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11日，「國寶級教授」劉文典應雲大文史系的邀請，在學校澤清堂做了一場演講，題目是《關於魯迅》。講了大約兩個小時，聽演講的人擠滿了教室，笑聲不斷。然而，令劉文典沒有想到的是，第二天雲南的報紙上就刊登了批評他的文章，並且一發不可收拾……

　　1949年，距離魯迅逝世已經十三年了。劉文典可能還沒有完全意識到，這時候的魯迅早已不是活著時的魯迅了，在當時很多人的心裡，魯迅已經成為一個「神」，碰不得。

　　魯迅晚年稍稍表現出來的左傾，讓無數左翼人士和紅色力量為之激動。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時，魯迅病逝，宋慶齡在與上海地下黨負責人馮雪峰電話溝通後，立即要求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和婦女救國會「把喪禮搞成一個運動」 3。當時還有一種聲音傳出，要求國民黨政府「改浙江省紹興縣為魯迅縣」、「改北京大學為魯迅大學」。

　　在10月22日送葬的隊伍裡，許多人更是高唱《魯迅先生輓歌》：「你的筆尖是槍尖，刺透了舊中國的臉。你的發音是晨鐘，喚醒了奴隸們的迷夢。在民族解放的戰鬥裡，你從不曾退卻，擎著光芒的大旗，走在新中國的前頭!」4 魯迅在當時青年學生、工人、作家等群體中的影響力，漸成洶湧浪潮。

　　一年之後，1937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一週年，毛澤東在延安陝北公學的紀念大會上講話，定下基調：「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魯迅則是現代中國的聖人」。眾所周知，他後來又在《新民主主義論》裡對魯迅做出前所未有的高度評價：

　　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誠、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新文化的方向。

　　《新民主主義論》是1940年1月9日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長篇演講。當時，全國各地的進步青年正從四面八方突破國民黨的白色封鎖，紛紛湧向延安這個革命的聖地。毛澤東將魯迅視為「現代中國的聖人」，並一連用了五個「最」來讚賞他，代表的正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而劉文典忽視的，恰恰是這股力量。那天晚上，當他坐在澤清堂的講台上，大談他與魯迅的交情，大談魯迅的「疵點」時，他可能並未想到第二天的報紙上對於他的「批判」將會鋪天蓋地而來。儘管這原本應該在他的意料之中。

　　在這場「大批判」中表現最為積極的《正義報》和《觀察報》，雖然都是民辦的報紙，但在整體傾向上是比較激進的，讀者中有不少人都是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李公樸、聞一多在昆明被槍殺，這兩份報紙都及時報道，全面揭露國民黨的卑劣行為。1949年9月9日，蔣介石要求雲南省政府主席龍云「整肅」全省，查封了三份報紙，其中就包括《正義報》和《觀察報》。

　　縱觀雲南各家報紙發表的「反攻」劉文典的文章來看，大多是帶著激憤情緒的，甚至不惜在遣詞造句中「扯起嗓子罵娘」。真正對劉文典演講所傳達的信息進行核實、考證的，並不多。

　　且來看看這些「大批判」文章——

　　夠了!也不必和劉先生逐條討論了(因為牛頭不對馬嘴，無從討論起)!我相信，只要是(對)魯迅著譯有一點相當瞭解的人，對劉先生這一通所謂的講演，如果不認為他是信口開河在胡亂講說，那我真認為奇怪了!我們只要看他對是誰說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是抄鹽谷溫著作的話，他都沒有弄清楚，以及魯迅說中國革命不會成功的話，我們在《魯迅全集》上並沒有看見——也許是魯迅先生對劉先生說的;據劉先生說魯迅和他是朋友，但據《魯迅全集》似乎魯迅先生和劉先生並沒有什麼朋友關係--就壓根兒可以斷定劉先生對《魯迅全集》並沒有讀過，並沒有讀完，充其量他看了一本《吶喊》，就來講什麼《關於魯迅》，還說是瞭解得最清楚，真是領教!領教!嗚呼!

　　(白聽：《聽劉文典講〈關於魯迅〉》，1949年7月14日《正義報》。)

　　1949年7月11日，「國寶級教授」劉文典應雲大文史系的邀請，在學校澤清堂做了一場演講，題目是《關於魯迅》。講了大約兩個小時，聽演講的人擠滿了教室，笑聲不斷。然而，令劉文典沒有想到的是，第二天雲南的報紙上就刊登了批評他的文章，並且一發不可收拾……

　　魯迅先生不但是作家，而且是徹底的中國人民的戰士。他的文學直到今天都還發生著足以使統治者發抖的力量，所以他是非中庸者，是統治者迫害的對象，是反動文化人的死敵。

　　劉叔雅先生則不然。他是國內被譽為「國寶」的大學教授，是莊子研究權威，是溫文爾雅之士，他從不會「以眼還眼，以牙還牙」過人，一直受著御座的恩寵，視為「國寶」看待;不僅此，他尚舒服地躺在床上吸阿芙蓉，青煙繚繞，說不出的魏晉風度。他不知道中國有多少人沒有飯吃，多少人在災難中吶喊，他只知道在象牙之塔裡做「逍遙遊」，這種生活跟魯迅先生比起來，簡直是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難怪他要說魯迅的雜文是彫蟲小技，毫不足奇，難怪他要說魯迅的為人太刻薄，缺少胸襟大度，他本來便是魯迅思想及意志的敵人。

　　(方凝：《魯迅與劉叔雅》，1949年7月25日《正義報》。)

　　「劉講到魯迅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人生態度是太過於小氣和偏狹;並且舉例說：人被狗咬了一口，人是否也還咬給狗一口呢?」

　　這，如果找不出魯迅被狗咬了一口，也還咬給狗一口的事證，也就不能隨便妄說魯迅「小氣和偏狹」，更不能說「過於」。我看，劉教授固然很「大氣」、很「正闊」的了。但被狗咬了一口，身體要受損害和拿不進錢來肚子要餓壞，就都是同樣於不利的，那麼又幾曾見劉教授做墓誌拒收報酬?做壽序卻謝稿金?真是「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白道：《斥劉文典的〈關於魯迅〉》，1949年7月17日《觀察報》。)

　　劉文典又翻陳賬了。前天講了一會《關於魯迅》，似乎有「蓋棺」還不准「論定」的氣概，可惜魯迅死得太早，再無人敢來研究他老人家的「鞭屍論」。

　　為什麼?因為在昆明「捧魯迅的人」，誰能「比魯迅學問還高」呢?也許劉老先生會感到「沒有敵人」的空虛的吧!

　　(東方：《矛與盾》，1949年7月14日《朝報晚刊》。)

　　二十餘篇反駁劉文典的文章，幾乎都是長篇大論，極盡挖苦，甚至將劉文典愛吸鴉片的老底又揭了出來，言詞之間充滿火藥味。有的文章標題就很惡毒，如《警惕劉文典嘴裡的毒液》、《給國寶給蒼蠅們》、《論吃死人的人》、《莊子教授升天墜地記》，等等。有的雖然擺出學術討論的姿態，但在論證過程中卻「移花接木」或「顧左右而言他」，如《談魯迅的思想生活與創作》，分明是一副「誰都不可以批評魯迅」的架勢。

　　幾乎聽不到支持劉文典的聲音。即使有，也都是很微弱的，而且注定一閃現就被淹沒在「大批判」的唾沫浪潮裡。1949年7月22日，一位署名為「羊五」 的作者在《正義報》上發表了一篇短文，《也談〈關於魯迅〉》。羊五說，「我們治學不是信宗教，也不是讀黨義，如果囿於一家之言，會永遠關在小圈子內打轉轉，看不見更大的天，認不清更大的世界，魯迅會有他真正的價值、分內的光榮。他的好壞，不在我們一味的捧，惡意的蹋。我們希望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不歡迎『唯儒獨尊』的董仲舒!一個中國的罪人!所以，我也希望不要硬把魯迅塑造成一個新的聖人」。

　　內容並非「空穴來風」

　　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望，劉文典當日在演講中所列舉的「魯迅疵點」種種，並非完全是「空穴來風」。實際上，大多數還都是學術界早有爭論的，有的甚至在魯迅活著的時候，就已經被爭得天翻地覆了。

　　劉文典所做的工作，只不過是將這些「噱頭」重新梳理了一次。同時，劉文典可能也感覺到了，許多年來，人們將魯迅捧得過高或踩得過低，其實都是一種「誤讀」。他希望能憑借自己對於魯迅的瞭解與把握，還原一個作為「人」而不是「神」的魯迅。

　　如果將劉文典的演講內容大體歸納一下，大約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關於魯迅的性格問題，如「魯迅對世人是抱著仇恨的態度」、「是具有『迫害狂』心理的人」。

　　二、關於魯迅的人品問題，如「魯迅的私德不好，他和他兄弟周作人就很水火」。

　　三、關於魯迅的小說問題，如「魯迅的小說取材，只專就一個地方的來取」、「我們中國的革命小說革命到《金瓶梅》，可以說革命到頂，魯迅的小說怎樣能夠比呢?」

　　四、關於魯迅的抄襲問題，如「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抄了日本鹽谷溫的一部分著作」。

　　五、關於魯迅的「思想家」問題，如「魯迅他算不得一個思想家，因為他對中國的哲學還沒有研究透徹」、「魯迅的思想還是中國的思想，並算不得西洋的思想」。

　　1949年7月11日，「國寶級教授」劉文典應雲大文史系的邀請，在學校澤清堂做了一場演講，題目是《關於魯迅》。講了大約兩個小時，聽演講的人擠滿了教室，笑聲不斷。然而，令劉文典沒有想到的是，第二天雲南的報紙上就刊登了批評他的文章，並且一發不可收拾……

　　倘若我們仔細觀照魯迅同時代的人，或者魯迅研究者們的筆觸，去一一「咀嚼」劉文典所羅列的這些「魯迅疑案」，就會發現劉文典的這些言論幾乎都是有來由的，只不過他又做了一些訂正或發揮，分析如下：

　　其一，關於魯迅的性格。

　　在這一方面，罵得最多最厲害的是女作家蘇雪林。蘇雪林，安徽太平人，青年時代曾十分崇拜魯迅，但她看到魯迅與陳源(西瀅)、徐志摩等人的摩擦後，逐漸認定魯迅是個「心底狹小」的人，由此走上堅定的「反魯道路」，至死未變，「『反魯』幾乎成了我半生事業」。

　　1936年11月，蘇雪林在給胡適的信裡，曾毫不留情地大罵魯迅：「魯迅的心理完全病態，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料之外，簡直連起碼的『人』的資格還夠不著，但他的黨羽和左派文人竟將他誇張成為空前絕後的聖人，好像孔子、釋迦、基督都比他不上。青年信以為真，讀其書而慕其人，受他病態心理的陶冶，卑污人格的感化，個個都變成魯迅，那還了得?」

　　其實，對於自身的「尖刻」，魯迅生前也有所解釋。1926年2月7日，魯迅在北京《晨報副刊》上發表《我還不能「帶住」》，回應陳西瀅、徐志摩等人的批評，其中就有這樣的一段話：

　　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國，我的筆要算較為尖刻的，說話有時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們怎樣地用了公理正義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號，溫良敦厚的假臉，流言公論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無刀無筆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沒有這筆，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訴無門的一個;我覺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於使麒麟皮下露出馬腳。萬一那些虛偽者居然覺得一點痛苦，有些省悟，知道伎倆也有窮時，少裝些假面目，則用了陳源教授的話來說，就是一個「教訓」。

　　魯迅一生樹敵無數，其中不少都是現實鬥爭的需要，並非他本人與之有什麼個人恩怨。但在與這些論戰的過程中，難免有誤傷或者偏激之處，而他對於「怨敵」的態度始終是冷漠而無情的：「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這或許正是劉文典覺得應該批評魯迅的依據之一。他覺得，「魯迅的筆戰都是多餘的，戰到精疲力倦是不合算的」，沒有必要被狗咬了，就非得要咬狗一口，做人不需要這樣睚眥必報。

　　其二，關於魯迅的人品。

　　在1949年7月24日的《正義報》上，一位署名為「曉風」的作者寫了篇《談魯迅的思想生活與創作》，反駁劉文典關於魯迅「私德不好」的言論：「魯迅和周作人之間情感的分裂，除他們自己和生活問題上的私事不說外，主要的是由於那位苦雨齋老人和他在生活態度尤其是思想路線上的背道而馳所形成，這在以後事實的考驗中已經顯示得很清楚，周作人以後不是做了漢奸嗎?」

　　魯迅與周作人為何「反目成仇」?這至今仍是一個謎，是眾多「魯學家」百思不得其解的一個大難題。魯迅和周作人是同胞兄弟，年齡相近，學識相仿，曾一起合作編書，一起在北大任教，甚至互相通用筆名。但是，1923年7月，兩人卻突然失和，連與他們同住在一起的周老太太都感到奇怪：「老大和老二突然鬧起來了，也不知道是什麼事情，頭天還好的，弟兄二人把書抱進抱出的商量寫文章。現在老大決定找房子搬出去。」

　　更為奇怪的是，兩人都對失和的原因保持沉默。1923年7月17日，「周作人大約知道了魯迅的什麼『惡劣行為』。就是他們之間矛盾的起因，在日記上寫了十幾個字。但他解放後在生活極為窮迫不得不將日記賣給國家設立的魯迅研究機構時，又將這十幾個字用剪刀剪去了」6 。周作人剪去的，是一個真相。由於沒有了真相，人們只能根據蛛絲馬跡進行猜測。

　　現在流傳最多的說法是，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性的」，魯迅因為受不了她隨意揮霍而與之產生矛盾，以致決裂。但在文人的小圈子裡，也有另外一個版本的原因在流傳，這見於郁達夫的《回憶魯迅》：

　　據鳳舉他們的判斷，以為他們兄弟間的不睦，完全是兩人的誤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說魯迅對她有失敬之處。但魯迅有時候對我說：「我對啟明，總老規勸他的，教他用錢應該節省一點，我們不得不想想將來，但他對於經濟，總是進一個花一個的，尤其是他那一位夫人。」從這些地方，會合起來，大約他們反目的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劉文典在演講中說魯迅「私德不好」，可能正是基於這一種說法。當然，由於當事人一直沒有表態，這只是一種猜測，一切只能有待於新史料的發現了。總歸一點，魯迅和周作人的失和，並非是如同「曉風」文章所說的「在生活態度尤其是思想路線上的背道而馳」，而純粹起源於家庭間的糾紛，帶一些強烈的個人隱秘色彩。

　　1949年7月11日，「國寶級教授」劉文典應雲大文史系的邀請，在學校澤清堂做了一場演講，題目是《關於魯迅》。講了大約兩個小時，聽演講的人擠滿了教室，笑聲不斷。然而，令劉文典沒有想到的是，第二天雲南的報紙上就刊登了批評他的文章，並且一發不可收拾……

　　其三，關於魯迅的小說。

　　說來很有意思，對魯迅的文學創作特別是小說創作提出最深刻批判的，又是一個安徽人--錢杏村。錢杏村，筆名阿英，安徽蕪湖人，文學批評家，參與發起組織太陽社。他1928年3月發表的長篇評論《死去了的阿Q時代》，對魯迅的文學創作進行了全面的總結和批評。他寫道：

　　無論那一國的文學去看，真正的時代的作家，他的著作沒有不顧及時代的，沒有不代表時代的。超越時代的這一點精神就是時代作家的唯一生命!然而，魯迅的著作如何呢?自然，他沒有超越時代：不但不曾超越時代，而且沒有抓住時代;不但沒有抓住時代，而且不曾追隨時代。胡適之追逐不上時代，跑到故紙堆裡去了，魯迅呢?在他創作中所顯示的精神，是創作的精神不一定要顧及時代，他沒有法跟上時代，他創作的動機大概是在和子君「在燈下對坐的懷舊譚中，回味那時衝突以後的和解的重生一般的樂趣」(《彷徨》一八七頁)一樣的回憶的情趣下面寫成的。在這樣思想底下寫成的創造，根據所謂自由主義的文學的規例所寫成的文學創造，不是一種偉大的創造的有永久性的，而是濫廢的無意義的類似消遣的依附於資產階級的濫廢的文學!

　　錢杏村未必不能洞見魯迅文學創作背後的思想深意，但他的這番話可以說全面推翻了後來人「關於魯迅在文學上的地位」的論斷。

　　關於沒有長篇小說，魯迅的辯護者紛紛認為，那是因為魯迅忙於戰鬥，沒有時間去寫。魯迅生前也曾說過，「在文化的意義上，長篇巨製自然是需要的，但還有別人在;我是斬除荊棘的人，我還要雜感雜感下去。」據說，魯迅曾計畫創作《唐玄宗與楊貴妃》、《飄落的紅雲》等長篇小說，但最終都因故作罷。

　　1985年，文學評論家邢孔榮說，「很多人為魯迅先生沒有寫出長篇而惋惜，但是，這種惋惜無論對於作者，還是對於讀者，都是不現實的，因為即便寫出來也不會成功」。這也算是對於錢杏村、劉文典當年言論的一種間接回應吧!

　　其四，關於魯迅的抄襲。

　　最早公開這個問題的是陳源，即陳西瀅。顧頡剛的女兒顧潮在《歷劫終教志不灰--我的父親顧頡剛》一書寫道：「魯迅作《中國小說史略》，以日本鹽谷溫《支那文學概論講話》為參考書，有的內容就是根據此書大意所作，然而並未加以註明。當時有人認為此種做法有抄襲之嫌，父親即持此觀點，並與陳源談及，1926年年初陳氏便在報刊上將此事公佈出去。」

　　陳西瀅，江蘇無錫人，現代評論派主要成員，曾長期與魯迅論戰，是魯迅的「鐵桿反對派」之一。1926年1月，他在給徐志摩的一封信裡說：

　　他常常挖苦別人抄襲。有一個學生抄了沫若的幾句詩，他老先生罵得刻骨鏤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國小說史略》卻就是根據日本人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裡面的「小說」一部分。其實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藍本，本可以原諒，只要你書中有那樣的聲明。可是魯迅先生就沒有那樣的聲明。在我們看來，你自己做了不正當的事也就罷了，何苦再去挖苦一個可憐的學生，可是他還盡量地把人家刻薄。「竊鉤者誅，竊國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陳西瀅「揭露」的，正是顧頡剛提到的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有抄襲之嫌」。很快，魯迅就寫了《不是信》一文，發表在《語絲》週刊上，作為回應：

　　鹽谷氏的書，確是我的參考書之一。我的《中國小說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據它的，還有論《紅樓夢》的幾點和一張「賈氏系圖」，也是根據它的，但不過是大意，次序和意見就很不同。其他的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獨立的準備，證據是和他的所說還時常相反……歷史有幾點近似便是「剽竊」，那是「正人君子」的特別意見，只在以「一言半語」「侵犯」「魯迅先生」時才適用的。

　　從魯迅的這篇文章看，劉文典並沒有完全冤枉他，只是有點責之過嚴。1936年年底，胡適寫信給蘇雪林，就曾說過：「通伯先生(即陳西瀅)當時誤信一個小人張鳳舉之言，說魯迅之小說史是抄襲鹽谷溫的，就使魯迅終身不忘此仇恨!現今鹽谷溫的文學史已由孫工譯出了，其書是未見我和魯迅之小說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據部分淺陋可笑。說魯迅抄鹽谷溫，真是萬分的冤枉。鹽谷一案，我們應該為魯迅洗刷明白。」

　　秉公而論，魯迅的行為固然談不上是「抄襲」、「剽竊」，但從嚴格的學術規範來說，他確實應該在書中註明參考書目來源，這是基本的學術道德底線。再說得遠一點，當下許多所謂的學者搞「學術腐敗」，最常用的手段不正是「引而不注」嗎，有的甚至還要在報紙上公開發表聲明說「過多引用不是抄襲」(中國科技大學一教師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