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鄧廣銘先生在《岳飛傳》後記中指出，有關岳飛的史料主要有三類，即官史、野史和家史。官史即南宋的官修史書；野史是民間的私人著述；家史則是岳飛之孫岳珂的《鄂王行實編年》，而家史在後世影響最大。在這裡，先撇開野史不談，主要就官史與家史對岳飛的記述略作評述。

　　先說官史。官方修史是我們的優秀傳統，中華古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長達數千年，就得益於這一傳統。然而，在歷史上，既有「髒唐臭漢」、「弱宋腐明」的說法，亦有「相斫史」、「吃人史」的評價。岳飛是南宋時期的民族英雄，對於這一結論，畢竟爭議不多。但在南宋官方的史書中，對岳飛史跡的記述，卻頗多貶損之處，原因何在哉？南宋紹興十一年(公元1141年)除夕，由於趙構、秦檜賣國集團的暗算，岳飛竟慘遭橫死；十四年後，秦檜方壽終正寢。

　　在這期間，秦檜始終以宰相兼領「監修國史」，「專元宰之位而董筆削之柄」(鄧廣銘《岳飛傳》，以下未註明者同)，緊緊抓住筆桿子不放。而且，他在史館中大力安插親信，秉記事之職者非其子弟即其黨羽，「凡論人章疏，皆檜自操以授言者，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宋史》)而岳飛自從戎之日起，即以「盡屠夷種，迎還二聖」為己任，而這與不惜賣國求榮，一味苟安自保的趙構、秦檜之流是不能兼容的。儘管岳飛屢建奇勳，秦檜及其黨羽又怎麼可能將其功績歸檔入史呢？因此，「岳飛每有捷奏，檜輒欲沒其實，至形於詞色。其間如闊略其姓名、隱匿其功狀者，殆不可一二數。」不特如此，有時甚至故作曲筆，顛倒事實。紹興十年，岳家軍在郾城、穎昌等地與金軍作戰，連戰皆捷，趙構、秦檜卻逼令岳飛「措置班師」。即使如此，凱旋途中，岳飛仍兵援陳州以顧大局。

　　就是這段歷史，史書是如何記載的呢？「岳飛在郾城，眾請回軍，飛亦以為不可留，乃傳令回軍，而軍士應時皆南向，旗靡轍亂不整，飛望之，口塑而不能合，良久曰：『豈非天乎？』」(《三朝北盟會編》)從而將岳飛描述成一個丟盔棄甲，狼狽逃竄的「逃跑將軍」。本書作者薛夢莘雖非史官，但據鄧廣銘先生考證，這條記載完全是作者「從南宋官修史書抄來」，這就不能不帶有秦檜之流的深深印記。

　　再看家史。所謂家史，類似於今之晚輩為其尊長撰寫傳記。在這類傳記中，出於血緣、親情、通誼的考慮，往往出現隱惡揚善的毛病。

　　岳珂系岳飛之孫，對他筆下的「鄂王」、「先臣」也就是他的祖父是如何記述的呢？應當說，為整理岳飛的史料，他確曾下過大量搜遺輯錄之功夫，「積日累月，博取而精核之」，用了五年時間才編成這部《行實編年》。岳飛作為一代英烈而慘遭橫禍，由於他事功卓著，即使在當時，不僅在民間口碑相傳，備極推崇，在官方，南宋孝、寧兩朝，也已公開為其平反。按理說，岳珂只需客觀、真實地記述乃祖的史跡就夠了，這不僅是對其先祖負責，也是對公論的尊重。然而，岳珂卻未能跳出親情和歷史的局限，字裡行間往往摻雜一些隱惡揚善或錦上添花的東西。比如，他在書中有意隱諱了岳飛少年時代曾在官宦之家做過莊客(類似於今之保安或長工)的往事，本來貧下中農出身的岳飛，卻被塑造成出身詩書翰墨之家、「尤喜《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的富家子弟。再如，他在書中極力為乃祖曾因「建儲」(立太子)受到皇帝斥責的史實進行辯誣，反而指責他人的如實記述「荒謬不根，顛倒錯亂」。

　　紹興十年，岳飛在河南的作戰行動，不過是攻克許昌，威逼開封(東京)而已，而岳珂卻在書中憑空杜纂出一段「先臣獨以其軍進至朱仙鎮，……遣驍將以北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奔還京師。」為了幫乃祖錦上添花，竟無中生有地編造了一場「朱仙鎮大捷」。

　　從人性的角度而言，「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莊子.人間世》)可謂深明世情的確然之論，然而，評騭是非，著書立言，能夠做到善人之善而不溢美，惡人之惡而不溢惡，殊非易事。

　　秦檜對岳飛的溢惡，如果其旨在粽謗異己，因而佛頭著糞的話，那麼，岳珂對岳飛的溢美，如果不是適得其反，至少是畫蛇添足了。現在之人，往往習慣於享受溢美之詞而誅伐溢惡之事，其實，「妄譽，仁之賊也；妄毀，義之賊也。」(漢.楊雄《法言.淵騫》)溢美、溢惡，半斤八蔖，都不是什麼好東西。考諸前人，鑒之歷史，今之為史、為志、為傳者，寧不深長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