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中國共產黨「一大」召開。會議的最後一天，有人緊急送信，捕房要來搜查會場，代表們臨時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繼續開會。送去消息的人，正是金家鳳。先後四次身陷牢獄的金家鳳，長期以來經歷卻鮮為人知。日前，金家鳳的兒子楊慶章、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原副巡視員劉子健、廣州市委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黃穗生向記者介紹了金家鳳坎坷的人生經歷。

　　前兩次被捕：反對北洋軍閥

　　金家鳳，1903年出生於蘇州吳縣，父親金恩燮曾是當地同盟會的負責人。「爺爺金恩燮後來將父親送到上海南洋附中接受新式教育，因此父親很早就開始接觸新思想、新文化，加入到反封建軍閥統治的革命洪流中。」

　　楊慶章介紹說，「1919年4月，父親與侯紹裘(中共蘇州獨立支部的創始人之一)等同學一起謀劃，準備用炸彈暗殺時任淞滬護軍使的軍閥何豐林。不料計畫洩露，幾個同學都被逮捕，後來經過多方努力，父親他們才獲得保釋。」

　　中國共產黨的順利組建，金家鳳功不可沒。1919年，金家鳳在上海認識了陳獨秀，隨後開始從事革命活動。第二年，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創立，俞秀松、施存統、沈玄廬、陳望道、李漢俊、葉天底、袁振英、金家鳳8人成為發起人，21歲的俞秀松任書記，17歲的金家鳳負責團務，這是中國第一個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0年，陳獨秀在籌備創黨的活動遇到經費困難，金家鳳知道後，給家裡寫了一封信，稱需要一筆經費「赴法留學」。母親宋喬信以為真，想方設法籌到了6000銀元，分批送到上海。按照當時的物價，100銀元是北京市郊一個五口之家一年最低的生活費，6000銀元在當時是一筆巨款。「金家鳳拿到這筆巨款後，悉數交給了陳獨秀，作為建黨建團的活動經費，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作出了貢獻。」廣東省黨史研究室原副巡視員劉子健告訴記者。

　　不過，這件事如何對家人交代呢?楊慶章告訴記者：「為了讓家人相信自己已經『赴法留學』，父親決定離開上海到離家更遠的北平學習。陳獨秀親自寫信給北京大學的蔡元培和李大釗，介紹金家鳳到北大學習。」

　　1923年，金家鳳在北京協助李大釗、李石曾策動舉行「首都裁兵大會」，遭到北洋政府的通緝，金家鳳被調去安徽，籌建共產黨早期組織。不久金家鳳又回到北京，李大釗讓金家鳳持函由津浦繞道南京去武漢交給陳獨秀，不料在路經南京時被軍閥孫傳芳的軍警盯上，金家鳳遭逮捕。在獄中，他深受折磨，後經顏惠卿、胡適等人保釋，回到蘇州養病。

　　後來李大釗慘遭殺害，大革命失敗後，陳獨秀也離開了中央領導崗位，金家鳳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繫。金家鳳帶著妻子毛一鳴到南京去找蔡元培，蔡元培委任他擔任教育部的圖書館主任。後來，金家鳳加入汪精衛等人發起的反蔣活動。

　　抗戰爆發後，金家鳳輾轉去了長沙、重慶。

　　第三次被捕：打入汪偽政府，被日軍懷疑

　　1939年，金家鳳在重慶見到了中共地下情報員傅大慶。傅大慶早年參加過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通過傅大慶，金家鳳與黨組織重新取得了聯繫。

　　1940年，時任國民黨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的張群找到金家鳳，稱「日軍軍情和日本國內的情況需要有人去瞭解，周恩來也提出派人去摸清日共及日本各政黨的情況」，詢問金家鳳是否願意前往。金家鳳不置可否，他通過傅大慶將此事匯報給周恩來，周恩來答覆：「是我與張群商量的，若你同意，我派傅大慶與你同行。」當時國共兩黨已達成抗日統一戰線，金家鳳考慮一番後同意去「汪偽政府」任職。臨行前，他向戰地黨政委員會遞上了一份《自發抗戰計畫書》，李濟深命人備案。

　　金家鳳從重慶返回上海，被汪偽政府任命為「中央執行委員」，成了民眾眼中的「漢奸」。劉子健告訴記者：「根據現有材料顯示，金家鳳當時主要有兩方面的任務：一是開展對汪偽政府內部的情報工作;二是留意日本民間人士的動況，設法推動日本民主進步人士的反戰活動。」

　　後來的事也印證了他的情報工作跟這兩方面有關。1941年1月，金家鳳隨丁默村訪日，金家鳳以即將就任的運輸公司中方經理的身份，先後接觸了日本社會黨等公開活動的黨派人士，亦接觸到了島田正雄等日共領導人。回上海後，金家鳳與傅大慶約在上海國際飯店見面，匯報在日本所見的情況。不久傅大慶另有任務離開上海，潘漢年讓自己的助手張建良(又名華克之)與金家鳳取得了聯繫。

　　1943年夏，金家鳳組織了一個時事討論會。楊慶章介紹說，討論會所需的電訊稿由汪偽特工總部的電台收錄而來，每隔幾天特工電台就派人送來，有時金家鳳也派人去拿。金家鳳看過電訊稿後，就聯繫中共地下人員取走，「父親也讓大哥金慶平去拿或送電訊稿，他還特意讓大哥在短時間內學會了單車，方便隨時去取特工電台匯總的電訊稿。」楊慶章說。1945年，金慶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金家鳳與中共人士的頻繁來往引起了日軍的懷疑。1945年4月，日軍以「通共通渝」的罪名將金家鳳逮捕，被押至蘇州政治犯監獄，這是他第三次入獄。幾個月後，日本宣佈投降，金家鳳得以釋放，出獄後在上海通安輪船股份有限公司任職。抗戰勝利後，金家鳳很快接到張建良轉來的潘漢年的指示：撤退香港，與中共地下情報人員取得聯繫，配合開展策反和統戰工作。金家鳳化名為「費君忍」，以做運輸生意為掩護接觸各派人士。

　　據楊慶章介紹，1950年9月，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在仁川登陸，迅速佔領了朝鮮北部。中共中央政治局接連開會，研究對策。金家鳳從可靠渠道獲悉，美國政府已授權麥克壓撒可以越過邊界「追擊」，於是寫信給毛澤東，通過張建良以最快速度上報。「當時父親在香港是輪船公司經理，可以接觸不同派別的人，不過他從未跟我們說過情報的來源。」楊慶章說。這條情報對於「抗美援朝」決策意義重大。事後，張建良上門給他送來了一支「犀菲利」牌金筆，說是毛澤東對他的嘉獎。

　　受突發案件牽連：第四次入獄

　　周恩來去世時，父親兩眼紅腫：「我的事可能再也說不清楚了。」

　　金家鳳自大革命失敗後脫黨，曾先後在國民黨政府和汪精衛偽政權中擔任高級職務，因此在外人看來，他的政治關係非常複雜。其實，不止外人，就是家人也不清楚金家鳳的事情。

　　楊慶章說，抗戰期間，由於父親絕口不提工作上的事情，家人都不知道他在做什麼。後來見到他與國民黨、汪偽政要時有接觸，都懷疑金家鳳已經「變節」。「印象中，父親幾乎從不跟我們談工作上的事。我小時候常看到他在一張很小的字條上寫字，字體非常小，他有時還要拿著放大鏡寫，從不讓我們上前看，寫好後又捲成細細的條狀藏在身上，顯得非常神秘。」

　　楊慶章告訴記者，新中國成立後，家人因為父親複雜的政治身份，吃了不少苦頭，我們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跟父親關係不好。不過，楊慶章曾聽父親說過一句：「我之所以去上海參加汪偽政府，是有人派我去的，人證俱在，這事將來一定可以說清楚。」不料，接下來發生的事卻令他的人生軌跡驟起變化。

　　1952年，船務公司東主孟力平勾結台灣方面，企圖把「羅斯陶」號輪船開往台灣，當時金家鳳察覺後曾嘗試阻止，但遭到孟力平的排擠被免職。幸好船員們經過鬥爭，將「羅斯陶」號開回了廣州黃埔港。1953年金家鳳返回廣州匯報時受此案牽累被捕。「儘管1958年廣東省公安廳偵查後認為該案是由孟力平策劃，並且也確認了金家鳳的情報關係，但因各方面原因，金家鳳還是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劉子健說。「文革」期間，金家鳳繼續留在農場改造，直至1975年底經中央批准特赦出獄。楊慶章回憶稱：「周恩來去世時，我看到一向不哭的父親兩眼紅腫，情緒非常低落，他在我身邊低低地說了一句令我印象深刻的話：『我的事可能再也說不清楚了。』」

　　1979年9月，金家鳳去香港探親，不幸因車禍去世。新華社香港分社以中國旅行社的名義送了花圈，花牌上寫著「典型尚在」四個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