「或許是某個和我一樣，心懷敬意的人。」

後來在網路上，記者找到了答案並確定了自己的判斷。一位來自北京的中國人，在他的部落格上曾經寫道：今年(2006年)11月9日是張純如女士逝世二週年的紀念日。張純如女士的墓地在灣區，就在我經常開車會路過的硅谷的青山裡。那個墓地的名字叫天堂之門……今天下午，我來到了她的墓地，表示敬意。」雖然這篇博文上傳於去年11月，但卻讓記者瞭解到，儘管素不相識，但張純如卻一直活在很多人的心裡，她從來沒有被忘記！

在採訪中，記者曾經看到一本美國的《讀者文摘》，當期的封面人物正是張純如，標題就是「她不會被遺忘」。

「她去世的消息讓我流淚」

「我會永遠懷念她。」在美國國家檔案館，80多歲高齡的檔案研究員約翰.泰勒至今仍然記得他與張純如第一次見面的情景，「有一天我正在辦公室工作，突然有人敲門，原來是個年輕的姑娘，看起來還像個學生。她告訴我，她想查找一些有關二戰期間南京大屠殺的檔案，準備用英文寫一本書。」

泰勒開始還不知道這位瘦弱的女孩子身上蘊藏著多大的能量，但他極盡所能地為她提供幫助。很快，這位資深的檔案研究員就被她的勤奮、聰明和執著打動了。「她經常來，每次一來就是一、兩周，那麼枯燥的材料，她能不厭其煩地看上一遍又一遍，還經常跟我討論其中的一些問題。」

因為這段合作，泰勒和張純如成了一對忘年交，「我們經常互通電話，又時是為工作，有時是彼此問候。但很多情況下，張純如都處於忙碌狀態。記得有一次早上我給她打電話，她睡意朦朧地說昨夜工作了一晚上……」

在張純如的《南京暴行——被遺忘的二戰大屠殺》中，向一連串曾經幫助過她的人致謝，其中就包括約翰.泰勒。

讓泰勒沒有想到的是，有一天他像往常一樣給張純如的家中打電話，電話通了，接電話的人是她的媽媽。張媽媽在電話裡哀痛地告訴泰勒：「純如走了！」而泰勒顯然還沒反應過來是怎麼回事，在他的印象中，純如是那般地熱愛生活。「走了？去哪裡了？」……「當我弄明白她去世了的消息後，我拿著電話驚呆了，淚水靜靜地流了下來。」　

對張純如的死因，外界最多的猜測是抑鬱症。雖然是好友，泰勒卻不願去作分析，他只說，「她的壓力很大。」

如今，在泰勒的辦公桌上，仍然擺放著張純如的遺作《南京暴行——被遺忘的二戰大屠殺》。他還收集了很多有關她的報道，並一一展示給記者看。或許，這正是對好友的最好的懷念。

「他們的污蔑太荒謬了」

張純如的父親張紹進、母親張盈盈，都是美國伊 利諾伊大學的著名教授。痛失愛女後，他們移居加州的聖何塞。儘管內心的傷痛永遠無法癒合，但兩位老人還是選擇堅強，他們不再將精力全部投放於自己的專業上，而是接過愛女的「遺志」，成為海外華人社團中為維護抗日戰爭歷史真相而奔走的社會活動家。同時，他們還建立了「張純如紀念基金」，在國際社會呼籲和宣傳南京大屠殺歷史真相。

這次次採訪很不巧的是，記者到達加州的時間，正好二老要趕去明尼蘇達參加在那裡舉行的電影《南京》首映式，然後將轉道伊 利諾伊去看他們的孫子——張純如自殺時，兒子克裡斯托弗剛剛兩歲半。如今，這個可愛的孫子是二老最大的精神慰藉。在一通長長的電話裡，張純如的媽媽張盈盈教授與記者多次探討南京大屠殺以及日軍侵華戰爭在國際舞台上的應有地位，同時也坦言，「要想讓西方主流社會真正重視並研究這段歷史，還要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做相當多的努力。」談到海外華人對美國慰安婦議案的成功推動，她說，「這僅僅是開始。」

從去年開始，二老連續兩年以「張純如紀念基金」的名義展開了徵文活動。今年徵文比賽的題目是「抵賴及其代價———反思70年前的南京大屠殺」。因為側重要向國際社會宣傳南京大屠殺真相，所以徵文要求使用英文。儘管如此，在來自世界各地的文章中，也有來自中國國內的中文作品，有的作品乾脆說明：我們不是為了獲獎，只是為了表達對張純如的敬意，表達對你們正義之舉的支持！

在整個通話過程中，張盈盈教授的聲音一直很平緩，但在說到日本右翼對女兒的污蔑時，她抑制不住地提高了聲音：「他們居然宣稱純如是中國政府的『特務』，這簡直是太荒謬了！我的女兒就是因為要寫南京大屠殺，才去過兩次中國，她甚至連中文都不會讀……歷史就是歷史，想靠抵賴來否認，是絕對不可能的！」

「今年的12月13日，我們會在南京。」張盈盈教授告訴記者，他們將來寧參加南京大屠殺新館的開館儀式以及電影《張純如》的首映。

快報特派記者 鄭春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