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馬路上的「茶花女」

英國工部局給新的四馬路命名時，作為該局五董事之一的名叫馬太提的英國人，建議改為福州路。當初，他乘船來中國時，曾在福州碼頭邂逅一位中國女子，因此而思念之，當他終於抱得美人歸時，便以這段艷遇為提議，其他董事居然都同意

後來，太平軍據東吳之地，禁娼，寧、蘇、揚之妓女奔滬，入租界，分佈於四馬路中段

文人和妓女是共生的，文人賣文，妓女賣身，賣的對象和方式不同，身價也就不一樣。文人要將文章賣給帝王家，被王權一次性買斷。 相比之下，妓女還要相對自由一些，當然被鴇母買斷了的除外。 那些擁有自由身的妓女，在性愛市場上出賣自己，零售，還是批發？從良，還是改嫁？自己可以選擇，較之仕途上的文人，似乎要多一點「獨立的精神」

陸小芬雖是妓女，卻忠貞不渝，受盡了折磨，而始終不屈。關了好幾年，從此身價掃地，只能做野雞。事隔22年，王韜回來了。第一件事，就是找陸小芬

上海灘著名的交際花與達官顯貴過從甚密

良友雜誌上的鄭蘋如，良友是上海一本很有名的畫刊，李安《色，戒》被認為寫的是鄭蘋如

清末，上海妓女陪嫖客打麻將

1946年的上海小姐

　　近代以來，上海開埠，我國文化便有了京派、海派之分。而海派文化的發源地，就在四馬路。當年，英國倫敦布道會傳教士麥都思在此傳教，故稱「布道街」。

他在四馬路附近的望平街，開「墨海書館」，僱傭了一批落拓文人——「秉華筆士」，來傳教和傳學。因此，談海派文化，不可不談麥都思和「秉華筆士」。

「秉華筆士」中，有幾位中西會通，為我國近代文化開山的人物，如王韜、李善蘭等，有了他們打底子，「墨海書館」就成為海派文化的淵藪了。

此後，這些「秉華筆士」，從「墨海書館」放射出來，使總長不過1453米的四馬路及附近的望平街上，興起了無數報館、書館、印刷所。

四馬路一直在變，先是變成布道街，預示了海派文化的一方面，後來又變成福州路，展示了海派文化的另一面。布道街為什麼會變成福州路呢？

因為第二跑馬廳的興起，將英租界拓展至西藏中路，工部局給新的四馬路命名時，作為該局五董事之一的名叫馬太提的英國人，建議改為福州路。

當初，他乘船來中國時，曾在福州碼頭邂逅一位中國女子，因此而思念之，當他終於抱得美人歸時，便以這段艷遇為提議，其他董事居然都同意。

上海開埠後，即有秦淮河上之畫舫，入黃浦江和吳淞江遊弋。

後來，太平軍據東吳之地，禁娼，寧、蘇、揚之妓女奔滬，入租界，分佈於四馬路中段，以路北的會樂裡和路南的同慶裡為中心，東起中和裡，西至大興裡，北起三馬路公陽裡，南至五馬路慶雲裡，形成亮麗之艷色。

四馬路，是開放的奇跡，我國近代文化產業在此沛然興矣。

如果說上海是西方文化登陸我國的港口和集散地，那麼四馬路就是西方文化產業化的生產加工基地，妓業在此，理所當然成為文化產業之一隅。

四馬路，東西向，文化產業分佈，一分為二，東段「福州路文化街」，為文化製造業，西段「四馬路長三書寓」，為文化服務業——消費性娛樂業。

對此，英租界工部局有清醒認識。早在1854年，工部局董事會就發佈兩次決議，堅決取締鴉片、妓女、賭博，並拆除其地面建築物，偵探捉拿罪犯。

改名「福州路」是一個標誌，暗示了妓業屬於文化產業，不久，工部局就給四馬路上的長三堂子頒發營業執照，還在執照上註明為「書寓」。

文人和妓女是共生的，正如男人和女人一般。

文人賣文，妓女賣身，賣的對象和方式不同，身價也就不一樣。

文人要將文章賣給帝王家，先要通過科舉考試，入仕途，登天子堂，這條路太長，可只要上了路，似乎一生都有了保障——被王權一次性買斷。

相比之下，妓女還要相對自由一些，當然被鴇母買斷了的除外。

那些擁有自由身的妓女，在性愛市場上出賣自己，零售，還是批發？從良，還是改嫁？自己可以選擇，較之仕途上的文人，似乎要多一點「獨立的精神」。

妓女，並非女人走投無路的選擇，而是傳統女性爭取自由的選擇。不是所有的妓女都因家貧而沉淪，都是「被損害，受屈辱」的一群，有的因為自尊。

她們往往自覺和不自覺地選擇了「反求諸己」——自立的生存，不依賴男人和家庭，因此，男權社會的評價往往扼殺她們，否認她們的獨立精神。

反倒是那些期待王權收買和被王權買斷了的文人，他們成了王權主義的化身，哪還有什麼「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真正是「受屈辱」的一群！

他們到妓女那裡去，還能聞到一些自由的氣息，聽到一點獨立的聲音，還有人用性與愛，來修補其「被損害」了的人格——「受屈辱」的文化個體性。

妓女能給予的，不單純是性的交易，愛的交流，更以微弱的自由之聲，激活了男人的自尊。自尊，王權給予不了，妻妾也給予不了，它來自心靈。

自由的氣息，吹拂心靈，我們內心，渴望永恆之女性。歌德詩曰：「永恆之女性，引導我們上升。」「永恆之女性」我們有嗎？柳如是、李香君……

如此，我才讀懂了《柳如是別傳》：中國文化需要「永恆之女性」。

但近代文人已有所不同，那些自由撰稿人，從全國各地跑到上海四馬路來了。在四馬路上，他們相遇了追求自由的另一群「她們」，同是天涯自由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她們」為漂泊的書生提供「書寓」，使「他們」安頓。

而「他們」卻把四馬路做成了文化街，不是像秦淮河畔那樣的純消費性的文化街，而是近代化的文化產業街，在不到三里路長的馬路上，他們竟然開了一百多家私營的書報館，有史以來，中國的文人何嘗有過這般盛世？

上海四大報紙，《申報》、《新聞報》、《時報》、《神州日報》，都從這裡印發；中國三大書局，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世界書局，也在此地出書。

這些私營的報業和書業，就矗立在書香和花香飄逸的四馬路上。

這裡是文化的產業化基地，也是文人的自由化基地，有了這樣的基地，文人何必「應帝王」？貨與帝王家，何如靠自己！我們以王韜為例。

四馬路文人，王韜可算代表，請看：

他是第一位翻譯《聖經》的中國人，

是第一家華文報《循環日報》的創辦人，

第一家華商出版社中華印務總局的創始人，

還是第一個登上英國牛津大學講壇的中國人，

第一個在報紙上發表連載小說的人。

這幾項第一，今天看來，都很了不起，可在當時，沒人認為是正業，因為，哪一項都與王權無關，不過，他靠一支筆，證明了自由的價值。

他難以成為王權主義者，便落得去做一個自由化的文人。

可起初，他並不想這麼做，他像所有的傳統文人一樣，都有一種聖化情結，一番政治抱負，16歲那年，他考中了秀才，乳臭未乾，就誇下大口：

「他日當為天下畫奇計，成不世功，安用此三寸毛錐子哉!」

這樣的王權主義口吻，道出了對刀把子的嚮往和衝動，不需要有什麼異稟，大凡念了幾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都會說這種大話。

可是一年後，他鄉試不中，就跑來上海，一來就迷住了。五光十色的上海，在他眼裡，「幾如海外三神山」，他不想回去。

從此，他不再參加科舉，因為他發現，他的「三寸毛錐子」，在上海有戲。他先是在《墨海書館》做筆士，一邊翻譯《聖經》，一邊狎妓。

紅袖添香夜譯經，這是四馬路上才會有的故事，人生如此足矣！

追求自由的文人與追求自由的妓女，在四馬路上來相遇。有一天，他下了班，從報館出來，換一身衣服，去吃飯。

四馬路上有西餐，最有名是一品香，他找了個位子，臨窗而坐，一個養眼的女子，從目下悠然而去，他一打聽，知她亦是蘇州女子，名陸小芬。

於是，輕車熟路，去找了鴇母，不料，卻被拒絕。因為她已被蘇州絲綢大王顧永年包了。他想見她，她便下了樓來，一問，才知是王韜。

須知，他的名頭，掛在書報兩界，四馬路上，誰人不曉？一年後，他聽說顧永年已破產，於是，舊地重遊，來尋佳人。

兩個追求自由的淪落人，宛如他鄉遇故知，一番山盟海誓。

然而就在此時，由於他曾給太平軍獻計，太平軍失敗後，事發，朝廷要捉拿他，聞訊，他連夜逃走。沒想到，卻連累了陸小芬，被官府捉拿了。

陸小芬雖是妓女，卻忠貞不渝，受盡了折磨，而始終不屈。關了好幾年，才被釋放出獄，從此身價掃地，只能做野雞。

事隔22年，王韜回來了。期間，他曾流亡香港，逃難英國，後來，李鴻章批准，他回了上海，第一件事，就是找陸小芬，終於找到了她。

可她卻不相認。她活著，苦不堪言，就為了等這一天，見他一面。既已相見，知他平安歸來，足矣！何必還要相認？萬般羞辱後，經歷難啟齒。

於是，她突然消失，四馬路上，留下了這篇「茶花女」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