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桐城文化世家

　　追尋學者的成長足跡，不難發現，家學與師承是不能忽視的兩個重要方面。週一良、何滿子兩位都是在私塾接受的啟蒙，富有學養的家庭教師，給他們進行一對一輔導。當然，舒蕪的家境，比起週一良、何滿子要遜色，但畢竟身屬文化世家。有清一代，天下文章盡出桐城。

　　奇怪的是，舒蕪接受唯物論後，對於桐城文化，喪失起碼的溫情的敬意。把自己成長的積極因素——文化世家，看得很淡。大概，舒蕪出生的時候，新文化已經如火如荼，「桐城謬種、選學妖孽」，早被新文化鉅子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了。這位桐城文化的世家子，對於桐城文化的背叛，所達至的自覺，不免讓人驚悚。

　　舒蕪迫不得已，述說家世，也要條分縷析「桂林方、魯谼方、會宮方」，主動劃清文化界限。方苞人家是「桂林方」，是「大方」，自己家族屬於「魯谼方」，是「小方」。人家「大方」才可稱得上簪纓世家，錦繡文章。「小方」很晚才發達起來。

　　世家大族，難免錯綜複雜，歷史上積累的矛盾，自然不少。中國的家族制度，直到民國，都具有相當的生命力。既然存在，就有它存在的道理。科舉制度之下的家族制度，耕讀傳家，無論在生產還是在文化上，不僅是社會基本的細胞，簡直可以說是基於血緣的文化共同體。鄉土中國，文化世家儼然是教化一方的道德模範，對於族內子弟，它所產生的效應，自然是不能低估的。

　　舒蕪的曾祖，已經開始詩書傳家，祖父幫吳汝倫辦理教育;父親方孝岳是著名的文學批評家，晚年任職中山大學;叔叔方孝博曾任職中央大學、蘭州大學，文理融通，既教物理，又教文學。九姑方令孺與堂兄方瑋德是新月派詩人，母親是桐城派殿軍馬其昶老先生的女兒，文學史家馬茂元是自己的表兄，鄧以蜇、宗白華、張漱涵、包柏漪都是「魯谼方」大家族譜系中的一員。難怪桐城市地方志辦公室的方寧勝先生，在《桐城文學世家的現代轉型——以魯谼方氏為中心》中讚譽：「這是一個典型的文學世家，自雍正、乾隆間方澤起八世薪火相傳，墨香未絕，不惟桐城望族之僅見，即置之海內，亦足稱道。」

　　現代新文學，正是在與桐城文學傳統的決裂中，成長壯大的，但是，作為桐城文化世家子的舒蕪，傾向於新文學，自然有一份不能承受之重。

　　歷史的弔詭在於：黨內文化人的命運，也昭示著所有知識分子的命運。舒蕪，之所以不能夠得到多數知識分子、特別是「胡風分子」的寬恕，就在於舒蕪對於胡風事件，不能夠坦誠面對歷史和良心，欠缺基本的反省。

　　(二)學術和思想的師友

　　舒蕪、王元化、何滿子三位胡風分子，按理說，屬於「五四」的產物。何滿子生於1919年，王元化生於1920年，舒蕪生於1922年，在百年中國學術地圖中，他們屬於第四代。這一代，可以說是百年學術史上最可憐的一代，錢鍾書、費孝通、季羨林這些第三代學者，還是比較從容地吸取學術營養，對人生道路的選擇，比起第四代，還是多了一份理性和雍容。

　　當然，這裡，並不是指責何滿子、王元化、舒蕪，而是說，時代已經不允許他們從容地選擇了。按照李澤厚先生的說法：救亡壓倒了啟蒙。1937年抗日戰爭，三位還不到18歲，爭取國家的自由，已經迫在眉睫，個性解放的議題，只能退居「二線」。激情的文學比起平實的學問，也許更能抒發憤懣，這就是為什麼熱血青年、爭自由的國民，能夠融入到講究紀律和獻身的集體的原因。

　　謝泳先生在《舒蕪：回到起點》一文中，為舒蕪沒能進入大學深造，深感遺憾。並進一步設想：如果追求自由的舒蕪能夠進入大學，對於民主的理解，自然會有所不同，可以成為最後一批自由主義者。只能說，這是一種美妙的假設。1922年出生的舒蕪，如果18歲進入大學，應當是1940年。如願以償，進入西南聯大，依照舒蕪的心性和志趣，西南聯大豈不是多了一位學運骨幹?

　　民國時期，重視學歷，但並沒有廢棄學力。舒蕪中學肄業，就開始為人師表。通過在中央大學任教的叔叔舉薦，擔任黃淬伯先生的助教。舒蕪把有關《墨子》的論文給黃老先生看過，經老先生首肯，得到先生的提攜。黃老先生走到哪裡，都把舒蕪帶上，老先生到國立女子師範學院任教，舒蕪從助教直接被聘為副教授。

　　國立女子師範學院是中國現代學府中少有的女兒國，成立於20世紀40年代初期，校址在四川江津白沙鎮，魏建功、李霽野、張維華皆一時之選。胡小石、黃淬伯、台靜農先生先後主持國文系系務，副教授有吳白匋(著有《風褐庵詩詞集》)、詹瑛(著有《文心雕龍義證》)、姚奠中(著有《莊子通義》)、宛敏灝(著有《二晏及其詞》)、柴德賡(著有《史學叢考》、《史籍舉要》)，1949年以後都成為名教授。穎異好學的舒蕪，既是桐城文化世家，又具有新文學的視野，在白沙與學術俊彥切磋唱和，假以時日，理應創獲頗多。

　　冥冥之中，舒蕪人生當中，總是呈現複雜的張力;這位桐城文化的不肖子，把對桐城文化的偏見，帶到古代文史研究的所有領域。舒蕪以為「弄舊的東西，只是掙飯吃的『職業』，而『事業』另有所在，在新文學新文化方面」。舒蕪，倒是有一點先見之明，未卜先知，預見到「古文化」在新中國，僅僅具有被批判的價值而已。也許，舒蕪做夢都沒有想到，90年代中期以後，國學竟會如此吃香!

　　歷史的弔詭在於：黨內文化人的命運，也昭示著所有知識分子的命運。舒蕪，之所以不能夠得到多數知識分子、特別是「胡風分子」的寬恕，就在於舒蕪對於胡風事件，不能夠坦誠面對歷史和良心，欠缺基本的反省。

　　(三)胡風事件的「污點證人」

　　舒蕪原名「方管」，舒蕪是「方管」投稿所用的筆名，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原名。據說，「舒蕪」要用桐城方言來讀的話，就成為「虛無」。對古文化的絕望，使得舒蕪對新文學產生無限的神往，甚至連帶舊文化做人的準則，舒蕪都棄之如弊履。歷史很有意思，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四位新文化的巨擘，其實，所秉持的道德底線，都不是新穎的;新文化所孕育的新型知識分子，無論對文化，還是道德，都是新穎的。這一點，在「胡風事件」中，展現得淋漓盡致。

　　何滿子這位具有傳奇經歷的胡風分子，最大的悲劇在於，原本屬於「非利益相關者」。他根本不認識胡風，也沒有文字上的交往。但是，在政治領袖預設的囚徒困境中，無辜的何滿子，只是由於和胡風的一些朋友有些交往，就戴上右派帽子，並被發配寧夏。至於胡風的朋友，所遭受的迫害，更是令人扼腕，讓人浩歎!王元化差一點精神崩潰，胡風更是「三十萬言三十年」。「胡風事件」據說株連兩千多人，試想，這兩千多人的兄弟姊妹，能不遭受株連?家屬的家屬，親戚的親戚，朋友的朋友，學生的學生，成為一個巨大的網絡，所有這些人的上學、參軍、提干，都遭遇一票否決。

　　「胡風事件」，之所以開創了一個惡劣的先例，就在於把私人信件當作反革命集團的所謂罪證，公權力堂而皇之侵入民間社會。舒蕪，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經久不息的話題，就在於，不管出於壓迫，還是出於投機，迎合了全能政治的需要，成為「胡風事件」的「污點證人」。

　　歷史的弔詭在於：黨內文化人的命運，也昭示著所有知識分子的命運。舒蕪，之所以不能夠得到多數知識分子、特別是「胡風分子」的寬恕，就在於舒蕪對於胡風事件，不能夠坦誠面對歷史和良心，欠缺基本的反省。

　　20世紀50年代的「胡風事件」，這場特大的現代文字獄，儘管已經平反，但是，它所造成的心靈的創傷和恐懼，並不是隨著胡風分子的逝世就能夠自然痊癒。值此舒蕪去世之際，理應不再糾纏舒蕪的道德底線，而是深切反思「胡風事件」所依托的制度安排，建設容忍異見的自由空間，如此，才能告慰所有「胡風事件」中的受害者，才能產生不再搖擺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