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讀到這裡，覺得十分有趣。不給官員發薪，難道讓他們去喝西北風?自古有喝西北風的老百姓，未見有喝西北風的官員。結果是王莽時期的官員卻因零俸祿政策而大發其財。既然朝廷不給發薪，他們只好自行解決，正好有了借口，可以理直氣壯，大肆搜刮。在我們推行各項改革措施時，經常碰到的一種情形是，「兩頭熱，中間涼。」中間熱不起來，自有其道理。十七世紀英國哲學家霍布斯認為，人是自私自利的動物，每個人都努力要保持自己的生命。這種「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是人類一切行為的基本動力。

　　Selfpreservation，一個很好的詞，每個人都會Selfpreservation。我以為，既然每個人都會elfpreservation，官員們的Selfpreservation也是自然的，無可非議。為甚麼和尚要把經念歪?為甚麼中間熱不起來?皆因為中間的官員們認為改革不利於他們的Selfpreservation。要Selfpreservation的官員去為供養他們的農民減輕負擔，這是一個典型的邏輯悖論。在這個悖論中，最關鍵的是農民和官員之間的供養關係，假如去掉這種關係，悖論就不能成立。或者，在減輕農民負擔的同時，由中央財政給官員們以補償，兩方都不吃虧，「中間」也就沒有道理再涼下去。

　　王安石的變法，十分縝密，像「青苗法」之類，仔細閱讀其內容，確實為農民考慮得十分周全。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這樣的殫精竭慮，最後卻惹得民怨沸騰。是各級官員和胥吏在其中做了手腳，搗了鬼，把一件好事攪成一塌糊塗。吳思先生所說的「潛規則」，正是官員胥吏們的搗鬼之術。

　　官員們搗鬼有術，他們不僅有「潛規則」，有時更是肆無忌憚，毫無規則，隨心所欲。如老百姓所說， 「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 這裡說的是兩個層面的問題，一個是和尚要吃飯，一個是和尚會打傘，兩者之間有一定的聯繫。和尚要吃飯是正常的，也是正當的，不給他們吃飯，或吃不到好飯，他們就會去「打傘」。

　　中國歷史上有過許多次變法，成功的不多。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執行難」。好的法律，好的政策，到了中下層官員手裡，常常會走了樣。批評者常常把矛頭指向中下層官員。我以為雖然是中間環節出了問題，根源卻在上面。表面上是一個「執行難」問題，實際上是一個設計問題。

　　設計一個好的政策(比如說「青苗法」)，同時也應配備一個好的「路線圖」。在這個「路線圖」中，必須把「和尚要吃飯問題」與「和尚會打傘問題」列入日程。不考慮並重視「和尚」問題，好的政策就只是空中樓閣。或者我們說，一個好的設計師，要想把他設計的好政策付諸實施，順利推行，必須首先把「和尚」 安頓好，否則，「黃宗羲定律」就會不斷重演。

　　第七定律——五世而斬定律

　　1856—1860年，太平軍兩次打破圍困天京的清軍江南、江北大營，取得大捷。有人說，雖然打了勝仗，但客觀上卻幫了清廷的忙。何以這樣說?駐守江南、江北大營的是清廷「精銳」的八旗兵和綠營兵。綠營兵「射箭，箭虛發;馳馬，人墮地。」八旗兵則更為腐敗無能。兩營潰敗，湘軍成為清廷主力，形勢急轉直下。

　　當年八旗兵入關，真是「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這只兇猛的老虎後來為什麼會變成如此熊樣?富貴人家，總是難以持久，是中國歷史的規律。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一個有本事的君子，得了個好位子，掙了一大份家業，想把他千秋萬代的傳下去。

　　但「五世而斬」，君子的夢想終會被殘酷的現實所擊碎。老百姓的說法，更加令人掃興。他們說，「富不過三代」。五世也好，三代也好，貧與富，是在不斷地轉換。也許這是一種自然的調節，自然的公正。為什麼富者不能恆富?富貴人家之所以會出敗家子，我以為原因有四：

　　一曰 「驕」。 八旗兵入關，滿人成為統治階級，擁有特權。八旗子弟一不務農，二不做工，對漢人有強烈的優越感。 由「驕」 而「橫」，一些貴胄子弟仗恃父兄的特權，在社會上橫行霸道，欺男霸女。紅樓夢中的薛蟠，打死人命，搶了丫頭，揚長而去。古代法律，不僅「刑不上大夫」，亦且「刑不上大夫之子」。

　　二曰「奢」。八旗兵入關，大肆擄掠。許多人在戰爭中聚斂了大量的財富。西方人擁有了財富，會把他變為資本，不斷增值。我們中國的富人比較缺少這種進取心，尤其是一些新貴，有一種暴發戶心態，喜歡彼此攀比，講排場，一擲千金。像「石崇與王愷爭豪」這樣的事，是一種流行病，一直流行到今天。生於錦繡叢中的富家子弟，耳濡目染，他們的攀比和揮霍，更是青出於藍。惟其如此，才有了五陵少年和八旗子弟。

　　三曰「淫」。古人告誡我們，「富貴不能淫。」此處「淫」字之義，乃是迷惑與放縱。之所以有這樣的告誡，是因為富貴能迷惑人，使人放縱。通常我們說，飽暖思淫慾。或者像現在人們所說的，男人有錢就學壞。有錢會使人們產生更多的慾望。外部世界又充滿了各種誘惑。內部的慾望碰到外部的誘惑，兩者一拍就合。已經成熟的男人尚且無法抵禦社會上的各種誘惑，小孩子的自制力如何比得上男人?

　　四曰「逸」。 「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這句話流傳很廣。好爸爸是很有用的，他可以幫我們進入好大學，幫我們安排好工作，幫我們步入上流社會，過安逸生活。但好爸爸也有副作用，他使我們失去了艱苦奮鬥的精神。在這個競爭激烈的社會，一旦失去了好爸爸，美麗的象牙塔便會轟然倒地。

　　中國經濟快速發展，有了更多的富人，富人子弟如何承繼父業，已成為一個問題。解決富家子弟問題，我們的學者開出藥方來是四個字，「加強教育」。像美國人，注重培養孩子的自立能力和自尊精神。據說他們那邊百萬富翁的孩子也會利用假期去打工掙錢。

　　一些富家子弟，驕奢淫逸，根本不是什麼教育問題，他有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正是那樣的社會，那樣的傳統，生出那樣的孽障。富家子弟，驕奢淫逸，根本是一個社會問題。有晉人撰文說，某晉商家業興盛達兩百年，打破了「富不過三代」的定律。家業延續兩百年，確實了不起。但兩百年後又如何?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第八定律——權大欺主定律

　　這個題目是我從一本題為《蔣黨》的書中看來的。書中說，清末權臣袁世凱，為大清帝國送了終，人稱「權大欺主」。蔣介石從這件事中吸取教訓，其「御下之術」是，暗中支持和挑唆各個派別和山頭(黃埔系、 cc系、政學系)相爭，各派彼此爭鬥、鉗制，需從蔣那裡尋求支持，於是蔣超越各派之上成為無法撼動的最高領袖，云云。

　　幾千年的中國歷史，有一個難解的結始終困擾著歷代的政治家，那就是「權大欺主」。歷史上「權大欺主」的事屢見不鮮。楚成王兒子商臣，逼迫成王自殺;吳國公子光派專諸刺殺王僚;西漢末有王莽篡漢;晉有「八王之亂」;三國時期有曹操、司馬昭擅權;隋有楊廣弒父殺兄;唐有李世民「玄武門之變」;宋有趙匡胤「黃袍加身」;明有朱棣「靖難」之變等等。

　　在封建皇朝，存在著兩種大搏弈。一種博弈發生在皇帝和皇儲(太子)之間，另一種博弈發生在皇帝和權臣之間。皇帝和皇儲，親生骨肉，也會為了權力生死相搏。虎毒尚且不食子，帝王家庭內，卻會上演父(母)殺子，子弒父，或兄弟相殘的慘劇。皇帝和權臣間更有說不盡的恩怨。

　　「君臣一日百戰」，君權和相權較力，外戚或宦官擅權，朝堂和皇宮從來都是權術和陰謀的演練場。皇儲和權臣是中國歷史上最危險的人物。說他們危險是因為他們存在的本身就是對君王權力的威脅，他們自身也因此時刻處於危險之中。這種危險狀況有時會演變成危機，甚至發生大的動亂。如何防止「權大欺主」是中國古代政治學最大的課題之一。

　　我的專業是《園藝學》。我們有一個名詞叫頂端優勢。當一棵大樹中心幹上的分枝高過中心干時，其生長勢會強於中心干，最終取而代之。取而代之，是因為「生長勢」的對比發生了變化，終於成為「強枝弱干」。在帝國的朝堂上，當帝王與臣下「權勢」的對比發生變化時，也會有「取而代之」。自然界與人類社會一樣，對優勢地位的競爭無時不有，無處不在。

　　項羽見到秦始皇出遊的儀仗時說，「彼可取而代也」。劉邦則說，「大丈夫當如此也。」我想人群之中心生羨慕的應當不止是這兩人。人們常說，「打江山，坐江山。」何謂「坐」? 「坐」就是享用。把一個大餅送給一個飢腸轆轆的窮漢，窮漢會「享用」賜給他的美食。一個皇帝，他所「享用」的並非一個大餅，皇帝打下了「江山」，他「享用」整個國家。無數美女，多少美麗與溫柔，還有各種奇珍異寶，山珍海味。這樣的「享用」，怎不令世人羨慕?

　　現時的人把權力叫做「公共權力」，認為「主權在民」，古代人的觀念則完全不同，他們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芸芸眾生只不過是一群馴順的綿羊，皇帝和官吏執長鞭鞭笞天下，他們是牧羊人。一切權力歸於統治者，是統治者的私有物。正是這種權力私有的特性，導致了無休止的爭奪。像是一個金蘋果，被眾人搶來搶去。「高才捷足」者從血泊中搶到它，然後「坐天下」，享用整個國家。

　　西方資本主義也有爭奪，他們爭奪的是金錢，物慾橫流，我們稱之為「拜金主義」。中國的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中國人更看重權力。有了權力就有了一切，我將其稱為「拜權主義」。

　　人們常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也。人之慾望，難道僅僅只有食慾和性慾?我感受到人世間還有一種慾望，超越食慾和性慾。那樣的飢渴，那樣的迫不及待，那樣的不顧一切，那樣的不知羞恥，那樣的不擇手段，那樣的心毒手狠，心心所念，只是為了權力，這就是「權欲」。人世間居然會有這種東西，如此強烈，令我驚奇，古代權力私有的特性，更兼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拜權主義」，兩者疊加，在中國歷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血腥的連續劇。

　　還有一種原因導致「權大欺主」，有人將其稱為「權力結構的不穩定性」。《左傳》云「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台。」

　　這句話，清晰地勾勒出封建社會的基本結構。其主要特徵是「一級壓一級」，形成一種壓力—穩定結構。整個系統的穩定，取決於壓力的梯度，越往上去，壓力越大，權越重。根據韓非子的學說，處於這種壓力結構最上端的君王，必須具有一種強大的「勢」(以勢壓人)，君王一旦失去其「勢」，整個壓力系統就會崩潰。

　　一般開國的君王，熟諳權術，具有鐵腕，擁有某種強「勢」，下面的人攝於其「勢」而不敢有非分之想。這種鐵腕和強「勢」，在其後人那裡卻難以為繼，甚至出現像晉惠王這樣昏聵的白癡，或像溥儀這樣幼年登基的小皇帝，強「勢」蕩然無存，於是出現「強枝弱干」，「權大欺主」，「取而代之」。

　　「權大欺主」是封建社會始終沒有解開的一道難題。

　　第九定律——皮毛定律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句話，寫的是中國知識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

　　自從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中國的知識分子就變成了「毛」。

　　「毛」是個什麼東西，有一股腥膻之味。堂堂乎文人雅士，怎麼會是「毛」?秦之前，文人們曾經有過一段美好時光。他們負笈而行，周遊列國，天馬行空，十分浪漫。那時的人，他們「笈」中裝著的那份精彩只屬於他們自己，獨一無二。他們背負著它，走遍世界。他們是要用自己的思想去說服全世界。他們的思想像凌空而過的天馬，高遠而神奇。

　　諸子百家，三教九流，每一流派都是一股清泉，噴湧而出。清泉彙集之處，是大海，激盪澎湃。秦以後的文人，他們的「笈」中只有先人的經書和教義，他們整日誦詠的是別人思想的片斷。文人們沒有了思想，失去了自我，甘洌的清泉完全乾涸了。天馬沒有了，只剩下一些依附於皮上的隨風抖動的「毛」。

　　文革時期，我的一個朋友告訴我，他正在思索和撰寫一篇真正具有「獨立見解」，與別人觀點完全不同的大塊頭文章。我問他，「林彪說，我們這麼大的國家，需要有一個統一的思想。這是什麼意思?這是說，所有人的思想，都要統一，最後只能有一個思想，就是毛澤東思想。你現在不講統一，反倒要獨立，你是活得不耐煩了?如果說你寫文章是要闡釋某人的思想，那叫什麼獨立見解?」朋友甚感迷惑，終於沒有寫完他的「大塊頭」文章。

　　秦始皇時代，確實有過一些活的不耐煩的文人，他們執著於「自成一家」，不肯統一，後來都被秦始皇送到「坑」裡去了。自那以後，文人們都學了乖，知道 「坑」的厲害，自覺地維護「統一」，不再鬧獨立性了。林彪的話，含有某種哲理。我們這麼大的國家，如果人人都固執己見，都要按自己的想法去做，百人百性，眾說紛紜，豈不是亂了套?千人敲鑼，一錘定音。沒有這一錘定音，千面鑼只會敲出雜沓之音。

　　我以為秦始皇統一中國，他所作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統一了中國人的思想。不過，這件事的難度相當大。「車同軌，書同文，」做起來並不難。而要把這些十分固執的文人的思想統一起來，不是秦始皇的雄才大略，也難奏其效。但秦始皇的做法過於血腥，後人詬病甚多，稱其為「霸道」。

　　到隋唐時代，使用的方法就先進得多，不再用「霸道」而改用「王道」。如果說秦始皇採用的是「大棒」政策，唐代以後則更多採用「胡蘿蔔」政策。應用科舉的方式，使那些出身於豪門或是寒門的士子們都有了進身之階。顧炎武說，「八股之害，甚於焚書。」說的就是這種「胡蘿蔔」政策的有效性和先進性。

　　無論「大棒」還是「胡蘿蔔」，都只是外因。使知識分子變為「毛」的還有其內因。有人說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我以為這種說法並不準確，至少在我們中國不可以這樣說。如果要用社會的良心去定義知識分子，中國文人的大多數都會被排除在外。許多人不喜歡「文人」這個詞，甚至以為他是一個貶義詞。

　　把「文人」的「文」去掉，他和普通的人就沒有甚麼大區別。一樣的有七情六慾，一樣的要食人間煙火。治國者為他擺下了盛宴，有「顏如玉」、「黃金屋」、「千盅粟」，他們怎可拒絕?自然就會有「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忠心。這是順理成章的。當然，文人與普通人還是有一點區別，他們的功利心比普通人更為強烈。這些都是文人變「毛」的內因。

　　在「內因」與「外因」的雙重作用下，中國的知識分子都變成了「毛」。這種變化緣於一種不可抗的力，所以成為一種規律。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宿命，千年不改，萬人一律，沒有哪個可以逃脫。舉國一致，只有一個思想，歐洲人沒有做到，我們中國人做到了，這是很值得驕傲的。

　　但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兩面性，有利必有弊，對於我們的成績也須一分為二。知識分子都變成了「毛」，依附於「皮」之上，當然很好。只是要從這些失去思想的「毛」中產生出像洛克、盧梭這樣的思想家以及像牛頓、愛因斯坦這樣的科學家，決無可能。晚清以後的落後與挨打，似乎也就成了一種歷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