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格印經院的《甘珠爾》和《丹珠爾》刻版以其精準確鑿而享有「範本」的盛譽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批日本僧人先後來到中國。他們或借傳教之名刺探中國戰略情報，或以「弘法」為借口偷盜中國文物古籍……其中，日本佛教大谷派僧人寺本婉雅竊取《大藏經》的過程最令國人憤慨。

    政治間諜在北京耍手腕

    《大藏經》不是一部經書，而是佛教經典的總集。寺本婉雅處心積慮從中國騙走的是兩部藏文版《大藏經》。藏文《大藏經》自古以來就有寫本、刻本兩大體系。藏文典籍的手寫本中，一般都是用墨寫的，也有金粉、銀粉等寫的，像《大藏經》這一類書的價值之高，可想而知。

    1900年6月20日，日本駐華使館職員杉山彬和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先後在北京死於義和團團民之手。次日，清政府向列強宣戰，八國聯軍發動戰事。7月6日，日本內閣通過決議，先動員一個師團開赴中國作戰，隨軍翻譯就是僧人寺本婉雅。

    寺本婉雅此次來華其實身兼秘密使命。日軍第五師團司令部為其開具的身份證明說：特許寺本婉雅「翻譯服務之餘暇，受東本願寺委託研究西藏經典，在調查製作西藏經典方面給予方便」。

    1900年8月19日，寺本婉雅進入了北京城。曾有學者在著作中說道：寺本婉雅在北京期間，與其說是一名翻譯，不如說是一名富有政治手腕的政客，或者直接說是間諜更貼切。

    在北京期間，寺本婉雅頻繁遊走於皇室諸王和專程回到北京收拾爛攤子的李鴻章的府邸，積極主張在日本和清廷之間秘密結盟。

    八國聯軍攻破北京城後，紫禁城和雍和宮被沙俄軍隊和俄國教會佔領。皇宮內的800多名太監和雍和宮的400多名喇嘛流離失所，個別喇嘛甚至變賣寺內佛像、經卷以維持生計。

    寺本婉雅認為大好的時機來了，遂說服日軍統帥，救助逃亡在外的太監，又給雍和宮的喇嘛們每月450石大米的口糧。他與慶親王奕劻、醇親王載灃、日本駐華公使小村壽太郎等人商議，將包括紫禁城和雍和宮在內的北京北城納入日軍佔領區，成功地將盤踞在雍和宮內的沙俄傳教士趕出，重新找回喇嘛。在一系列的「救助」活動中，寺本婉雅與清廷高官建立了非同一般的關係。

 

 

2009年，乾隆版《大藏經》重印本現身世界佛教論壇

 

    北京版《大藏經》命運坎坷

    在「幫助」雍和宮等寺廟外逃喇嘛的同時，寺本婉雅藉機進入了北京的寺廟，先後在城內的喇嘛教寺院黃寺和資福院，分別發現了一套藏文版《大藏經》，並將消息告知日本國內。是年10月，日本佛教大谷派的大谷瑩誠率人趕到北京，在侵華日軍司令部安排下，親自翻閱了這些稀世之寶，並安排專業人員留下來整理編目。

    為了獲得這兩部稀世經典，寺本婉雅多方斡旋。終於，在京全權處理與各國交涉事務的慶親王奕劻以寺本婉雅曾對清廷皇室做出重大「政治貢獻」為名，將兩套《大藏經》作為「恩賞」送給了寺本婉雅。寺本婉雅得到這兩套《大藏經》之後，打造了100多只木箱，用日軍運輸艦把經書運回日本。

    藏文《大藏經》分《甘珠爾》和《丹珠爾》兩大部分。其中，《甘珠爾》主要內容為佛教的原始經典，《丹珠爾》則為釋迦牟尼弟子對佛語的闡釋和論述的譯文集成。

    寺本婉雅從黃寺獲得的那套《大藏經》，《甘珠爾》部分是紺紙金泥本，刊刻於明武宗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丹珠爾》是刊刻於明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的朱印本，世稱「萬曆版」《大藏經》。這套《大藏經》先被進獻給日本皇室，後來被皇室轉贈東京大學圖書館珍藏，1923年在關東大地震中化為灰燼。

    另一部得自資福院的《大藏經》，運回日本贈給了京都的真宗大學(後為京都大谷大學)，是為「北京版」《大藏經》，亦稱「北京藏」。

    「北京版」《大藏經》，系清聖祖康熙二十二年(1683)於北京開刻。康熙三十九年，康熙皇帝為其母和祖母祈福禳災作功德而敕造。康熙調集了在京喇嘛中學問優長的活佛、大師校勘經書，又將硃砂摻加藏紅花汁水為敷色刷印全藏。經書開卷便有幽香襲來，既為虔誠又可防蠹。

    康熙三十九年刊刻的「北京版」《大藏經》1900年毀於兵火。其印本，一部藏於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一部由寺本婉雅帶到日本，戰後曾經影印出版。

 

 

德格印經院的《甘珠爾》精裝版

 

    鏈接：多少《大藏經》流出國門

    除流往日本的版本之外，流往其他國家的《大藏經》也為數不少。1924年，英國駐尼泊爾代表何德遜，搜羅了全套《大藏經》；19世紀30年代初，俄國從外蒙古搞到了部分《甘珠爾》，後又從北京搞走全部《甘珠爾》和《丹珠爾》(又一版本)。

    外國人研究《大藏經》的歷史並不晚，而且較有深度。匈牙利人喬瑪曾於19世紀向國外讀者介紹過藏文《大藏經》。研究藏文《大藏經》版本目錄的有丹麥、荷蘭、捷克、德國、義大利、美國、法國、日本等國，其中日本尤為突出，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研究和編纂目錄索引等工作，成果顯著。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國外許多藏學家先後對《大藏經》《甘珠爾》和《丹珠爾》版本目錄進行了深入研究，發表了不少學術論著。

    鏈接：一個日本僧人的入藏路

    寺本婉雅來華的最初目標是進入西藏。1899年6月3日，寺本婉雅給四川總督奎俊遞上了一紙成文，力陳日本寺院東本願寺為「拯救」西藏，向中國派遣僧人的必要性。寺本婉雅還提出了15條「促使中國國民覺醒」的改革建議。奎俊看了寺本婉雅的條陳之後，不僅沒有識破其真實用意，反而對其「一片愛我中國之苦心」大加讚賞。

    在此之前，寺本婉雅曾打算秘密潛入西藏，但無功而返。成功地將兩部《大藏經》盜入日本後，寺本婉雅在日本西藏研究方面「聲名鵲起」。1901年11月，他獲得了日本政府的經費支持，作為日本外務省「西藏蒙古研究生」再次從日本出發，肆機進入西藏。

    1903年，寺本婉雅和常駐雍和宮的五世阿嘉活佛到達了入藏的必經之地塔爾寺。在塔爾寺，寺本婉雅一住就是兩年，期間除繼續學習藏文、翻譯佛教經典之外，就是不斷要求阿嘉活佛派人陪他進藏。阿嘉活佛似乎發覺了寺本婉雅入藏的真實企圖，一直未應允。其間，寺本婉雅不斷向日本外務省匯報自己搜集的情報，並把在北京搜集的佛教文獻和佛像帶回日本。

    1905年5月，寺本婉雅終於進入拉薩。此後，他以學習佛學為名，進入了色拉寺、哲蚌寺、甘丹寺、大昭寺和布達拉宮，同年10月回到日本。

    回到日本之後，寺本婉雅先向日本政府報告了自己在西藏的考察過程，隨後又在日軍參謀本部做了有關西藏、蒙古和滿洲(中國東北)問題的演講，其中不僅涉及英、俄與西藏地方政府的關係，還提出了開採蒙古地區的鹽礦和改良日本軍馬的問題。寺本婉雅的中國之行，無疑為日本日後侵華積累了重要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