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兵馬俑

　　「關於秦始皇陵兵馬俑坑及其兵馬俑的性質，長期以來學術界說法不一。但兵馬俑坑作為秦始皇陵陪葬坑，是絕大多數學者的一致看法。劉九生副教授首次對流行的兵馬俑的身份提出質疑。」

　　2009年4月8日上午，在西安文理學院的會議室舉行了一場「秦始皇陵陪葬坑屬性座談會」，與會專家學者就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劉九生發表的《秦始皇帝陵近臣侍衛郎官俑與中國古代文明——「兵馬俑」證謬》一文，進行了熱烈討論。

　　在論文中，劉九生副教授首次提出，秦始皇陵陪葬坑出土的兵馬俑，並非像現在學術界普遍認定的是「兵馬俑」、「軍陣」或者「宿衛軍」等軍隊的複製品，而是只有秦始皇才能擁有、動用的近臣侍衛系統，即「郎系統」真人真馬真車及其裝備的複製。

　　由於身在美國，座談會上劉九生副教授的同事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趙世超教授代替他介紹了其觀點。

　　「劉九生副教授是非常謹慎的，他是經過10多年的思考、縝密考證認定，最後在同事的一再催促之下才發表他的論文。」趙世超教授告訴《北京科技報》。

　　1974年，在秦始皇陵園東1.5公里處，我國考古學家先後發現從葬兵馬俑坑三處，成品字形排列，面積共達20000平方米以上，出土陶俑8000件、戰車百乘以及數萬件實物兵器等文物。秦陵兵馬俑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跡」。1987年12月，秦始皇陵及兵馬俑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據瞭解，關於秦始皇陵兵馬俑坑及其兵馬俑的性質，長期以來學術界說法不一。兵馬俑坑作為秦始皇陵陪葬坑，這是絕大多數學者們的一致看法。但是涉及關於這些兵馬俑坑的性質問題，學術觀點則有多種。

　　劉九生副教授在論文中首次對流行的兵馬俑的身份提出質疑，認為，「事死如生」是中國古代文明基本觀念。以俑作陪葬，是我們源遠流長的禮儀文明中喪葬禮儀的重要體現。「俑」的歷史告訴我們，在古代中國，「作」俑須近親、故舊、衛士而非一般人普通人。「兵馬俑」說以「兵」作「俑」，根本違背中國古代死後世界觀，有失「俑」的身份。

　　劉九生副教授的論文中對以「軍陣」陪葬的形式提出疑問。陪葬「軍陣」有違始皇帝「使後無戰攻之患」的理想。另外，群俑的排列組合方式系以「四」進制的「四法」而根本不合與秦相關的兵家的「伍法」，而且一、二、三號坑群俑的排列組合方式難以排成任何一種中外古典記載的軍陣。中國古代死後世界觀，跟古埃及和瑪雅印第安人相近。這兩大古典文明，各有令人震撼的陵墓工程，卻絕不見一絲一毫軍陣的蹤影。

　　劉九生副教授還認為，學術上的「宿衛」京城說在史料中無從查證。秦都咸陽考古工作者經將近20年的踏查結論是：「城郭遺址卻一無蹤跡，至今只能以秦都咸陽無城郭建製作罷」。給咸陽平添所謂「兵馬俑」，派「宿衛軍」，擺「軍陣」，歷史地理方面的障礙實在太多。

　　劉九生副教授還發現，以「郎」為「兵」其實名不副實。從秦俑本身看，群俑之高大超過古往今來中國人一般的身高，俑的體態、髮式、衣裳鞋襪制式，多少說明，他們都是秦社會的上層精英。

　　結合各種證據，劉九生副教授得出結論，秦陵兵馬俑的真實身份是「郎」系統人，換句話說，就是生前在秦始皇身邊的侍衛，他們是獨立於軍隊之外的系列。而兵馬俑就是皇帝才能擁有、才能動用的「郎系統」真人、真馬、真車及其裝備的複製。

　　劉九生副教授認為，「郎與郎制」在秦代非常重要，能夠進入「郎系統」的人都是相當於二品官員的子弟，他們平時在秦始皇身邊侍奉，相當於「秘書」的地位。更為重要的是在科舉制度之前的秦代，「郎系統」是提拔官員的主要人群。他認為，整個兵馬俑場面呈現的，是始皇帝出入或即將舉行禮儀盛典時基本範式的生動寫照——四號坑對應祭祀或禮儀場所，三號坑對應宗廟，二號坑對應宮廄，一號坑對應宮城即驪山園——而非所謂「兵強馬壯的秦國軍隊的形象記錄」。

　　難道，秦陵兵馬俑的身份真是生前秦始皇身邊的「侍衛」而非「軍隊」嗎？

　　「這只是一家之言。」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長劉慶柱研究員告訴《北京科技報》。

　　劉慶柱研究員介紹說，關於秦陵兵馬俑的真實身份學術界早就有爭論，各種觀點都能自圓其說，但是都沒有充分說服其他觀點的有力證據。

　　據瞭解，當前學術界關於秦陵兵馬俑的身份有五種觀點：其一為象徵秦始皇的都城咸陽的衛戍部隊，其二為象徵為秦始皇送葬的軍隊，其三為「封」說，其四為「冥軍」，其五為三種「衛軍」。

　　「宿衛軍」是「兵馬俑之父」袁仲一先生提出的，已成為現在秦始皇陵兵馬俑坑研究的主流觀點。後來，黃展岳、楊泓和劉慶柱等專家提出了「送葬部隊」說。

　　「在我國一些文獻記載中，漢代有軍隊送葬的習俗，如著名年輕將領霍去病死後，漢武帝就『發屬國玄甲軍陣自長安至茂陵』，為之送葬。霍光死時，漢宣帝『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陣至茂陵以送其葬』。匈奴人金曰磾死後，皇帝『送以輕車介士，軍陣至茂陵』，為其送葬。張安世、王鳳等人都享受了死後軍隊送葬之儀。」劉慶柱介紹說。

　　劉慶柱等專家認為，從漢承秦制的西漢時代大型墓葬附近陪葬坑——兵馬俑坑的發現，以及《漢書》、《後漢書》等重要歷史文獻相關記載來看，秦始皇陵兵馬俑坑的兵馬俑應該是當時為秦始皇「送葬軍隊」的象徵。

　　對於劉九生的觀點，劉慶柱研究員認為缺乏起碼的學術常識。「在我國出土的很多漢代帝王墓葬中，有很多是以軍隊形式的陪葬。」劉慶柱說。

　　曾主持和參加了秦兵馬俑一、二、三號坑的田野考古發掘工作，與秦陵、兵馬俑打了30多年交道的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考古隊隊長劉占成研究員告訴《北京科技報》，從出土的兵馬俑身穿鎧甲、手拿武器的情況分析，秦陵兵馬俑「兵」的身份是不容置疑的，近臣侍衛也是「軍隊」的性質，而且，這部分俑只佔所有發現的兩成。另外，從穿著的鎧甲不同可以發現，還有八成秦俑相當於「野戰部隊」。

　　「自學成才的劉九生副教授與正統學派觀點是有很大差別，但是，他的研究成果可以為秦俑學研究開闢新思路，注入活力，『百花齊放總比一花獨開要好！』」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趙世超教授說。

　　但是，劉慶柱研究員認為，這種學術爭鳴應該建立在一定的學術基礎上。「關於秦始皇陵兵馬俑坑性質的學術討論，實際上涉及到歷史學、考古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對於遙遠的古代歷史而言，我們的研究必須以已有的科學成果為起點、支撐點，去探討未知領域。所有科學研究都需要『假設』、『假說』，但是『假設』、『假說』的科學性，取決於其科學研究的『起點』是否準確、『支撐點』是否牢固。」劉慶柱強調。

　　秦始皇陵兵馬俑坑發現30多年來，對於其至關重要的兵馬俑坑性質問題討論，為什麼一直沒有什麼進展呢？劉慶柱研究員強調，應該主要歸結於科學研究方法論的有待進一步加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