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歷史上哪兩位皇帝公開貶低長城?
當年批《河殤》時,我在軍區政治部工作。只因《河殤》的反傳統(歌贊藍色文明,貶抑黃色文明),黃河、長城這類的自然、人類遺產也成了只許說好不許說孬的禁臠,甚至編造出長城是太空唯一看到的地球人類工程的欺天虛妄。一個偶然機會,看到魯迅的一篇《長城》(載《華蓋集》),頗覺驚異。他認為,長城「不過徒然役死許多工人而已」,「我總覺得周圍有長城圍繞。」特別是最後一句:「這偉大而可詛咒的長城!」魯迅對長城的貶低與詛咒,引起幾位戰友的議論──這樣的文章,如果換下魯迅的署名,當今的報紙誰敢登。
從古至今,修築長城,端賴「舉國體制」。「夫以秦始皇之強,帶甲四十萬,不能窺河西,乃築長城以分之。」(桓譚《新論》)「可變資本」四十萬,「不變資本」有多少?秦代以降,漢、隋及其間的北魏、北齊、北周等朝,都有興建,逮至明代,又一次創造了修築長城之高潮,存留於世的就是明長城。「舉國體制」往往與專制政體相聯繫。以「舉國體制」修築長城,就與帝王脫不了干係。國人談及史上有為之君,往往引用毛澤東詩句裡的「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在修築長城問題上,「秦皇」、「漢武」都是積極的推動者,至於「宋祖」,疆域不及幽燕,無險可憑,倒是挖了一些「地下長城」(二○○八年五月十八日《保定日報》)。倒是「唐宗」,在修築長城問題上,別具只眼,特立獨行。
長城既然是帝王的「保留項目」,讚頌長城也就成為官家的「專利」。只有作為社會良心的文人,才是批評貶低長城的主要群體。胡曾《長城》詩云:「祖舜宗堯致太平,秦皇何事苦蒼生?不知禍起蕭牆內,虛築防胡萬里城。」王翰著名的《飲馬長城窟行》有:「歸來飲馬長城窟,長城道傍多白骨。問之耆老何代人,雲是秦王築城卒。」大抵代表了民意的聲音。
其實,貶低長城的並非都是在野的士人,至少有兩位皇上也持同樣立場。被稱為「天可汗」的唐太宗李世民,就是其一。大唐帝國是在隋朝廢墟上建立的,李世民執政之初,鑒於隋煬帝楊廣「興眾百萬,北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綿亙千餘里,死者太半」(《隋書》卷二十四),大肆營造,虛耗民力的弊端,李世民告誡手下:「隋煬帝不能精選賢良,安撫邊境,唯解築長城,以備突厥,情識之惑,一至於此!」(《新唐書.李勣傳》)可見,李世民並未將長城看作中華民族的偉大象徵,他對長城的作用與意義評價並不積極。貞觀二年(公元六二八年),突厥屢犯,邊患日亟,鑒於秦漢以來防禦匈奴的歷史經驗,朝廷官員不止一人,不止一次地向其建言,「請修古長城」。李世民認為:「朕方為公掃清沙漠,安用勞民遠修障塞乎!」(《資治通鑒》唐紀九)在他看來,掃清外寇,消除邊患,締造和平,修築長城並不是正確選擇。他對群臣說:「朕今委任李世勣於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靜,豈不勝遠築長城耶?」(《新唐書·李勣傳》)委派李勣,他看重的是「人才」;避免「勞民」,他重視的是「人心」。在他看來,人才與人心,與長城相比,作用更加強大而持久。事實也是如此,唐朝政權經過「貞觀之治」與「開元之治」,成為當時世界上最開放、最強大的國家,「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的盛況,中古時代的中國,也只在唐朝首都長安呈現過。外敵的消除,國勢的昌盛,其所依靠的恰恰不是長城。
在中國,另一個貶低長城的領導人是清代的康熙皇帝。清取明而代之,八旗騎兵翻牆而來,奪關而入,對長城的防禦功能如何,體會得更直接。康熙三十年(公元一六九一年)五月,總兵官蔡元報告,古北口一帶,長城邊牆傾塌甚多,請行修築。有關部門「擬同意」並上報請示。康熙皇帝隨即下達「上諭」:「秦築長城以來,漢、唐、宋亦常修理,其時豈無邊患?明末我太祖統大兵長驅直入,諸路瓦解,皆莫敢當。可見守國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者是也。……今欲修之興工勞役,豈能無害百姓?且長城延袤數千里,養兵幾何方能分守?」(《清聖祖實錄》卷一五一)在康熙皇帝看來,一個國家的安全,不能寄望於某項「安全設施」,即使是中國的萬里長城還是美國的「NMD」、「TMD」(戰略、戰區飛彈防禦體系)。康熙聖諭中的「民為邦本」,雖然不能與「民主政治」相提並論,但它畢竟屬於傳統文化的精髓。「守國之道」乃「修德安民」;「眾志成城」則「邊境自固」;「興工勞役,豈能無害百姓」?「民心悅則邦本得」。作為一個滿族皇帝,見解如此,殊為難得。不特如此,康熙皇帝還曾賦詩對長城諷刺道:「萬里經營到海涯,紛紛調發逐浮誇。當時費盡生民力,天下何曾屬爾家。」(《蒙恬所築長城》)且不說唐太宗、清聖祖同樣重視民心與人才,二人都曾開拓了中國歷史上國勢、版圖、文化上的強盛與繁榮,不要說他們如何氣吞萬里,超邁千古,歷史與時代或有不可比性,但他們與那些躲在古舊的城牆後面(甚至連城牆也已失去),恐懼地偷窺牆外的風景,自足地守那只殘破金甌度日的領導人,畢竟不是一個層次。
長城巍巍,邊風瑟瑟。綿延萬里、歷經千年的古長城,見證了歷史的滄桑。作為物質存在,長城經歷了巍峨壯麗與斷壁殘牆:作為歷史存在,長城經歷了金戈鐵馬與王朝更替;作為文化存在,長城經歷了和親出塞與大漠長風。千百年來,在國人心中,長城成了象徵,成了符號,其中蘊涵的統一與分裂,開放與封閉,開拓與守成,華夏與夷狄,文明與蒙昧,遠不是這道磚石建築所能承載的。對於這一物質的、歷史的、文化的遺留物,無論頌揚與批評,作為一個天地之間的無生命體,一切爭議與糾紛似乎都緣於人們過多地賦予其靈魂與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