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蔣經國在蘇聯《消息報》上發表公開聲明：「蔣介石已經結束了他的革命生涯。作為一個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並且是中國工人大眾的敵人。他已走向反革命陣營，現在他已是我的敵人了!」

　　蔣經國眼中的共產黨

　　2011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90週年。縱觀這90年的發展歷程，國民黨始終「伴其左右」。兩黨有過歷史性的合作，也有過重大的分裂。

　　蔣介石之子、原國民黨主席蔣經國，更是與共產黨有著特殊的淵源。他加入過共產黨、反對過共產黨、感謝過共產黨。由於特殊的身份地位，他對共產黨態度的變化，直接影響到國共兩黨和海峽兩岸關係的變化。

　　我們應當如何解讀蔣經國的一生：他對共產黨的態度為何發生重大轉折?他眼中的中國共產黨究竟是怎樣的?他為國共關係留下了什麼樣的政治遺產?

　　台灣紀念他，大陸沒忘他

　　一位特殊的政治人物

　　在浙江，寧波溪口和嘉興南湖，是兩個常常連在一塊兒、進行「一日遊」的標誌性景點。

　　1910年4月27日，原國民黨主席蔣經國出生於寧波溪口。在他11歲那年的7月31日，距他150公里的嘉興南湖一艘遊船上，10餘名代表秘密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宣告中國共產黨成立。

　　從此，蔣經國的命運就和共產黨糾纏在一起——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他在蘇聯接受了共產主義教育;蔣介石反共後，他公然與父親決裂;「西安事變」後，他帶著斯大林交給他的「促進國共合作」的使命回國;抗戰結束後，他放棄共產主義理想全力支持父親;初到台灣時，他牽頭成立「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積極「反共」;晚年，他又堅決反對台灣獨立，開放台灣同胞回大陸探親。

　　讓台灣民眾有「幸福感」

　　1月13日是蔣經國逝世23週年的日子，台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和國民黨副主席、蔣經國之子蔣孝嚴前往蔣經國陵寢祭拜。馬英九神情肅穆，在陵前靜靜追思良久，才鞠躬步出。蔣孝嚴則不忘在父親陵前報喜，宣佈兒媳懷孕4個月，蔣家將再添金孫。同日，台灣推出電視節目《蔣經國紀事》特輯，詳細描述了蔣經國與女兒蔣孝章的父女情。幾天後，台灣「今日新聞網」舉行了一項名為「辛亥百年幸福影響人物」網絡民調，讓台灣網友票選「誰讓你感到最幸福」。結果，蔣經國高居第二名，是唯一獲選的政治人物。

　　1月22日，江西省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宣佈，蔣經國於1942年公佈的《新贛南家訓》文告，以及他的外室章亞若舊居龍南會館等一批文物，正式入選江西文物「百大新發現」。隨後，在江西省政協第十屆四次會議上，民革江西省委上交提案，建議開發「蔣經國在贛南」活動舊址：「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蔣經國實施『贛南新政』，在當地留下美譽。蔣經國舊居、中華兒童新村等地，理應打造成一條精品旅遊路線。」

　　4月6日，蔣經國的故鄉寧波舉行了一場莊重的捐贈儀式。曾長期擔任蔣經國私人秘書的宋時選的後人，將12幅反映蔣經國生活、工作的珍貴照片和其他資料無償捐贈給寧波市檔案館。

　　堅持一個中國，反對「台獨」

　　蔣經國之所以獲得人們的肯定，是因為他在晚年推動了兩岸關係的「解凍」。

　　台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曾說：「台灣媒體針對台灣地區歷任領導人的貢獻，做過多次民調，經國先生總是名列第一，滿意度高達七成。」馬英九的副手蕭萬長說：「我們很難想像，若非經國先生在辭世之前做此決策(指開放台灣人士赴大陸探親)，後來還不知道需要多久才有人能夠踏出這歷史性的一步。多年來，『開放大陸探親』的滿意度，在相關之民調中，都領先其它任何公共政策。」

　　台灣《聯合報》在紀念蔣經國誕辰100週年時發表社論稱：「蔣經國一生集其大成的功業，就在毅然實現解嚴及開放兩岸交流;這正是他油盡燈枯、嘔心瀝血之作。如今回顧蔣經國的施政，雖亦不無猶豫曲折之時，但大體上則可謂是其道如矢、一往無前;他的每一重要步履，可說皆是為『民主進階』及『兩岸和解』在做積蓄及準備，而最後他在向國家及歷史繳卷時，也交出瞭解嚴及兩岸開放的漂亮成績單。」

　　中國共產黨也給了蔣經國一些肯定的評價。1988年1月13日晚，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中，播音員張宏民身著黑色中山裝，表情凝重地播報了第一條新聞：蔣經國在台北逝世。第二天，國家領導人發表談話，肯定了蔣經國先生堅持一個中國、反對「台灣獨立」、主張國家統一、表示要向歷史作出交待、並為兩岸關係的緩和作出一定的努力這一系列行動。中共中央以及有關人士和蔣經國在大陸的親屬都向台北發去了唁電。

　　大陸一位學者在評價蔣經國時這樣說：「有的時候，特別是關鍵時刻，一個處於關鍵位置的政治人物，他的取向、選擇往往能決定歷史的走向。」可以說，在兩岸關係上，蔣經國做出了正確的選擇。

　　與父親決裂，加入共產黨，娶了蘇聯妻子

　　「尼古拉同志」的紅色歲月

　　蔣經國是蔣介石的長子，但很多人不明白，這位國民黨的「太子爺」為什麼會在15歲時隻身去蘇聯接受共產主義教育，甚至加入了蘇聯共產黨。從1925年到1937年，蔣經國從未離開過蘇聯。12年的「紅色歲月」，蔣經國是怎樣度過的?又受到了怎樣的影響?

　　從愛哭小兒到進步青年

　　蔣經國是蔣介石的第一任妻子毛福梅所生，乳名建豐，號經國。他出生時，蔣介石正在日本，母親和祖母把他撫養長大。據他幼年的家庭教師回憶：「惟因她婆媳(蔣介石母親和毛福梅)過分疼愛，戲玩不讓遠離膝前，致使小時的經國不免嬌怯易哭。」

　　1925年，蔣經國進入上海浦東中學就讀，開始關心政治和國家大事。5月，「五卅慘案」爆發，蔣經國激於愛國義憤，積極參加示威遊行，發起抵制洋貨運動。學校當局以「思想危險、行為越軌」為由，將蔣經國開除。那年夏天，他赴廣東探望時任黃埔軍校校長的父親，在校園遇見許多蘇聯學生，感到「只有俄國人才是中國的真正朋友」，對世界革命中心蘇聯愈加嚮往。

　　為了準備出國留學，蔣經國前往北京學習。在此期間，他認識了北方中共領導人李大釗，對其十分欽佩，這是他生平結識的第一位共產黨人。李大釗介紹蔣經國認識了許多蘇聯友人。蔣經國後來回憶說：「(北京)洋溢著國共友誼的氣氛。我本人亦惑於這種心理環境，徹底改變了我原來(赴法留學)的計畫。」

　　蔣經國提出去蘇聯留學的要求時，蔣介石剛從蘇聯考察歸來，對那裡的印象並不好，沒有同意蔣經國的請求。但在蘇共代表鮑羅廷的竭力推薦和國民黨元老吳稚暉的勸說下，蔣介石終於答應了。

　　1925年10月，蔣經國告別上海，乘海輪啟程前往蘇聯。離滬前，他正式加入了國民黨。在船上，他認真閱讀了布哈林的《共產主義ABC》，這是他所讀的第一部有關共產主義的書籍。此時的蔣經國並沒有料到，他這次赴蘇，竟然一去就是12年。

　　「打倒反革命蔣介石」

　　一個月後，蔣經國抵達莫斯科。同來的還有邵力子的兒子邵志剛、馮玉祥的兒子馮洪國和女兒馮弗能、於右任的女兒於秀芝、後來成為鄧小平第一任夫人的張錫媛、原名陳紹禹的王明等。在同學中，蔣經國年紀最小。他性格開朗，活潑頑皮，很快得到了大家的喜愛。在莫斯科，蔣經國有了一個俄國名字：尼古拉·維拉迪米洛維奇·伊利扎洛夫。

　　雖然是國民黨員，蔣經國對共產黨員的印象卻比對國民黨員好得多，他曾回憶說：「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有部分國民黨黨員學生，因為行為不端，頗惹人反感。一般人有時覺得共產黨員行為比較檢點，作為也較有出息。」他對當時中共駐莫斯科大學支部的評價頗高，稱「它的黨員組織嚴密，並受到嚴格監督，而且永遠遵照中央集權領導的指示行事。他們生活簡樸，紀律嚴明。因此，我有一陣子對他們的活動產生了興趣」。可能正因如此，到莫斯科不久，蔣經國就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他的團小組長是鄧小平(當時名叫鄧希賢)。

　　蔣經國曾擔任學校牆報《紅牆》的編委，自己也經常寫稿，曾在文章中鼓吹「在中國建立起蘇維埃政權」。但在關於中國革命領導權的問題上，蔣經國與中共的觀點有所不同。他相信，國民黨是國民革命的領導者，將在父親的領導下統一中國，完成國民革命的任務，中共只能充當配角。

　　1927年，從上海傳來了令人震驚的消息：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血腥屠殺共產黨人和工農群眾，宣佈實行「清黨」，開始「反蘇反共」。

　　作為蔣介石之子，蔣經國一下成為了矛盾的焦點。他必須立即表明自己的態度，與父親劃清界限，不能有絲毫猶豫。在中山大學舉行的聲討蔣介石罪行的大會上，蔣經國跳到主席台上，激動地用俄語振臂高呼：「打倒反革命蔣介石!」同學們激動萬分，把他舉起來，拋到半空中，高喊：「烏拉!烏拉!(俄語，為歡呼之意)」

　　次日，蔣經國又在蘇聯《消息報》上發表公開聲明：「蔣介石已經結束了他的革命生涯。作為一個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並且是中國工人大眾的敵人。蔣介石曾經是我的父親和革命的朋友，他已走向反革命陣營，現在他已經是我的敵人了!」蔣經國的表現讓他在蘇聯一下子成了萬人矚目、家喻戶曉的新聞人物。許多蘇聯人一見到中國學生就打聽：「哪一個是蔣介石的兒子?」「蔣介石的兒子在哪裡?」以一睹蔣經國的容顏舉止為榮。

　　但據蔣經國後來說，他當時對國共分裂原因的真實看法，與上述公開表態大相逕庭。據說「四一二」政變發生後，他曾得出結論：「中國在1927年政局動盪，主要原因是中共領導無方，政策不智亦不周全。」

　　事後，中共領導人周恩來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會議期間，曾會見蔣經國。他告訴蔣經國，批判蔣介石固然是一件正確的事情，但仍不應忘記隨時給其父寫信，以保持聯繫。蔣經國接受了他的勸告。可以看出，在蔣氏父子關係問題上，周恩來目光更為遠大，他看到了將來情況發生變化的可能性，所以希望維繫蔣氏父子的關係。後來發生的事證明了周恩來的遠見。

　　數次請求回國未獲批准

　　1927年4月，蔣經國畢業，要求返回祖國。當時中共代表團擔心蔣經國回國後會成為其父反共的得力助手，堅決主張讓他留在蘇聯。蔣經國在失望之餘申請加入紅軍，獲准進入駐莫斯科的紅軍第一師，成為一名普通士兵。經過一年的訓練，他成為最優秀的五名學員之一，被保送到列寧格勒的紅軍托瑪契夫中央軍事及政治學校深造。這所學校在蘇聯軍隊中的地位，相當於美國的西點軍校。

　　在校期間，蔣經國加入了蘇共，成為一名候補黨員。軍校對他的評價很高，稱其是「全校最優秀的學生」。1930年5月，蔣經國從軍校畢業，再次提出回國，仍然未獲批准。他繼而申請擔任紅軍軍官，以求在軍界發展，但斯大林還是未予同意。

　　1930年10月，蔣經國被派到莫斯科狄那莫電廠當見習生，生活比較艱苦。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斯大林在莫斯科秘密召見了蔣經國，與之討論了遠東形勢與中蘇關係，這是斯大林第一次接見蔣經國。

　　在電廠期間，蔣經國努力工作，獲得了各方好評，並被推薦為管理委員會副主任。但這一建議遭到了中共駐蘇聯代表王明的反對，蔣經國一怒之下，與王明發生了正面衝突，共產國際因此要求將他流放到西伯利亞。1933年，蔣經國被派到西伯利亞的阿爾泰金礦工作，在冰天雪地裡度過了飢寒交迫的9個月。這是蔣經國在蘇聯生活時期最艱難的歲月，帶有某種勞動改造的性質。這既與王明等人的迫害有關，也和當時中蘇關係、國共關係惡化的形勢分不開。

　　1933年10月，蔣經國進入烏拉重型機械廠當技師，一年後升為廠長助理，兼任當地《重工業日報》的主編，並被接納為蘇共正式黨員。此後幾年他一直在該廠工作，並認識了蘇聯姑娘芬娜(即蔣方良)，很快結婚生子。

　　1935年1月，中共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正在進行艱苦的長征。蔣經國再次被召到莫斯科與斯大林共進晚餐。當時斯大林關心的問題是：國民黨在剿共勝利之後，其對內對外政策將出現何種變化?蘇聯應採取何種對策?

　　1936年12月，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扣押了蔣介石，迫使其與中共談判。中共代表周恩來在會見蔣介石時，說到蔣經國在蘇聯頗受優待，蔣介石微露思子之意，周恩來便滿口答應將幫助他們父子團聚。此時，蔣經國本人也多次寫信給斯大林和蘇聯政府，堅決要求回國。1937年3月，蔣經國帶著妻兒離開他待了12年的蘇聯。

　　接受三民主義再教育，加入「三青團」

　　追隨父親，由「紅」變「白」

　　1937年2月，斯大林召見即將回國的蔣經國，交待他回國的明確任務是促使蔣介石「向左轉」，與中共和蘇聯合作。同年3月，蔣經國全家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康生的陪同下，乘火車經海參崴回國。在海參崴，蔣經國最後一次致電蘇共中央，表示「會恪遵黨紀」。

　　被指有「共產作風」

　　蔣經國回到上海後，提出與父親見面的要求。或許是被兒子的公開決裂傷了心，或許是想讓他反省一下自己曾經的「幼稚」行為，蔣介石起先拒絕與蔣經國見面。後來經吳稚暉從中遊說，父子倆才得以會面。據說兩人見面後，蔣經國二話不說，先跪下給父親磕了三個響頭。

　　父子二人冰釋前嫌，蔣介石把蔣經國介紹給妻子宋美齡，還親自給兒媳芬娜取了中國名字「芳娘」(蔣經國後來將其改為「方良」)。此後半年，蔣經國一直在老家與生母毛福梅一起生活，閉門接受中國傳統經典與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的再教育。蔣介石相信，只有孔孟之道、儒學經典，才可以滌除蘇共對蔣經國的影響。

　　1938年初，蔣介石把蔣經國委託給了江西省主席熊式輝，擔任江西省保安處少將副處長。蔣經國上任後，立即在全省各地展開突襲式巡視，搞得國民黨地方官吏雞飛狗跳，紛紛向熊式輝表示不滿。熊式輝為此成立了「江西省地方政治講習院」，將蔣經國調為新兵督練處處長。在這一職位上，蔣經國同樣毫不含糊，不僅雷厲風行地處死逃兵，還對農村招募來的新兵提供具體幫助，以解除其後顧之憂。

　　此時的蔣經國依然保留著共產主義的紅色思想，這也體現在他的日常工作中。蔣經國曾邀請蘇聯軍事顧問到南昌反法西斯集會上演講，他本人還受邀到新四軍駐南昌聯絡辦事處演講。這立即為他招來了許多非議，越來越多的國民黨要員形容他有嚴重的「共產作風」。蔣介石在流言之下，交待特務頭子戴笠插手此事。戴笠派手下文強每個月跟蔣經國見一次面，向他介紹國民黨的派系鬥爭和現狀，教他在國民黨內的生存之道。文強與蔣經國年齡相仿，兩人聊得很投機，到後來幾乎無話不談。最初，蔣經國當著文強的面，一再用「大資產階級」這樣的詞稱呼孔祥熙和宋子文，在文強的幾次勸說下，才慢慢改變。

　　1938年4月，國民黨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決定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以下簡稱「三青團」)，蔣經國兼江西省支團主任。這是蔣經國派系正式形成的開始，日後該派系成員成了蔣經國在台灣的重臣要員。

　　贛南「新政」，初顯政治手段

　　1939年3月，南昌淪陷，國民黨省政機關南遷。1940年初，蔣經國正式接任江西第四區行政專員兼保安司令。第四區又稱贛南，涵蓋了整個江西南部的11個縣，人口約200萬。因為土地貧瘠，加上盜匪橫行，民眾生活非常貧困落後。蔣經國到任後，立刻有系統地遍訪轄區各個角落，對當地情況有了初步認識與掌握，隨即展開了「新政」。

　　蔣經國首先確定以恢復地方治安為第一要務，展開為期一年的「掃蕩行動」，除擴編保安隊外，還成立了600人的自衛隊。據當時報道，當年全境共有541名土匪自首，逮捕盜匪2246名，處死若干重犯，初步安定了地方。隨後，蔣經國宣佈向煙、賭、娼開戰。規定以一年為勒戒期，一年之後，任何人吸食鴉片，一律處以死刑。1941年，蔣經國命令取締娼妓，裁撤徵收妓院稅的單位。一年之內，贛南地區妓院銷聲匿跡。此外，蔣經國還將各種地租一律減免25%，引進「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在佃農土地上成立示範農場，把荒地分給貧農耕作。兩年之內，當地農業生產總量上升20%。種種政策，讓蔣經國被當地百姓稱為「青天」。

　　就在蔣經國逐步展示其政治才華、取得一定成績的時候，國民黨內一些人卻開始散佈「贛州變『紅』了」、「蔣經國要在贛州搞『赤化』了」等謠言，並傳到了重慶，蔣介石更加懷疑兒子在「睡國民黨的床，做共產黨的夢」。1943年12月，蔣經國被召回重慶，調任「三青團」中央幹部學校教育長，贛南「新政」無疾而終。

　　重回故地，與蘇共正式決裂

　　1945年抗戰勝利後，面對東北勢力範圍的劃分及外蒙古獨立的棘手問題，國民黨與蘇聯的關係進入了一個微妙階段。斯大林出於蘇聯國家利益的考慮，對國民黨採取兩手共舉的策略：一方面，他不放棄施壓蔣介石接受蘇聯在中國的勢力範圍;另一方面，他又認為中共尚不成氣候，蘇聯需要維持與蔣介石政權的關係。

　　在此背景下，蔣經國作為國民黨內的「知蘇派」，出任外交部東北特派員。1945年聖誕節期間，蔣經國只身前往蘇聯。12月30日與次年1月3日，蔣經國兩度與斯大林會談，試圖說服斯大林促成中共與國民黨合作、放棄外蒙古獨立等，但都被斯大林以托詞敷衍過去，並反過來提出了讓國民黨將美軍送出中國的要求。

　　在後來俄羅斯解密的蘇聯文件中，記載了蔣經國與斯大林的會談內容，其中有一段十分精彩的對白：

　　蔣經國說，……決定在不改變國民政府的結構和法律地位的條件下邀請中國共產黨代表參加政府。……蔣介石同意保留16至20個師的共軍並保證其安全。但是，既然談到中國的統一，軍隊就應該統一，即統一指揮。蔣介石認為，共產黨人不應該將自己的武力用於分裂國家。……請斯大林大元帥向中國共產黨提出與國民黨合作的建議。

　　斯大林同志答道：……蘇聯政府已從延安召回了所有的代表，因為他們不同意中國共產黨人的行動。……中國共產黨人並不從屬於俄國共產黨人。共產國際已不復存在。俄國共產黨人很難(對國共關係)進行調停，因為他們不想提出最終會被拒絕的建議。況且中國共產黨人並未請求(蘇聯)提供建議。

　　蔣經國指出，斯大林大元帥的威望將迫使中國共產黨人遵從他的建議。

　　斯大林同志答道，……蘇聯政府並不想干涉中國的內政。一般說來，外國軍隊干涉中國事務於蔣介石不利，因為這將導致中央政府權威的削弱。

　　就在斯大林對蔣經國敷衍其辭的同時，1946年1月2日，斯大林會見了毛澤東的長子毛岸英，並送給毛岸英一把手槍。1月14日，蔣經國黯然回國，雙方並沒有達成什麼實質性的協議。10月，蔣經國正式辭去東北特派員的職務，返回了重慶。蘇聯之行讓蔣經國明白了自己在斯大林心中的地位，兩人早已不再是「革命同志」，他也不再是當年那位激情澎湃的馬列主義青年了。

　　此後3年多的時間，蔣經國一直跟在蔣介石身邊。雖未在政府中擔任職務，但他積極擴充自己在「三青團」內的力量，在國民黨內羽翼漸成。而蔣介石在內戰節節失敗、眾叛親離之下，對兒子也愈加信任，父子感情終於重歸親密無間。

　　1949年，蔣經國隨蔣介石飛往台灣，從此永別大陸，再沒有回頭。又一個12年，他完成了由「紅」轉「白」的全過程。曾經的紅色經歷在他身上留下的，唯有在蘇聯養成的清廉與親民的作風。這也成了他日後能夠在台灣力行「革新」、贏得民心的關鍵。

　　大陸保護蔣家故居和祖墳，令他深受感動

　　蔣經國：「共產黨的情我領了」

　　蔣經國在台灣生活了近40年。前期在蔣介石的幫助下，他借助「反共」的大旗，在國民黨中樹立威信，並借此走向了權力核心。晚年，他促成了老兵回大陸探親，為兩岸關係解凍邁出了堅實的第一步。許多台灣主流媒體認為，雖然馬英九主政以來，在兩岸政策上有許多突破，但縱觀歷史，不論是海協會和海基會的交流，還是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的簽署，馬英九都還是在延續蔣經國晚年的「開放政策」。

　　高調「反共」，進入權力核心

　　國民黨敗退台灣後，蔣介石的接班人問題開始受到關注。蔣經國雖然是蔣介石的長子，是唯一欽定的接班人，但他年紀輕、黨齡少，而且曾加入過共產黨，在當時台灣的影響力遠遠比不上宋美齡的「夫人派」。「夫人派」是一批由宋美齡提拔的、具有美國做派、能說流利英語的權力精英，主要有吳國禎、董顯光和黃仁霖等人。「夫人派」的存在對蔣經國的地位構成了極大威脅。此外，蔣介石副手陳誠的影響力也在蔣經國之上，而且陳誠派系的人也有成為「蔣介石接班人」的企圖。蔣介石為了培養蔣經國，幫他進入權力核心，可謂煞費苦心。

　　蔣介石認為，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最首要的因素是黨的失敗。黨失敗的主因則是「三民主義信仰的動搖」，是國民黨內部「分歧矛盾」所致。他到台灣後便對國民黨進行改造，目的是堅定所有國民黨員「反共」的決心與意志。於是他讓蔣經國進入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負責「武裝國民黨員的精神意志、強化他們反共的力量，來穩定台灣的情勢」。

　　一時間，參與國民黨的改造、宣傳「反共」成了蔣經國的主要工作。

　　1952年，國民黨舉行第七次代表大會時，蔣介石發表了一篇叫做《反共抗俄基本論》的文章。這篇文章是國民黨在大敗後，動員所有黨員，堅定「反共」決心的一針強心劑。據國民黨元老陶希聖後來在悼念蔣經國的文章中透露，《反共抗俄基本論》的主要起草人其實正是蔣經國。

　　同年，蔣經國出任「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主任」一職，主要任務是向青年學生灌輸「反共意志」。蔣經國還利用職務之便擴大自己在青年人中的影響力。以至於後來，無論擔任何種政府職務，他都一直兼任「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主任」，直到1972年當了「行政院院長」，才卸下這一職務。

　　蔣經國到台灣後，擔任過許多職務，但台灣問題研究者認為，「中央改造委員」的身份對他後來的陞遷最為關鍵。他在進入國民黨中央後不久，迅速坐上第二把交椅，除了他是蔣介石的長子，還在於他高調「反共」，樹立了個人威信。所以台灣人常說，蔣經國在台灣靠「反共」起家。

　　讓台灣老兵回鄉探親

　　蔣經國與蔣介石一樣，一生奉行「一個中國」立場。他在不同場合多次提到：「兩岸是血脈同根。政治歧見難道一直能夠讓台灣海峽成為阻隔民族來往的鴻溝嗎?重建一個自由、民主、統一的中國，既不是夢想，也不是幻想。」

　　但迫於兩岸政治角力，他做出了一些符合國民黨政治利益的決策。1979年，中美建交後，為了安撫黨內和民眾的情緒，蔣經國奉行「三不」政策，即與大陸「不妥協、不談判、不接觸」。此提法一出台，立即遭到海內外輿論的批評。人們要求蔣經國順應時代發展，實行新的大陸政策。「開放老兵回大陸探親」就成了突破口。

　　國民黨敗退台灣時，帶來數十萬大陸籍軍人。隨著年齡的增長，老兵們處於被排斥和孤立無援的境地。同時，台灣當局禁止退伍軍人返鄉。這些已近垂暮之年的老兵無法回歸故土，不滿情緒日益高漲。

　　上世紀80年代中期，蔣經國深切感到，再也無法以任何理由禁錮民眾返鄉探親的願望。他命令時任國民黨中央秘書長的馬樹禮召集有關部門，研討開放赴大陸探親問題。馬樹禮最初的方案是讓赴大陸探親的人數盡可能少。蔣經國對此很不滿意，安排幕僚馬英九繼續研究可行性方案。李煥受命出任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後，很快訂出了相關方案。

　　當時國民黨黨內對開放到大陸探親意見並不統一。李煥主張把開放探親看作是調整大陸政策的第一步，隨之可以開放旅遊、貿易、文化交流等。而國民黨的保守勢力則主張只開放探親，不涉及其他領域大陸政策的調整，維持兩岸的敵對狀態。

　　蔣經國對李煥的方案深表贊同，並讓其盡快落實。1987年10月15日，時任「內政部長」的吳伯雄奉蔣經國令宣佈台灣人士赴大陸探親的具體辦法，決定自11月2日起施行。如今，台灣同胞往返大陸的人數已由最初的千餘人，達到每年500萬人次。追根溯源，蔣經國審時度勢順應時代潮流，功不可沒。

　　一盤讓他感動的錄像帶

　　1987年，蔣經國次子蔣孝武的前妻汪長詩與其父汪德官從瑞士日內瓦去台灣探望病重的蔣經國。途經香港時，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台灣事務部部長的黃文放到賓館探望，並托他們帶一盤錄像帶給蔣經國。

　　對汪德官父女的到來，蔣經國非常感動，仍以「親家公」和「兒媳」相待。汪德官瞅準時機，將黃文放所托的錄像帶親手交與蔣經國，並說：「這是那邊一位朋友托我帶給您的。」

　　蔣經國知道這位老親家與國共兩邊都有交情，馬上讓侍從退下，獨自與汪德官父女一起播放觀看。電視螢幕上，出現了一幕幕在蔣經國記憶中既熟悉又模糊的場景：秀美的浙江奉化溪口鎮、蔣介石出生地玉泰鹽鋪及其成長時居住的地方風鎬房、蔣氏宗祠、蔣經國曾住過的洋房……白巖山上蔣經國祖母的墓地更是修葺一新。

　　看到這一切，蔣經國情緒非常激動。當螢幕上出現當地官員和民眾紛紛向其祖母、母親墓祭拜的鏡頭時，他的眼淚止不住流淌下來。看完錄像帶，蔣經國對汪德官父女動情地說：「共產黨的情我領了!」

　　「可惜，經國死得太早了」

　　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在午睡中突發胃腸道大出血，經搶救無效去世。中共中央發了唁電：「驚悉中國國民黨主席蔣經國先生不幸逝世，深表哀悼，並向蔣經國先生的親屬表示誠摯的慰問。」蔣經國死後，台灣局勢日益演變，鄧小平曾感慨地說：「如果蔣經國還健在，中國的統一就不會像現在這樣困難和複雜。國民黨和共產黨過去有過兩次合作的經驗。我不相信國共之間不會有第三次的合作。可惜，經國死得太早了。」

　　鄧小平和蔣經國相識較早，彼此有一定瞭解。1926年1月，鄧小平從法國巴黎到蘇聯，與蔣經國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但兩人不在一個班。鄧小平在當時被稱為「理論家班」的中大第七班。只有上大課時，鄧小平才會遇到蔣經國，兩人經常並肩坐在一起聽課。鄧小平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小組長，管理20多人，負責評估團裡所有成員的意識形態和表現。蔣經國是這個小組的成員。可惜，歷史學者至今沒有找到鄧小平對蔣經國的評語報告。

　　鄧小平比蔣經國大6歲，但因為個頭矮，排隊時經常與年齡最小的蔣經國挨著站在一起。一次蔣經國問鄧小平：「你幹嗎老是圍個圍巾，熱也圍、冷也圍?」鄧小平告訴他，在法國留學的中國學生常去當清潔工，法國的清潔工都圍這麼一條圍巾。經歷艱難磨煉的鄧小平以幹過清潔工為自豪：「這是在巴黎留下的習慣，不圍反而怪怪的。」

　　蔣經國經常邀鄧小平一起去莫斯科河邊散步，並向他瞭解在巴黎的情況。每當鄧小平聊起在法國勤工儉學和參加中共旅歐支部的經歷時，蔣經國都聽得津津有味，並盛情邀請鄧小平為牆報《紅牆》寫稿。鄧小平正想找機會談一下在巴黎的心得體會，於是便連著寫了幾篇文章，交給蔣經國發表，效果非常好。鄧小平的文章言簡意賅，觀點鮮明，蔣經國非常欣賞，常放在頭條位置。

　　在莫斯科留學時， 蔣經國把鄧小平看成「大哥」和「學長」。當鄧小平與國民黨右派同學谷正鼎和谷正綱等人辯論時， 蔣經國往往站在鄧小平一邊， 國民黨右派同學為此十分惱怒。

　　1927年，鄧小平離開蘇聯回國，兩人就再也未曾謀面。後來，兩人分別成為國共兩黨的中堅力量。這兩位昔日的同學，一直在海峽兩岸關注著對方。

　　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後，蔣經國對「美國駐台灣大使」安克志預言，鄧小平極有可能復出，因為大陸主流媒體一致抨擊鄧小平，顯然是黨內某些當權者(「四人幫」)忌憚他這位昔日同學東山再起的潛力。安克志將信將疑，結果四個星期後，「四人幫」被粉碎，鄧小平回到北京。

　　1978年，蔣經國當選「中華民國總統」。同年，鄧小平復出後全面主持工作，蔣經國為此召開了一次緊急高級情報首長會議。與會者都認為，鄧小平比毛澤東溫和，兩岸關係將趨於緩和。蔣經國在聽完大家的發言後表示：「你們的評估都太樂觀，因為你們不認識鄧小平，但我認識他，我們在蘇聯一起學習過，他其實比毛澤東更為厲害，未來兩岸的情勢將比你們想像更為複雜。」

　　當年12月，解放軍停止了自1958年開始的對金門、馬祖的炮擊政策，國民黨軍隊也停止反炮擊。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提議兩岸開放經貿、旅行和通郵。廖承志也發表了致蔣經國的一封公開信，提議國共第三次合作，並表示願意訪問台灣。

　　對鄧小平的這一波「和平攻勢」，蔣經國的反應敏銳而謹慎。在當時「三不」佔據主流的政策環境下，他一方面謝絕廖承志的來訪，與大陸保持一定距離，但另一方面又認為：北京現在熱切鼓勵兩岸之間擴大經濟、社會、文化交流，從長遠來看，對台灣必然是利大於弊。出於這樣的考慮，才有了後來的開放民眾到大陸探親的政策，為緩和兩岸關係邁出了歷史性的步伐。

　　台灣問題專家評價蔣經國

　　給國民黨留下一份政治遺產

　　從蘇聯到中國大陸，再隨蔣介石從大陸退踞台灣，成為台灣地區的領導人，蔣經國的一生經歷了複雜的變化。蔣經國到底是如何看待共產黨的?他對共產黨態度的轉變，對兩岸關係造成了哪些影響?帶著這些疑問，環球人物雜誌記者專訪了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政治研究所所長李振廣。

　　環球人物雜誌：從親共到反共、再到與共產黨緩和關係，蔣經國對共產黨的態度一直在變化。您認為，蔣經國到底是如何看待中國共產黨的?

　　李振廣：蔣經國在人生的不同階段，對共產黨的認知是不同的。總的來看，無論他曾經說過什麼，但他清楚地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本質上是一個救國救民、反封建、反專制、反腐敗的革命政黨，是中國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忠實代表。這種認識也是蔣經國晚年再次與共產黨緩和關係，謀求促進兩岸統一的重要思想基礎。

　　環球人物雜誌：蔣經國晚年對共產黨態度的轉變，對兩岸關係造成了哪些影響?

　　李振廣：從1950年到1975年，蔣經國一直處於父親蔣介石的陰影下。為了鞏固蔣家在台灣的統治，在對待中國共產黨的問題上，他沒有選擇的餘地。直到蔣經國成為台灣最高領導人後，他才能表達自己的看法。70年代後，受到國民黨政權被迫退出聯合國、中美建交等因素的衝擊和大陸推行「一國兩制、和平統一」政策的影響，蔣經國對中國共產黨也有了客觀、理性的認識。畢竟他明白，中國共產黨從民族大義、國家利益、兩岸人民共同利益出發，作出和平統一決策的重要性。

　　環球人物雜誌：馬英九曾評價說：「蔣經國在兩岸關係的解凍上邁出了第一步(開放赴大陸探親)」。是什麼促使蔣經國邁出了這一步?

　　李振廣：首先是蔣經國的民族大義。當時，國民黨到台灣已經30多年，兩岸繼續對峙不符合兩岸同胞的利益。作為一個有著強烈民族思想的中國人，蔣經國希望兩岸關係緩和、希望兩岸逐步走向統一。尤其到了晚年，蔣經國有「時不我待」的感覺，這是促使他解凍兩岸關係的內在因素。

　　其次是大勢所趨。經過30年的建設與發展，台灣一躍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20世紀80年代，隨著大陸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經濟發展的活力逐漸凸現出來。中國崛起的希望在於大陸，在於兩岸統一。對這一大趨勢，蔣經國是非常清楚的。

　　第三，給歷史一個交代。結束兩岸敵對狀態，打開兩岸關係的大門，推動兩岸最終統一是蔣經國的歷史責任。他邁出這一步，給了歷史一個交代，因此歷史也將把他載入史冊。

　　環球人物雜誌：蔣經國對共產黨的態度，是否也影響了後來的國民黨領導人?他們對蔣經國的政策有哪些繼承和違背?

　　李振廣：蔣經國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和他在晚年的行為影響了一批國民黨人。蔣經國去世後，國民黨領導人李登輝為了權力之爭，一方面繼承了蔣經國的開放政策，另一方面開始追求「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台灣獨立」。這實質上違背了蔣經國追求國家統一的政治遺志。直到最後，李登輝明確提出「兩國論」，完全放棄了蔣經國先生追求國家統一的理想，成為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台獨」分裂分子。

　　不過連戰、馬英九等國民黨領導人在對待中國共產黨的態度上有一個理性、客觀的認識，而不被過去宣傳的意識形態偏見所蒙蔽，有助於他們在兩岸關係等重大問題上做出符合國家、民族利益的決策。這也是蔣經國給國民黨留下的一份重要的政治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