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豐崩逝後，載垣等贊襄政務八大臣頒發咸豐遺詔，並為小皇帝載淳擬定了「祺祥」的新年號。「祺祥」二字，出自《宋史·樂志》：「不涸不童，誕降祺祥。」所謂「不涸」，即河流通暢；所謂「不童」，即草木繁盛。「不涸不童，誕降祺祥」，呈現的是「欣欣向榮、吉祥如意」的景象，這個年號應該說是不錯的。

至此，皇帝駕崩後的亂象重新歸於平靜，大清帝國似乎又重新走上了正軌：皇位已經平穩地交接到小皇帝載淳手中，符合正統，世人無議；大行皇帝咸豐臨終授命的八大臣，載垣、端華、肅順等人也走馬上任，繼續維持著朝政的正常運轉。

早在咸豐避走熱河的時候，民間就傳聞大清皇帝快不行了，隨時可能病死，而咸豐在熱河過完春節後久不迴鑾更是證明了這點。對此，咸豐何嘗不是心知肚明，但他認為自己還年輕，怎麼也沒有想到竟然會走得那麼快。直到過31歲生日的慶典上，咸豐突然倒下，他終於明白他已經是時日無多，不得不考慮大清未來的命運了。

奇怪的是，和康乾盛世人口劇增相反，愛新覺羅皇族的子嗣卻一直在走下坡路。清軍入關後，順治雖然只活了24歲，卻有8子6女；康熙是清朝皇帝裡子嗣最多的，有35子20女；雍正有16子8女；嘉慶有5子9女；道光有9子（其中前3子夭亡）10女；而到了咸豐這，只有2子（次子夭折）1女（到了同治、光緒和宣統，這最後三個皇帝在已經成年的情況下，竟然都沒有一個子女）。

對於皇位繼承人的問題，這基本不用考慮，因為咸豐當時只有一子，也就是慈禧生下的載淳。如此一來，自雍正朝設立的秘密建儲已經沒有實施的必要和可能性，咸豐不能像他的祖父嘉慶那樣從容挑選皇儲，也沒有了父親道光當年立儲時的左右為難，因為他根本就沒有其他選擇。咸豐死時31歲卻子嗣不旺，這或許預示了大清帝國已經走上了窮途末路。

咸豐當時要考慮的主要問題的是，兒子載淳當時只有6歲，顯然要到至少10年以後才能親政。在這未來的10年中，如何才能保證大清皇權牢牢掌握在自己兒子手中，而不旁落他人呢？

為此，咸豐在臨終前的數十天裡反覆思索，左右掂量，他將朝中的主要政治力量在自己的腦海中過了一遍又一遍，輾轉反側，徹夜無眠，一時間難以拿定主意。

咸豐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六弟奕?。奕?從小和咸豐一起長大，一起讀書，一起玩耍，曾經是親密無間的兄弟，但是，咸豐做了皇帝而奕?最終只是封了親王。咸豐知道，自己的這個弟弟是有能力的，能力甚至遠超過自己，如果讓他以皇叔的名義來給小皇帝輔政，固然名正言順，足以讓大清帝國危木獨撐，渡過難關，但是……

這時，咸豐又想起了先朝的故事。清朝的第二代皇帝皇太極死後，順治年幼繼位，皇叔多爾袞成為攝政王后大權獨攬，妄稱「皇父」，要不是孝莊太后在背後暗中操控，委曲求全，這順治的江山險些就成了多爾袞子孫的家產。三歲看老，咸豐心裡清楚，自己的這個兒子自小就喜好玩樂，即使他不是劉阿斗，但也決沒有成為康熙的可能。如果把輔政權交給奕?，能放心嗎？

咸豐搖了搖頭，將奕?先否決了。在咸豐病重之時，奕?正在北京主持和局，當他聽說咸豐的身體越來越壞並多次吐血之後，也是心急火燎，多次上奏請求前往熱河向咸豐「問疾請安」。奕?之所以急於前往熱河，固然是出於兄弟間的手足之情，但也不乏對未來政局安排的關注。奕?也知道，咸豐的日子可能真的不多了，他也希望能夠趕在咸豐去世前面見兄長，將之前兄弟之間的疙瘩解開，免得留下終身遺憾。

看了奕?的奏折後，咸豐何嘗不是百感交集。他想起了和奕?一起度過的年少時光，又想起了當年競爭皇儲的尷尬和自己即位後兄弟間的猜疑和抵牾。想到這裡，咸豐強撐著坐起身，親筆給奕?回信：自從去年秋天一別後，轉瞬已是半年有餘，我也時時刻刻都想與你「握手而談，稍慰廑念」。但是，最近我的身體實在是不行，經常咳嗽不止，有時還出紅痰（痰中含血）。我怕與你相見後，回思往事，徒增傷感，豈能無感於懷，對我的病實在無甚好處。現在也沒有什麼事情必須要來熱河稟報，你姑且在京中好好辦事，等我病好迴鑾後再敘兄弟之情。

從「徒增傷感」四個字中，似乎可以看出咸豐當時心境的淒涼。或許，要強的咸豐不願意讓自己的親弟弟、昔日的競爭者看到自己臨終時的衰狀。畢竟，在皇位競爭中，咸豐是勝利者，但老天爺又是那麼公平，身為皇帝的他天年不永，將不久於人世，而「落榜的皇帝」奕?卻仍舊身體健康，可以安享歲月。

兄弟的關心讓咸豐感動，但未來權力的安排卻必須讓奕?走開，因為此時咸豐已經選定了未來的輔政人選，那就是以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戶部尚書肅順等人為首的八大臣班子。這一批人深受咸豐的寵信，但他們和奕?卻是政見不合，一旦讓奕?介入，不但不利於政局的穩定，反會起到拖累的作用。

排除皇族宗親，任用外姓作為輔政大臣，這在清朝歷史上是有先例的。在順治死後，鑒於多爾袞擅權的教訓，孝莊太后任命了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四人為輔政大臣，以免皇族宗親竊取大權。但是，在康熙年幼之時，鰲拜也同樣飛揚跋扈，專橫擅權，要不是少年康熙英明神武、力擒鰲拜的話，清朝的江山恐怕也是岌岌可危。

歷史的教訓必須吸取。在排除了威脅最大的恭親王奕?後，咸豐將康熙年間的四大臣輔政的人數增加一倍，變成八大臣輔政，但這一安排是否能真的保證皇權的安全呢？對於這個問題，咸豐又作了一個巧妙的安排，那就是鈐印製度。

所謂「鈐印製度」，就是咸豐在臨終之時，將自己平時最喜愛的兩枚私印，一枚「御賞」，一枚「同道堂」，分別授予皇后鈕鈷祿氏和兒子載淳，作為皇權的象徵（因載淳年幼，慈禧也就順理成章地代理了鈐印之責）。鈐印製度規定，在皇帝年幼尚不能親政時，凡是以皇帝名義下達的諭旨，在起首之處必須鈐蓋「御賞」，即所謂的「印起」；諭旨的結尾之處，必須鈐蓋「同道堂」印，即所謂的「印訖」， 這樣的諭旨才有效；沒有鈐加了這兩枚印章的諭旨，一律無效。

咸豐的八大臣輔政和鈐印製度安排，使得朝政的運作形成了兩宮太后代政和八大臣輔政的平行體制。在咸豐的設想中，八大臣輔政可以發揮這八位顧命大臣的政治經驗與集體智慧，又可以讓他們相互監督和牽制；在此之上，兩宮太后代政制度可以讓皇后和載淳（實際上是慈禧）利用鈐印製度對八大臣進行防範，而兩宮太后又不必參與日常的政務處理和軍國大事決策。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咸豐帝臨終時精心設計的權力分配方案，其實是想通過多方牽制達到權力的制衡，以確保皇權不會旁落。不過，這個安排看似巧妙均衡，毫無紕漏，但他忽略了其中的一個重要矛盾，那就是權力的執行者（八大臣）和皇權的象徵（兩宮太后）能否在未來的朝政中通力合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