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最後3年的私人女秘書自述:他深入了我的心 | 陽光歷史

 

A-A+

希特勒最後3年的私人女秘書自述:他深入了我的心

2015年05月18日 歷史解密 暫無評論 閱讀 305 次

  德國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不久前宣佈,在他的新自傳《剝洋蔥》中,他講述了自己17歲時參加納粹黨衛軍的經歷。這是他第一次向公眾承認這段歷史。

  格拉斯是1999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他的《鐵皮鼓》幾乎成為一代人的必讀之書。他也是眾望所歸的知識分子,凡德國的公共議題,格拉斯如何表態總是受到重視,甚至有人說他象徵著「德國的良心」。在這樣的背景下,79歲的格拉斯披露自己的黨衛軍經歷,就有了爆炸性的效果。

  在此之前,1998年,格拉斯曾帶領一批知識分子呼籲放棄修建「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理由是「難以表達德國反省歷史罪行的立場,難以傳達納粹罪行的深重,難以表達對犧牲者的悼念」。這些事件,現在都和他的「歷史問題」掛鉤。一些人認為他欺騙公眾,早就該向公眾坦白懺悔。因新書《剝洋蔥》已在8月出版,更有人攻擊他在為新書做廣告。

  而圍繞格拉斯的這一切,也重新喚起公眾對於另一位與納粹息息相關的人物的記憶。這個人就是特勞德·瓊格(Traudl Junge),希特勒最後3年的私人女秘書。



希特勒最後3年的私人女秘書特勞德

  希特勒一開始就深入了我的內心

  特勞德出生於1920年,比格拉斯大幾歲。1942年,她開始擔任希特勒的秘書,為其做口述打字,直到1945年戰爭結束。在希特勒的最後一刻,特勞德奉命記下了他的遺囑和最後遺言。

  在擔任希特勒秘書期間,特勞德嫁給了希特勒的勤務員漢斯。新婚不久漢斯應徵上前線,14個月後,在法國的一次襲擊中身亡。從1950年開始的長達五十多年時間裡,特勞德獨自住在慕尼黑一處只有一個臥室的公寓裡。2001年4月,81歲的她接受了傅勞·瓊格的採訪,這次採訪之後被製成影片《盲點》(Blind Spot:Hitler』s Secretary)。

  這部影片的全部內容就是採訪,特勞德一個人在講述。那是個人經歷的故事,也是一部個人見證的歷史。老人在開口之前,顯得欲言又止,突然,像是終於下了決心。

  「這一切,」她開口說,「只可能發生在專制制度建立得如此完善的時候,它掌控編織整個社會的每一根纖維。」

  「德國組織得如此之好。」說到這裡,她停頓了一下,似乎在回憶和思索。畫面外傳來記者的提問:「人的意識也是這樣嗎?」

  老人沒有馬上回答。她拿起一支煙,舉到半空,卻又茫然地放下。她垂下眼睛,不看鏡頭,開始回答。「那是被希特勒極大傷害了的一個領域。他確實試圖操縱德國人的思想。他使得他們相信,他們有一個事業要去完成,他們必須滅絕猶太人,因為猶太人是我們一切問題的根源。這是希特勒自己很早就在推動的個人理想。人們必須為此作出犧牲。」

  她承認,「當我還是個孩子時,希特勒確實在一開始就強烈地深入了我的內心。」

  特勞德的童年在一個特殊環境中度過。她生長在單親家庭,「我從沒有一個完整家庭裡的感覺和安全感。當然,媽媽為我們做了一切。」可是,特勞德仍然清晰記得童年的心理印記,「我自己喜歡和這樣一些孩子在一起,他們會說『我父親怎麼說』或者是『我父親認為』。我總是想,有個父親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粗暴的外公是個純粹的軍人,不關心政治。這使得特勞德一直覺得,對她來說,這是一件不幸的事情,「我的家庭對政治完全不感興趣。他(外公)不關心政治,從不談這些話題。我們按照一些原則帶大:服從,犧牲,壓抑自己。這都被看作是美德。」

  能養活自己之後,特勞德試圖掙脫命運。「我一直想讀舞蹈學校。1941年,進舞蹈學校要參加入學考試,我考得很好,我覺得可以永遠逃避辦公室了。可我工作的出版公司卻不准我離開。在1941年,只有在僱主同意後,你才可能離開工作。我是那麼失望,因此央求我妹妹幫我忙,她當時已經在柏林以跳舞謀生。」

  就在特勞德絕望時,她妹妹出了個主意,「讓我問問阿爾伯特·保曼,看他能不能把你調到柏林去工作。」保曼是妹妹最要好朋友的姐夫,很有權勢。特勞德說,「好啊。」當然,她「一點不知道這會是什麼結果」。

  一個人生轉折就這樣在特勞德面前出現。她接到通知,她的新工作,是柏林的元首辦公室。



  我必須承認自己喜歡這個工作

  特勞德今天當然知道,這是一個多麼重大的轉折。她曾無數次地反省自己跨出的這一步,很自責,因為曾為希特勒工作,「也因為我確實喜歡過他。可他又是如此可怕災難的根源。 」

  她不斷盤問自己,「你看,在集中營究竟發生了些什麼,那些細節後來被揭露出來。」當時,一般德國人都不知道集中營的細節。後來,「我讀了Viktor Klemperer的書,當然,是在很久之後,但它確實給我很強烈的衝擊。所有這些問題在1933年、1934年的最初階段,就已經開始發生了。我覺得自己曾是那麼沒有感覺和自私遲鈍。我沒有去注意去關心。這樣的感覺越來越沉重地壓迫我。我似乎應該對那個還是孩子的我感到憤怒。事實是,我沒有看到自己逐漸捲入的是什麼,對於一切,我只是說『是』而一點沒有思考。」

  她生怕自己這樣說,是在為自己辯解,於是進一步自責說,「我這麼說,並不意味著要說我那時就不是一個熱情的納粹。當我去柏林的時候,我也許可以說『不』,可我沒有這樣做,因為我只是很好奇。」

  一開始,特勞德是柏林元首辦公室的一般工作人員,她並沒有在那裡見過希特勒。「我做的事情是打開那些女人給他的求愛信。他自己並不在那裡,其他人也見不到他。他在自己的私人司令部裡,離『外部辦公室』很遠。」

  後來,那裡有一次打字比賽,「辦公室裡謠傳,說是希特勒在挑秘書。保曼堅持說我應該去試試。」雖然特勞德當時對自己的現狀相當滿意,並沒有野心要得到這份工作,「可我還是去考了。」結果,還考得很好。

  1941年12月初,考得最好的十個女孩被送往希特勒在東普魯士的司令部。她們在元首專列的車廂裡等待接見。幾天後的一個晚上,她們被領著穿過黑森林去元首司令部。「一棟很令人不快的房子。在勤務人員的區域,有軟木的椅子,我們排成一排。然後,見到了希特勒。」

  「在此之前,我只在新聞裡、公開場合上見到過他,他身著軍裝行納粹舉手禮的樣子。可是現在,來的是一個老年紳士,對我們友好微笑,和我們握手,用他出名的眼神直直看著我們,詢問名字。用一種和藹的、父親一樣的口氣和我們說幾句話,然後離開。走的時候,他就說了聲『晚安』。被希特勒接見的經歷,完全和我以前的想像不同,那是無害的、和平的氣氛。」

  對從小缺少父愛的特勞德,這是內心的顫動。「我第一次見到他,他也許只是一種姿態。對我而言,或許感到是一種保護。那是我長久以來在渴望的東西。」

  接下來是口述記錄的測試。保曼安排了一個女孩陪特勞德進去。「曾經有一個女孩去為他的口述打字,可實在太緊張,歇斯底里的病就發了。希特勒怕這樣的事情重演。」

  測試過程加深了特勞德對希特勒的好感。「我進了房間,發現那裡很冷,希特勒不喜歡熱的房間。他對我還是很和藹,他說,『我的孩子,不要緊張,你不會像我那樣老是犯很多錯誤的。在這兒坐吧,要不要我為你開暖氣?』他指的是電暖器。他開始口述,我開始打字,發現自己的手指是那麼顫抖,根本就瞄不準鍵盤上的字母。我看了一眼紙,那上面亂七八糟不成詞句。」也許,本來特勞德也會像那個歇斯底里的女孩一樣被淘汰,可是,「他的女勤務員Linge進來,對希特勒說:『我的元首,裡賓特洛甫來電話。』他像一般的老闆一樣,拿起電話開始說。這段時間給了我機會,我把句子重新寫成正確的德語。然後他又開始口述,我打下來,很順利。最後,我把記錄紙交給他就出去了。」


  通過測試後,希特勒再度把她叫進去,問,「小姐,你是不是願意留在我這裡。我這裡總是有這樣的問題,我那些年輕的女秘書,總是有人要娶她們,就突然把她們帶走了。也許應該讓她們戴上難看的面具,像黑人面具什麼的。」

  說到這裡,81歲的特勞德不安地擼了一下自己的頭髮,「我一定是瘋了,我對他說,『元首,你不必為這件事情擔憂,我身邊至少22年沒有男人出現了。』他大笑起來。那時我真不相信自己說了這樣的瘋話……誠實地說,我必須承認自己喜歡這個工作。」

  就這樣,特勞德成為希特勒的秘書。「我開始為希特勒工作。後來,在我成熟一些之後,我想我對他是一種對父親形象的非常迎合的態度。可是,當你的父親令你失望時,這又很容易轉變為一種『恨』的感情。」

  我從沒聽他說過愛這個詞

  1943年的斯大林格勒戰役,使得情況變得完全不同。「元首司令部的氣氛一定是不一樣了,一定是有壓力的氣氛。」 但特勞德並沒有怎麼注意,因為她是新來的。

  希特勒原來習慣和大家一起吃飯。這時變成和秘書們一起吃飯。「事先我們就被告知,不要用斯大林格勒或者其他問題來打擾他。」

  那是一種非常近的接觸。「那個捲著舌頭說『R』,滾出一串縮略語發表演說的那個人,在私下場合,我從來沒見他這麼說話。他可以用很平、很抑揚頓挫的聲調說話,還帶有很輕的奧地利口音,會用一些典型的奧地利詞……這些,當時我都覺得很迷人。還有那種在私人生活中謙恭的態度。」

  在特勞德能接觸到的生活細節中,希特勒表現出的不僅是「元首」,更是「人」的那一面。他曾告訴她自己的許多個人習慣和私事,比如他不願意被人碰到,他在口袋裡放好多鑰匙很重,伊娃總是提醒他要挺直身子,等等。在特勞德眼中,希特勒是個愛乾淨、注重修飾的人。每次被狗舔了手,他都會洗手。

  特勞德說,希特勒的狗布朗迪對他非常重要。布朗迪是專業馴狗師訓練過的,會各種花樣,會按照口令唱歌。「那不是叫,是歌唱。假如希特勒對她說,『唱好聽點,布朗迪會像扎拉·倫德那樣唱。』她就會唱出不同調子,唱出八個音階來。」


  《盲點》還錄製了一些特勞德在重看採訪之後的說明。在看了自己描述的細節之後,特勞德說:「我現在重看我講述的那些平庸小事,我對他(希特勒)的那些個性、他的整個儀態表現的觀察感受,又覺得是不重要的了。因為那整個事件的結果是那麼可怕。我的意思是說,這些在當時對我是那麼重要,因為我看到的是他作為人的一面。在今天看來,我大概不應該把它描述得那麼仔細。」鏡頭裡,老年的特勞德緊張不安地,一隻手搓著另一隻手的手背。

  「他好像從未意識到自己是在追求一個罪惡目標。對他來說,那是一些理想、一些偉大的目標。人的生命對他來說不值一提。可是,我是在後來才明白這些的。在內部的小圈子裡,我被屏蔽在一個妄自尊大的計畫和野蠻的衡量標準中。那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後來當我知道外面究竟發生了什麼的時候,感到震驚之極。剛開始工作的時候,我認為自己應該是處在信息的源頭,可其實,我恰是站在一個盲點上。」

  採訪者小心地問:「是不是有一個時候,有人對你特別談到有關猶太人的事情?」特勞德竭力回憶,卻搖著頭。「『猶太人』這個詞在每天的講話中從來不用。事實上,希特勒只有幾次在講話中提到『國際猶太主義』,『猶太人』。」

  在另一次採訪中,特勞德回憶起和猶太人話題有關的一件事情。「惟一一次我能記得的,這個話題被提到,是在Berghof的一個晚上,Frau von Schirach來作客的時候。她和希特勒關係一直很好,聊天時她突然提到這個話題,對他說,在阿姆斯特丹他們很可怕地對待猶太人,猶太人被裝上火車送走,這種做法是不人道的。希特勒一定很生氣,對她說,『你不要去管自己並不明白的事情,這是令人討厭的過分脆弱。』他真的發怒,說完就走出房間,再也沒有回來。從此,Frau von Schirach也沒有再被請到Berghof來作過客。當時我不在場,我想是我丈夫後來告訴我的,他當時在那裡。」

  今天回想起來,特勞德發現,「希特勒從不以人的標準來想問題,人性對他從來不是重要的。雖然他常常講人民的幸福,也在第三帝國開始建立不同的福利和重建組織,可是『個人幸福』對他來說是最微不足道的東西。」

  「事實上,我從沒有聽到他說過愛這個詞。」

  希特勒的最後時刻

  特勞德親身經歷了1944年7月20日暗殺希特勒的歷史事件。那天在自己住處,她突然聽到一聲巨響,後來知道是司令部發生了爆炸。她和同事們當時有許多瘋狂念頭,「不知道元首怎麼樣了,他要是不在了怎麼辦,誰來領導我們?」

  最後她們被告知,希特勒沒事,他正在自己的住處。

  「假如願意,我們可以去看他。」進去的時候,他的樣子看上去非常可笑,頭髮全部都豎起來,「他爆發出大笑:我活下來了!這說明我是命運注定被挑選來完成使命的!」

  這次暗殺,使得希特勒變得更妄想、多疑。特勞德認為,在此之前,打到哪一步興許還「可能是選擇和平」,但「從此以後,就不可能是和平了。」

  希特勒對「沒有希特勒的德國」作出的種種恐怖的前景預言,在當時的特勞德心中都是真實的。這使得特勞德把希特勒必須勝利看作是自己和德國的惟一出路。可是,這一事件本身,將軍們以如此激烈的方式反對希特勒,加上戰事失利,也使得她開始思考,「我開始懷疑,那一切都真的是對的嗎?對這個狀況提出疑問,其實就要啟動一個探討,這需要更大的勇氣。假如你尊敬一個人,賦予他很高的價值,你其實就不想去毀掉那個人的形象。假如你明明知道正面形象後面跟著是災難,你也並不真的想看到真相。」


  形勢急轉直下。4月21日,伊娃組織了最後一次晚會,還是放著唱片,跳舞。音樂很動聽。可是,特勞德已經預感到失敗在逼近,「那兩天我覺得氣氛很悲哀。」她提前離開,去睡了。

  第二天,希特勒召集會議。他先走到幾個還留在那裡的女人面前,對她們說:「全完了,你們必須馬上離開柏林。」「我們全傻在那裡。伊娃走上去,雙手握住他說,我的元首,你必須知道,我永遠不會離開你。然後,第一次,我們看到他親吻了伊娃的嘴唇。」

  特勞德說,她當時表示也要留下,「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這樣說,可能也想不出有什麼地方可去。我從某種意義上感到焦慮,害怕離開這個安全的環境,也可能並不真正意識到有多麼嚴重。」

  然後希特勒說,「我會開槍自殺。我希望我的將軍們也有同樣勇氣。」說完他走出去。而剩下的所有的人「都站在那裡,臉有紅有白,像死人一樣。」在希特勒宣佈「一切都完了」之後,她們每個人口袋裡都揣著毒藥,卻懷著求生本能,勸說希特勒是不是可以不自殺。似乎他的生命選擇和她們的命運前景必將是一回事情。特勞德回憶說,她們一邊吃飯,一邊還在討論「以怎樣的方法自殺可以少一些痛苦」。

  希特勒在自殺前,要求特勞德為他做了最後一次口述記錄。當希特勒說,他要對這場戰爭說出一切時,特勞德激動地想,我終於可以知道真相了!終於可以知道究竟發生了些什麼了!可是她聽到的,居然還是那些空泛的陳詞濫調。也許,這一次失望使得希特勒終於在這個女孩面前光環褪盡。緊接著,希特勒和伊娃自殺。他們死後,特勞德沒有去看。她「靜靜地坐著,突然發現自己恨透了這個人。如此不負責任,就這樣扔下大家,撒手了事。」

  敘述最後一個星期希特勒大本營的毀滅過程,特勞德就像是在敘述一件昨天發生的事情。她緊張,激動,全神貫注,語速越來越快,最後幾乎是呻吟一般:「讓我休息一下。」

  第三帝國崩潰 我開始寬恕自己了

  第三帝國崩潰的最後關頭,特勞德決定離開。她在回家鄉途中被俄國人逮捕,後在一個美國譯員幫助下逃到西德。被美國人關押審查3個星期後,她被釋放,回到巴伐利亞的家鄉。1947年,她被「去納粹化」,也被赦免處罰,雖然她實際上從未加入納粹黨。

  特勞德感到非常奇怪的是,戰後很長時期裡,德國似乎「沒人對過去感興趣,公共場合不討論,也沒有出書。在政治層面也沒有,即便紐倫堡審判也沒有啟動這個過程。」

  到了1960年代,「突然那麼多聲音出來,我聽到關於SS的狀況,看到《安妮日記》。」那些倖存者,他們揭露出來的真相給特勞德以衝擊。可是,她首先提到的是戰後現實本身對她的觸動。「給我強烈印象的是,戰後世界並沒有如希特勒描繪和預言的那樣。突然,這裡有了自由精神,特別是美國人。」

  紐倫堡審判揭露了對600萬猶太人的屠殺,但特勞德一開始沒有看出這和她的過去有什麼聯繫。「我甚至在某種意義上覺得自己並沒有『個人罪行』。」因為她在為希特勒做秘書的時候,並不知道集中營的屠殺,更看不出希特勒其實「是一個罪犯」。

  「後來我開始懷疑,是不是我當時是『應該』看出來的。可是我又想,希特勒上台的時候我才13歲,又是個在許多方面很晚熟的孩子。再說,不是還有千百萬的人也都沒有看出來嘛。我的意思是,除了我之外,當時也不是每個人都能認識到他是個罪犯。我試著把這些念頭從心頭移開。

  「然後,有一天,我路過弗朗茲·約瑟夫大街的索菲·肖爾紀念碑,紀念一個反對希特勒的年輕女孩,我相信她和我同樣年齡,也就在我開始為希特勒工作的那一年,她因為反對希特勒被處以死刑。就在那一刻,我真的相信,在那個年代,找出真相,也許是可能的。年輕不是借口。」

  五十多年後,特勞德願意接受採訪,是因為內心承負著壓力,「我活得越久,年紀越大,越感到自己負罪感的重負。」

  影片告訴我們,「戰後,特勞德在《Quite》雜誌擔任秘書,她在導演G.W.帕普斯特描寫希特勒最後日子的電影《Der Letzte Akt》裡擔任過顧問,當過文學雜誌社的僱員,當過科學記者。由於抑鬱症,她提早退休。此後,她用大量的時間為盲人讀書。」

  2002年2月10日,《盲點》在柏林電影節首映的那一天,特勞德在慕尼黑醫院因癌症去世。去世前不久,她和《盲點》的採訪人有過一次電話交談。她說:「我想,我開始寬恕自己了。」


標籤:



給我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