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中國領導人後代蘇聯留學知多少?
1948年9月，前來蘇聯留學的謝紹明等一批青年學生，因暫時不能進入莫斯科就讀，曾在伊萬諾沃生活了一段時間。當他們進入國際兒童院的大門，眼前發生的事情令他們痛苦不堪。
操場上，有不少七八歲的、黑頭髮黃皮膚的孩子在追逐打鬧。當謝紹明等用中文問候「你好，你叫什麼？」時，孩子烏黑的瞳孔中頓時出現困惑的神情。他們無法聽懂對方的語言。
年輕人們發現，這些在蘇聯出生和長大的孩子儘管在體貌上和自己別無兩樣，但是在思維習慣、生活方式方面，已經和蘇聯人完全相同了。他們講得一口地道的俄語，卻幾乎完全不懂漢語。他們對身邊的一切瞭如指掌，卻對自己的祖國一無所知。
隨著中國教員的相繼離開，在國際兒童院的孩子們失去了接觸中文和中國文化的機會，關於祖國的一切，在他們日新月異的記憶中逐漸淡忘了。
歷史在這裡開了一個苦澀的玩笑：這些孩子的父母，毅然投入艱難險惡的革命事業，就是為了子孫後代能夠擁有一個強盛的祖國；而如今，他們自己的子女卻失去了對故土的記憶。
1950年3月，年輕的留學生們由謝紹明執筆，起草了一封給中共中央的信：
「大革命失敗以後，一批革命烈士子女和黨的領導人子女去蘇聯留學。他們有的已經回國，有的已在莫斯科上大學。還有一些留在伊萬諾沃念小學和中學。我們感覺蘇聯戰後的各方面情況不是很好，生活條件艱苦，對中國兒童的教育也有欠缺。這些孩子一句中國話也不會說，對祖國也不瞭解。現在祖國已經解放，有條件讓這批孩子回國接受教育。建議將他們送回祖國，待他們將來在國內學習有一定基礎後，可再回蘇聯學習深造。」
1950年8月30日，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第一批三十名中國孩子踏上了回家的旅途 。
如同送自己的孩子出遠門，兒童院為每個孩子新做了大衣、帽子，還給每人發了一個新的小箱子，裡面裝滿了書籍和玩具。每個孩子還獲得了一大盒精巧的朱古力糖。
汽車徐徐開動了。孩子們把小臉緊緊貼在車窗上。他們看到，溫柔的女教師們把臉深深埋在手掌中，雙肩聳動；他們看到，小夥伴們追著汽車，奔跑、跌倒……。他們睜大雙眼，想凝刻下眼前的一切，可是視線模糊了；他們張大嘴巴，想最後呼喚一聲親愛的夥伴，可是喉嚨哽咽了……
再見了，這片養育了我的慷慨的土地！
再見了，這些在患難時刻救助了我的善良的人民！
再見了，我童年溫暖美好的記憶！
再見了，我的第二故鄉！
回家的路是漫長的。
回家的心路更是艱難的。
當列車駛入中國大地的時候，孩子們看到的是戰亂後滿目瘡痍的土地、凋敝落後的人民、各種各樣「古怪」的民風民俗。一切和自己剛剛離開的那個國家竟是那麼不同，竟有那麼大的反差。孩子們驚訝地觀察每一樣事物，那感覺就像來到了地球的另一端。
這些從國際兒童院歸國的孩子們，在心理上都經歷了痛苦的「闖三關」的過程。
首先是家庭關。
侯果力：
「列車到了北京。在站台上，我們站成一排，家長們也站成一排。先念學生的名字，被點名的人向前走幾步。然後念家長的名字。兩個出列的人，就這樣對上了號，就這樣相認了。現在想起來，就有點像認領東西似的，非常可笑。」
有很多孩子，由於父母投身革命工作無暇照顧，一出生就成為「多餘的人」，被送到兒童院撫養，因此對生身父母沒有任何印象。就是大一些被送來的孩子，和父母也有十幾年未曾謀面。如今，突然要對兩個陌生的面孔叫爸爸媽媽，或者身邊突然出現幾個新的兄弟姐妹，即便血緣在召喚，心理上也一時難以接受。行為方式、生活習慣等方面存在諸多差異，還要承受來自親人的異樣的目光。所有這些，對於年紀尚幼的孩子來講，都是一個巨大的心理負擔。
在國際兒童院長大的孩子，從小形成了獨特的家庭觀念：院長就是父親，女教師就是母親，所有孩子不分種族膚色，都是兄弟姐妹，兒童院就是一個大家庭。如今，一下子要他們「背叛」自己的大家，加入一個個分散的小家，孩子們一時難以接受和適應。
其次是語言關。
這些孩子出生、成長在蘇聯的土地上，個個說得一口標準流利的俄語，漢語卻幾乎完全不懂，成了一群流著炎黃血液的地地道道的「外國人」。回到國內的家庭圈裡，他們聽不懂別人的話，自己也無法用漢語表達。語言的障礙造成心理的隔閡，很多孩子終日鬱鬱寡歡，陷入深深的壓抑和苦悶中。
最難過的是思想關。
回到國內，生活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沒有了麵包、黃油、牛肉，每天是難以下嚥的饅頭、米粥和寡淡的青菜。在剛剛經歷戰爭嚴重摧殘的中國，生活水平自然不能與條件優厚的國際兒童院相提並論。而周圍人們的生活習慣、思維方式，更讓孩子們困惑不解。
這些巨大落差，對於這未諳世事的孩子們來說，不亞於一次劇烈的心理地震。孩子們無比留戀生養他們的蘇聯的土地，他們熱愛那裡的一花一草，思念那裡的「親人」。孩子們恐慌、茫然，本能地抗拒現實，渴望馬上回到那個無比親切的環境中。
趙綺蓮：
「剛開始，我們對周圍的一切都感到陌生和不適應，時常想念蘇聯。記得我們學習漢語後試著造的第一個句子就是：「我們要回蘇聯。」我們這些半懂事、半不懂事的毛孩子，利用一切機會向周圍的老師和領導用蹩腳的漢語表達我們的立場：我們要回蘇聯。」
為了使這些孩子盡快融入到社會中，政府可謂煞費苦心。
從蘇聯畢業的大學生在參加工作前，被安排進入北大語言班先補習兩年中文。考慮到小孩子的適應能力有限，特地將中學生和小學生安置在生活習俗與蘇聯比較接近的哈爾濱，進入中長鐵路子弟中學，和蘇聯專家的孩子們一起學習中文。在這裡，夥伴們又歡聚在一起，又能夠暢快地交談，又能夠吃上親切的麵包和香腸，孩子們的小臉兒上重新浮現出了笑容。
在政府的關懷下，二三年以後，孩子們已經基本上可以自由地用漢語交流了。一個又一個從國際兒童院走出的孩子，走上了工作崗位。
毛澤東的長子毛岸英在1942年離開了兒童院進入蘇聯軍官學校，參加了解放東歐的戰鬥。他於1945年回到延安，1950年在朝鮮戰場英勇犧牲；
劉少奇長子劉允斌於1957年獲得莫斯科大學化學系副博士學位。他不顧蘇方的挽留，毅然回到國內。他為我國原子彈、氫彈的研製工作嘔心瀝血，卻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蔡和森的兒子蔡博1949年從莫斯科鋼鐵學院畢業回國，立即被分配到鞍鋼的一個煉鐵廠工作。他倡導管理方法和技術手段的革新，為鞍鋼恢復和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成為新中國第一代傑出的煉鐵專家；
陳昌浩之子陳祖濤從蘇聯包曼工學院畢業後，投身於「一汽」、「二汽」等工廠的建設，被譽為「新中國汽車行業的第一人」；
李富春的女兒李特特1952年畢業後，在中國農科院從事原子能應用研究和科研管理工作。她在晚年將全部心血投入到我國扶貧事業；
羅亦農兒子羅西北1945年以蘇軍情報員的身份回到日軍侵佔的東北。1948年再次回到蘇聯學習。他在1953年學成回國後，將畢生精力奉獻給了祖國的水電事業；
瞿秋白的女兒瞿獨伊1946年被分配到新華社工作。1950年，她受組織委派到蘇聯創建新華社莫斯科分社。1957年回國後，先後在中國農業科學院和在新華社國際部工作；
沈林如1952年大學畢業後回到祖國，先後參加了鞍鋼和包鋼的建設工作，在冶金軋鋼工藝創新方面做出了重大貢獻；
肖蘇華自幼酷愛舞蹈，回國後投身於芭蕾舞事業，成為我國著名的芭蕾舞教育家，為中國芭蕾舞在世界上佔據一席之地做出了突出貢獻；
黃健成了為新中國體育事業做出巨大貢獻的跳高教練。在他手下，誕生了鄭鳳榮、倪志欽、鄭達真、楊文琴等一批世界著名的跳高名將
……
共同的人生經歷，共同的道德觀念，在他們每個人身上打下了相同的烙印 ——「國際兒童院的孩子」。
這是一個特殊的留學生群體。
兒時，他們在一起成長，情同手足；
青年，他們遭遇了同樣的困境和磨難；
晚年，他們互相依賴，彼此牽掛。
這種在孩提時結成、在人生中加固的情感紐帶，已經超越了友誼的界限，而真正轉變成了一種親情。以至於當他們遇到困難的時候，首先尋求的是夥伴們的援助，就如同他們在一起生活時那樣。
在他們心中，這些兒時的夥伴，才是最可信賴和依靠，最理解自己的人。在這種親情面前，血緣已經失色。
幾乎在每一個節日，國際兒童院的孩子們都要聚在一起，準備一桌傳統的俄羅斯飯菜，品嚐從「老家」帶來的俄產餅乾和糖果。大家用流利的俄語暢快地交談，一首接一首地吟唱兒時學會的俄羅斯歌曲，伴著歌聲翩翩起舞。只有在這個時候，大家才拋開沉重的社會面具，重新回到了純真的童年時代，重新成為了一個個無憂無慮的孩子，重新融入親人的懷抱。
如今，從伊萬諾沃走出的孩子們大都已經年逾花甲，年齡小一些的也已經是六十開外了。
對於他們來說，中國無疑是「第一故鄉」，這裡有父輩的鮮血和足跡，更有自己的熱淚和汗水。（文章摘自《歲月無痕：中國留蘇群體紀實》 單剛,王英輝/著 中央編譯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