慘烈的死亡場景隨處可見。白修德看到，粉碎流血的斷肢殘臂，散落在鐵軌旁，那是沒有扒住火車而不慎墜落者留下的痕跡。一個母親把兩歲的孩子煮熟了充飢，另一位父親也殺死了親生骨肉，然後囫圇下肚，還有一家人把軍隊交給他們收容的兒童，啃得乾乾淨淨……

　　一位美國記者和一名中國作家，彼此相隔近半個世紀，借助通過「接力」方式譜寫的文字，令那場於1942年席捲中原大地的浩劫的真相得以流傳後世。

　　馮小剛指導的電影《一九四二》今天正式亮相銀幕，將鏡頭對準70年前的中原大地——一段被戰亂、飢餓與絕望所充斥的歷史，隨之展現在世人面前。

　　《一九四二》的誕生可以追溯到1989年。當時，該片編劇、作家劉震雲從好友錢鋼那裡頭一次聽說發生在老家的大饑荒，並且受後者委託回到故鄉——河南延津縣王樓鄉老莊，試圖通過探訪親歷者，為那場浩劫留下一點記錄。

　　儘管天災人禍導致餓殍遍野，百姓的生死彼時並未在廟堂之上引起太大波瀾。據記載，上一個像劉震雲那樣去河南尋求真相的人，還是時任美國《時代週刊》駐華記者、後來的普利策獎得主白修德。這段往事緣起於他讀到《大公報》當時的報道《豫災實錄》：

　　「今日河南已有成千上萬的人正以樹皮(樹葉吃光了)與野草維持著那可憐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榮再沒有人提起，『哀鴻遍野』不過是吃飽穿暖了的人們形容豫災的淒楚字眼。」

　　這是真的嗎?撰寫報道的記者已被下獄，白修德決心親自前往河南，一探究竟。之後的幾個星期，他幾乎崩潰，「那些事情讓我至今難以相信，哪怕戰爭結束後，我也不能原原本本告訴別人。」

　　賣一口人，換不回四斗糧

　　「我的筆記告訴我，我只是在報道我所見到的、所證實的事實……狗在路上啃人的屍體，農民趁夜色降臨後尋找人肉，每條公路上都有棄嬰在號哭、在死去……」

　　白修德的採訪之路，始於1943年初春一個寒冷的黎明。他與《泰晤士報》記者福爾曼從潼關(河南進入陝西的必經之地)，逆著逃荒的滾滾人流，深入河南腹地。

　　出現在他們面前的，是「單一的，一家一戶所組成的、成群結隊、一眼望不到頭的行列」，空氣裡瀰漫著小便與汗液混雜的味道，破舊的火車車頂上擠滿了人。不再指望回家的受災民眾，把最值錢的衣服穿在了身上，一片黑藍色中有一點紅，那是一名婦女污漬斑斑的嫁衣。

　　1942年，河南夏秋兩季沒有下一滴雨。劉震雲的外祖母回憶，「地裂得像小孩子嘴」，「往地上澆一瓢水，滋滋冒煙」。農民收穫的糧食僅有往年的三成，其中絕大部分又被抽了稅。到年底時，樹皮幾乎被剝光，草根也已被挖完，「豬儘是骨頭，雞餓得連眼睛都睜不開」。

　　百姓則成了一副副喘氣的骨骼模型。沒法扒火車逃難的，扶老攜幼，獨輪車父推子拉，六七十歲的老夫妻喘喘地負荷而行。在絕望中，有男人殺妻棄子，然後投井自盡。

　　一位90多歲的老太太還記得，她的二叔餓昏在路邊，饑民跑過來，割前者身上的肉吃。二叔疼醒了，慘呼：「我還中(還能活下去)」，得到的回答是：「你不中了，救救我吧。」

　　根據國民政府的統計，1942年，旱災與蝗災襲擊了河南全省110個縣，500萬人受災。在人販子那裡，婦女的售價跌了九成，壯丁的售價跌了三分之一，賣一口人，換不回四斗糧。

　　在家鄉的麥秸垛旁，劉震雲遇到了曾親歷饑荒的老者郭有運。老人嘴已漏風，劉震雲還是盡力聽懂了他在逃荒路上的遭遇：一家六口人，剛上路，他娘就病了，為了治病賣了小女兒，可娘還是死了;走到洛陽，大女兒患天花去世;扒車去潼關，兒子掉到火車輪下軋死了，最後和老婆到了陝西，給人放羊為生，老婆嫌跟他生活苦，跟著人販子跑了……

　　「我逃荒為個啥?為圖大家有個活命，誰知逃來逃去就剩下自己，我還逃荒幹什麼?」郭有運禁不住潸然淚下，「早知這樣，這荒不如不逃了，全家死還能死到一塊兒……」

　　國家拋棄了自己的百姓

　　無數像郭有運那樣的普通中國人掙扎求生時，第二次世界大戰正進入相持與轉折階段——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正式成立，日本在中途島海戰中落敗，蘇聯在斯大林格勒的廢墟中堅守，納粹德國密謀「最終解決」猶太人，毛澤東在延安開展整風運動……

　　這些，也許才是時任中國最高領導人蔣介石最關心的。實際上，與眾多留駐史冊的大事相比，發生在中國腹地的饑荒在當時沒有引起外界的注意，過後也沒多少人願意回味。

　　然而，在這場悄然無聲的災難中心，白修德多次目睹了權勢者的醜陋：「軍隊強行從農民那裡搶走糧食;省政府在當地軍隊的威脅下，試圖封鎖消息，不讓任何人走漏風聲。……中央政府提供的賑災資金是2億元，實際上它們根本沒有到達災民手中。」

　　同一時期，「中央社」依然宣稱，「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徵糧徵購，雖在災情嚴重下，進行亦頗順利……據省田管處負責人談，徵購情形極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貢獻國家。」

　　瞭解真相的《大公報》主編王芸生在憤懣中寫道，「這『罄其所有』四個字，實出諸血淚之筆」。這篇社論一出，《大公報》旋即被當局勒令停刊。

　　彼時，幾十萬中國軍隊駐紮在河南嚴防日軍進犯，這麼多官兵的糧草，全靠當地自行解決。白修德遇到的農民忍不住告訴他，每畝地產15斤的糧食，抽稅要抽13斤。

　　美國駐重慶領事館秘書、後來成為「中國通」的謝偉思，也在一份發回華盛頓的報告中寫道：「在少數地方，(當局)顯然使用了軍隊對付人民。吃著榆樹皮和干樹幹的災民，被迫把他們最後一點糧食種子交給稅務機關。身體虛弱得幾乎走不動路的農民，還必須給軍隊交納軍馬飼料。這些飼料比起他塞進自己嘴裡的東西，其營養價值要高得多」。

　　而在河南，面對「橫徵暴斂」的指責，一名軍官對白修德坦言：就算老百姓餓死了，這土地也還是中國人的，可是如果當兵的餓死了，國家就會變成日本人的。

　　另一方面，身處大後方的蔣介石「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河南省主席李培基的報災電，被他罵是謊報濫調，並且「嚴令河南的征實不得緩免」。河南籍國民參政員郭仲隗在重慶召開的大會上，聲淚俱下地講述河南災情，也沒得到任何實質性回應。

　　也有人指出，彼時的河南隨時可能失陷，在國民政府高層看來，「不能讓糧食資敵」或許比災民的生死更重要。無論原因為何，冷冰冰的結局是：被國家拋棄的百姓，除了忍饑挨餓，就是背井離鄉，最終，約佔全河南省十分之一的人口投入了死神的懷抱。

　　「這場災難就是人為的」

　　對這場夾雜了太多人為因素的災荒記錄到一半時，劉震雲清楚地意識到，美國記者白修德必將成為他這篇作品的主角。對不堪回首的1942年，政府迴避，媒體噤聲，親歷者麻木;翻遍了史料，白修德竟然是當年惟一一個揪心那數百萬災民命運的外國新聞工作者。

　　白修德的記述震撼著劉震雲的心——他寫道，最令人難過的並非流血，而是不明白眼前的景像是怎麼回事，那麼多流離失所的災民，那麼無組織的遷徙，政府到哪裡去了?

　　給《時代週刊》發完了稿，白修德決心讓中國最高層知道在河南發生的真相。幾經輾轉，他在宋慶齡的幫助下見到了蔣介石，向這位中國元首展示了自己拍攝的野狗吃人的照片。據說，蔣介石見到照片後「渾身顫抖，顯得深受震動」。隨後，對河南的救援啟動了。

　　一位神甫後來寫信告訴白修德，自他們離開河南後，糧食就不斷湧進來，省政府在鄉間各地設立了粥站，軍隊拿出的糧食也幫助了許多人，「同時也證實了我以前的判斷：這場災難就是人為的，如果當局有這樣的願望和意志，任何時候他們都有控制局面的能力。」

　　不過，白修德當時並不瞭解，蔣介石震怒之餘，帶來的是人頭落地——對令災情真相曝光的相關責任人的懲罰，是從幫白修德發稿去紐約的洛陽電報局職員開始的。

　　數萬官兵竟被同胞繳械

　　1943年，河南省大部地區落入日軍之手。侵略者為了籠絡人心，給奄奄一息的饑民發放了救命的軍糧。由此導致的結果出乎所有人意料：農民們用獵槍、大刀和鐵耙把自己武裝起來，將大約5萬名曾經強征他們糧食的軍隊繳械，讓措手不及的中國官兵在前後夾攻下迅速潰敗。

　　國民政府的戰區司令官湯恩伯倉皇撤離時，政府控制的倉庫中尚存有100萬袋麵粉，夠20萬人吃一年，這些寶貴的物資，到頭來還是全部落入了日軍之手。

　　但無論如何，在河南鄉間，人們終於吃上了飯，歷時近一年的災難終於劃上了休止符。

　　斗轉星移，這場不堪回首的大饑荒漸漸沉入了歲月深處。直到上世紀80年代末，劉震雲回到家鄉，試圖重新發掘自己外祖母腦海中的歷史：「姥娘，五十年前，大旱，餓死許多人!」

　　老太太一開始卻顯得有些茫然：「餓死人的年頭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

　　河南大饑荒的親歷者與他們的後代，似乎已把這場死亡人數相當於三個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浩劫忘得一乾二淨。當然，其中大概也有不少人，是刻意不想去喚醒那段黑色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