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玉祥用200把駁殼槍向孫殿英要人：

　　「宣俠父一張嘴，能頂二百門大炮」

　　宣俠父，號劍魂，1899年出生於浙江諸暨，1923年在杭州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後轉為中國共產黨。宣俠父的堂侄宣涵現住諸暨老家，他告訴記者：「因為家庭環境不好，伯父從小就很上進，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6歲時就會背很多的古詩詞，1920年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取公費留學日本，後來因為參加留日學生愛國運動，被迫回國。」

　　1924年，宣俠父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然而僅過了三個月，宣俠父又離開了軍校。原來，軍校成立後，蔣介石為加強控制，以校長、軍校特別黨部執委兼監委的名義要求軍校內的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黨小組長必須匯報黨內活動情況。文件下發後，宣俠父認為這是軍閥的作為，他給軍校特別黨部寫了一封信，要求否定蔣介石的決定。蔣介石很不痛快，叫來宣俠父當面談話。「但年輕氣盛時的伯父說話乾脆利落，毫不避諱，當著蔣介石的面仍堅稱他的命令不合規定。」宣涵告訴記者。蔣介石震怒之餘，要求宣俠父寫悔過書，否則便要開除。宣俠父當即回敬道：「我沒錯，沒有什麼好悔過的。」第二天，宣俠父憤然離開了學校。

　　1925年春，宣俠父在李大釗的推薦下，到張家口馮玉祥的國民革命軍做政治宣傳工作，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馮玉祥也在部隊中實行「清黨」，宣俠父等共產黨員被迫離開。宣俠父根據組織指示，返回家鄉開展農民運動，「伯父30歲那年與伯母金婉琳結婚，那時國民黨特務已發覺他的共產黨員身份，結婚不久後的一天晚上，突然有一群特務來抓人，伯父連夜逃走，這次一離開後就再也沒回過老家。」宣涵告訴記者。

　　身份暴露後，宣俠父轉向兵運工作。宣涵向記者介紹道：「伯父的口才很好，他的社會交際能力很強，當時國民黨的一些上層軍官很賞識他。中原大戰期間，他輾轉多個地方做兵運工作，認識了國民黨的很多高級將領，先後做過中將參議、主任、秘書長等職務，這為他以後的統戰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馮玉祥後來多方打聽到宣俠父就在自己的舊部孫殿英處，向孫提出要人，孫殿英毫不含糊：「要宣俠父也可以，但我這裡缺兩百盒子炮(駁殼槍)。」馮玉祥爽快地送去了不多不少正好兩百門德國造盒子炮。

　　此事傳開，有人曾作詞傳誦道：「浙江出了個宣俠父，他的一張嘴，能頂二百門大炮。」

　　1933年5月，馮玉祥和吉鴻昌、方振武等愛國將領組建了察哈爾抗日同盟軍，宣俠父是吉鴻昌第二軍政治部主任和第五師師長，他跟隨吉鴻昌先後收復了康保、寶昌、多倫等地，一度將日本軍隊逐出了察哈爾。但因孤立無援，抗日同盟軍最終被迫解散。宣俠父同吉鴻昌等輾轉逃到天津，再喬裝成商人秘密抵達上海，其間宣俠父介紹吉鴻昌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宣俠父神秘失蹤後，國民黨當局一直保守秘密，宣俠父遇害的經過一直是個謎。周恩來曾三次要求蔣介石追查宣俠父的下落，蔣介石最後答覆道：「宣俠父是我的學生，他背叛了我，我願意怎樣處理就怎樣處理。」「1963年，伯母在北京戰犯管理所找到了正在服刑改造的國民黨特務張嚴佛，從他口中終於知道了宣俠父當年失蹤之謎。」宣涵介紹道。

　　宣俠父神秘失蹤

　　周恩來三次找蔣介石要人

　　1937年春，宣俠父被調到西安協助周恩來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宣涵介紹道：「伯父與胡宗南是黃埔一期的同學，又與當時的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是同鄉，因為這層關係，他才被派到西安做統戰工作。」

　　初到西安的宣俠父一開始成為同事眼中的「怪人」，「伯父很看重社交禮儀，剛到西安時他經常穿著一套奶油色的西服，在八路軍辦事處進進出出，辦事處的同志很少見過穿西服的同志，都覺得很奇特。」

　　抗日統一戰線形成後，宣俠父被任命為十八集團軍(八路軍)高級參議。那時八路軍的軍餉時常遭到剋扣，宣俠父找上門要求蔣鼎文配送抗日物資，蔣鼎文不肯給，但又怕落下「消極抗日」的罵名，常常敷衍宣俠父，二人為此經常爭辯。「事實上，宣俠父一到西安，就被軍統局西北區特務列為重點注意對象了。當時西安的環境複雜，八路軍辦事處的對門、街口附近都有特務。」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紀念館業務部主任李一紅告訴記者。宣俠父並不驚慌，一次與蔣鼎文談話，他半開玩笑地說：「看來你們對我非常重視啊，整天跟在我後邊的哨兵有不少。」

　　蔣鼎文對宣俠父在國民黨上層的統戰活動十分不安，他先後採用請客吃飯、許以高官厚祿、送他出國深造等方式拉攏宣俠父，均遭拒絕。上報到蔣介石，蔣勃然大怒，命令軍統局「將宣俠父秘密制裁」。

　　宣涵告訴記者，宣俠父失蹤前，我黨地下情報人員已覺察到國民黨特務的一些異動，八路軍辦事處後來決定讓林伯渠和宣俠父暫時回撤延安。「伯父失蹤的前一天，本來是要跟林伯渠一起去延安的，當時他都將行李打包好放到車上了，但最後他和林伯渠商量認為，考慮到西安的複雜、嚴峻形勢，自己還是留下來應付這個局面，沒想到一天後就遭了毒手。」1938年7月31日傍晚，宣俠父到西安革命公園為一場籃球賽做裁判，球賽結束後，他獨自一人騎著單車離開了籃球場，之後再也沒有回到家，也沒有在八路軍辦事處出現，人間蒸發。「當天他還吩咐伯母晚上做一頓紅燒肉來吃。」宣涵告訴記者。

　　宣俠父突然失蹤，八路軍辦事處的同志們四處尋找無果。幾天後，國民黨西安警察局刑偵隊分隊長師應三(我黨地下工作者)突然來到八路軍辦事處，告訴所裡的同志，宣俠父很可能被特務暗殺了。周恩來三次要求蔣介石追查宣俠父的下落，蔣介石最後答覆道：「宣俠父是我的學生，他背叛了我，我願意怎樣處理就怎樣處理。」因缺乏線索，直到多年以後，黨組織才確認了宣俠父已經遇害的消息。

　　1945年，中共在「七大」會場為宣俠父舉行了隆重的烈士追悼會。

　　1937年夏，黃埔第一期學生到西安進行統戰工作。後排左起陳賡、左權;前排左起：宣俠父、徐向前。

　　宣俠父神秘失蹤後，國民黨當局一直保守秘密，宣俠父遇害的經過一直是個謎。周恩來曾三次要求蔣介石追查宣俠父的下落，蔣介石最後答覆道：「宣俠父是我的學生，他背叛了我，我願意怎樣處理就怎樣處理。」「1963年，伯母在北京戰犯管理所找到了正在服刑改造的國民黨特務張嚴佛，從他口中終於知道了宣俠父當年失蹤之謎。」宣涵介紹道。

　　遇害經過

　　25年後方被揭開

　　宣俠父神秘失蹤後，國民黨當局一直保守秘密，宣俠父遇害的經過一直是個謎。「1963年，伯母在北京戰犯管理所找到了正在服刑改造的國民黨特務張嚴佛，從他口中終於知道了宣俠父當年失蹤之謎。」宣涵介紹道。

　　原來，宣俠父獨自離去的那天，蔣鼎文約了宣俠父到距八路軍辦事處不遠的宰門公館，稱有要事商談。凌晨，宣俠父騎著單車回家，軍統局西北區第四科科長徐一覺等特務早已埋伏在路旁。幾名特務強行將宣俠父綁架到車內，宣俠父高聲怒罵，隨即被堵住口鼻，車內兩名特務用準備好的繩子將他勒死。徐一覺又從宣俠父身上搜出了一塊懷表和一條項鏈，幾名特務將車開到西安城東南角一片荒地，將屍體扔進了一口枯井裡，並倒土掩埋。後來，因為八路軍辦事處的同志屢次上門找蔣鼎文要人，蔣鼎文怕再出什麼變故，又命令手下悄悄地把宣俠父的屍體運到另外一個地方掩埋掉了。

　　1938年8月初，張嚴佛在武昌平悅路軍統局曾接到特務徐一覺電報：「奉行營蔣主任轉奉委員長來電飭將宣俠父秘密制裁，業已遵命執行。」暴露了幕後的指使者就是蔣介石。

　　宣涵告訴記者：「雖然真相大白，但伯父的遺體一直沒法找到，只知道大概在西安城東南一帶。」

　　宣俠父生前曾在自己的照片背面寫下這麼一首詩：「健如奔馬拙如牛，奮鬥廿年未得休。顧影不禁心忐忑，居然老氣已橫秋。」在抗日戰爭進入白熾化之際，這位才華橫溢的高級參議，沒有死在抗日的戰場上，卻遺憾地倒在了國民黨特務的毒手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