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李世民和李隆基誰治理下的朝代才是真正盛世?
「開元」和「天寶」,為唐玄宗李隆基的年號。加上其父唐睿宗李旦禪位時的「先天」,他在位44年間,共用了三個年號。整個唐代,年號變換最多最快者,當數他的祖父高宗李治與祖母武後,兩口子前後執政50餘年,共使用32個年號,其中一年一換者11起,一年兩換者5起,花樣翻新,層出不窮。我估計這是武則天的主意,那個強勢的女人,精力過剩,慾望強烈;絕不安分的她,不搞點驚人舉動,不鬧點轟動效應,是不會善罷甘休的。換年號,成了武則天的一項遊戲。年號通常兩個字,她改唐為周稱帝之後,甚至用過「天冊萬歲」、「萬歲登封」、「萬歲通天」四個字的,對她來講,換年號如同兒戲,官府不堪其擾,民間不勝其煩。所以,公元713年,李隆基實際掌權後,頭一件事便是改年號為開元,而且一下子堅持用了29年,終結了武則天的年號亂象。
李隆基接位時才27歲,年青有為,朝氣蓬勃。他實幹、勤政,政治上除勁敵,朝政上用賢臣,國用上講節儉,吏治上重考核,身體力行,勵精圖治,志在昇平。在這個世界上,我們中國人的生存能力、恢復能力和健壯起來的能力,是相當強大的。只要給以安定的環境、發展的空間、寬鬆的氛圍和一定程度上的思想解放,無論國家的底子原來多麼薄,百姓的生活原來多麼差,用上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時間,中國人就是有辦法使自己的國家出現奇跡般的變化。往近說,改革開放三十年的輝煌成就,這是我們大家親身經歷的;往遠說,漢代的「文景之治」,也是極著名的例子。
太平,很重要。唐的開元盛世比漢的文景之治少了10
年,在這29年裡,沒有大的戰爭和大的災難,因而也沒有大的動亂。正是由於太平,「戴白之老,不識兵戈」,這才成為盛世。當然,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因素,就是在這29年裡,至少有20年沒有大的「混賬」。在封建社會裡,最高統治者往往決定國家是成是敗,是禍是福。唐人杜佑是晚唐著名詩人杜牧的祖父,德宗朝入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歷順宗、憲宗兩朝,均以宰相兼度支使、鹽鐵使,是一位有頭腦的經濟專家,他對於開元盛世的敘述,應該是可信的:「至(開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齊谷斗至五文。自後天下無貴物,兩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絹一疋二百一十二文。東至宋、汴,西至岐州,夾路列店肆待客,酒饌豐盛。每店皆有驢賃客乘,倏忽數十里,謂之驛驢。南詣荊、襄,北至太原、范陽,西至蜀川、涼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遠適數千里,不持寸刃。(開元)二十年,戶七百八十六萬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萬一千二百六十五。」(《通典》)所謂「驛驢」,用時尚的話說,就是「驢的」。想想當下城市裡居民打的之難,真羨慕唐朝人的這一份便利。
可想而知,唐代大詩人杜甫,從他家鄉河南鞏縣來到洛陽賣藥,肯定沒少打「驢的」。在《憶昔》一詩裡,對於他童年、青年度過的年代,留戀之意,依惜之感,那些打心眼裡流露出來的詩句,可是千真萬確的讚美:「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詩人所寫的「小邑猶藏萬家室」,看似平淡,實則意涵深刻,因為反映出的人口繁衍現象,是衡量整個社會發展進步的重要指標。「邑」,是比都城和省會小,比區、鄉和村鎮要大得多的中等城市。一個小的「邑」,也就是普通的小縣城,居然聚集上萬戶人家,數萬名百姓,這說明唐代的人口直到開元年間,才恢復到前朝隋大業年間的規模。
我們常說「人口紅利」,沒有人口,哪來紅利?所以,史學家錢穆認為:人所稱羨的貞觀之治,其實在經濟實力和人口總數上,都無法與隋煬帝楊廣的大業年間相比。據《資治通鑒》:「隋大業五年,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僅以河南鞏義的洛口倉為例,這一個倉的儲糧竟高達駭人聽聞的24億斤,比起當下的國家糧儲基地,也不覺遜色,可證隋大業朝非同小可的富有程度。然而,隋朝的最高決策者卻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混賬,從他登上帝位的那一天起,便注定了王朝曇花一現的命運。中國有兩個應該輝煌卻輝煌不起來的短命王朝,一為秦,一為隋,秦敗於二世胡亥,隋敗於二世楊廣。楊廣比胡亥更能「敗」,第一驕奢淫逸,第二窮兵黷武——修建大運河,重蓋洛陽城,親征吐谷渾,三討高句麗。家底再厚,也經不起這十數年的折騰。隨後,民不聊生,舉國叛起,分崩瓦解,陷入動亂、混戰,全中國差不多2/3的人口死於這場災難。
李世民成為皇帝的樣板,有很大程度的誤會。他接手時的江山,元氣大傷,既窮且破,頭幾年因天災,老百姓都吃不飽。他的「偉光正」純係文人哄抬起來的。唐貞觀六年(公元633年),日子稍有改觀,拍馬屁的官員奏請唐太宗泰山封禪,這是中國帝王最為虛榮的無聊把戲。舉朝官員面面相覷,不敢異議,只有魏征站出來表示不同意見:「今自伊、洛以東至於海、岱,煙火尚稀,灌莽極目」,「隋末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尚虛」。魏征以直諫出名,李世民儘管不愛聽,可一想,河洛地區麥熟之時,還得把關隴地區的饑民帶出來覓食,儘管很想風光,也不起勁了。唐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侍御史馬周上疏中,還在說:「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這說明什麼問題呢?經過兩個「五年計畫」的貞觀之治,也未能改變戰爭造成人口銳減的現象。沒有人口,誰來創造財富?戰爭之可怕,就在於殺人容易造人難,要把童稚養成勞動力,至少需要十年、二十年的投入,那是極費功夫且急不得的。
直到唐高宗李治的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戶部尚書高履行奏:「隋開皇中有戶八百七十萬,即今現有戶三百八十萬。」說明唐王朝立國半個世紀,總人口還未達到隋王朝的一半,由此推斷,唐太宗李世民為帝時,全國戶不足三百萬,口不足一千萬。就這份小家業,封哪門子禪啊!所以說,貞觀之治,只是在封建制度的理論建設上有所貢獻,這種盛世,與百姓的肚皮無關,故爾是虛的;而唐玄宗李隆基的開元之治,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全面開花,才是貨真價實的盛世。
「開元」和「天寶」,為唐玄宗李隆基的年號。加上其父唐睿宗李旦禪位時的「先天」,他在位44年間,共用了三個年號。整個唐代,年號變換最多最快者,當數他的祖父高宗李治與祖母武後,兩口子前後執政50餘年,共使用32個年號,其中一年一換者11起,一年兩換者5起,花樣翻新,層出不窮。我估計這是武則天的主意,那個強勢的女人,精力過剩,慾望強烈;絕不安分的她,不搞點驚人舉動,不鬧點轟動效應,是不會善罷甘休的。換年號,成了武則天的一項遊戲。年號通常兩個字,她改唐為周稱帝之後,甚至用過「天冊萬歲」、「萬歲登封」、「萬歲通天」四個字的,對她來講,換年號如同兒戲,官府不堪其擾,民間不勝其煩。所以,公元713年,李隆基實際掌權後,頭一件事便是改年號為開元,而且一下子堅持用了29年,終結了武則天的年號亂象。
李隆基接位時才27歲,年青有為,朝氣蓬勃。他實幹、勤政,政治上除勁敵,朝政上用賢臣,國用上講節儉,吏治上重考核,身體力行,勵精圖治,志在昇平。在這個世界上,我們中國人的生存能力、恢復能力和健壯起來的能力,是相當強大的。只要給以安定的環境、發展的空間、寬鬆的氛圍和一定程度上的思想解放,無論國家的底子原來多麼薄,百姓的生活原來多麼差,用上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時間,中國人就是有辦法使自己的國家出現奇跡般的變化。往近說,改革開放三十年的輝煌成就,這是我們大家親身經歷的;往遠說,漢代的「文景之治」,也是極著名的例子。
太平,很重要。唐的開元盛世比漢的文景之治少了10
年,在這29年裡,沒有大的戰爭和大的災難,因而也沒有大的動亂。正是由於太平,「戴白之老,不識兵戈」,這才成為盛世。當然,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因素,就是在這29年裡,至少有20年沒有大的「混賬」。在封建社會裡,最高統治者往往決定國家是成是敗,是禍是福。唐人杜佑是晚唐著名詩人杜牧的祖父,德宗朝入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歷順宗、憲宗兩朝,均以宰相兼度支使、鹽鐵使,是一位有頭腦的經濟專家,他對於開元盛世的敘述,應該是可信的:「至(開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齊谷斗至五文。自後天下無貴物,兩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絹一疋二百一十二文。東至宋、汴,西至岐州,夾路列店肆待客,酒饌豐盛。每店皆有驢賃客乘,倏忽數十里,謂之驛驢。南詣荊、襄,北至太原、范陽,西至蜀川、涼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遠適數千里,不持寸刃。(開元)二十年,戶七百八十六萬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萬一千二百六十五。」(《通典》)所謂「驛驢」,用時尚的話說,就是「驢的」。想想當下城市裡居民打的之難,真羨慕唐朝人的這一份便利。
可想而知,唐代大詩人杜甫,從他家鄉河南鞏縣來到洛陽賣藥,肯定沒少打「驢的」。在《憶昔》一詩裡,對於他童年、青年度過的年代,留戀之意,依惜之感,那些打心眼裡流露出來的詩句,可是千真萬確的讚美:「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詩人所寫的「小邑猶藏萬家室」,看似平淡,實則意涵深刻,因為反映出的人口繁衍現象,是衡量整個社會發展進步的重要指標。「邑」,是比都城和省會小,比區、鄉和村鎮要大得多的中等城市。一個小的「邑」,也就是普通的小縣城,居然聚集上萬戶人家,數萬名百姓,這說明唐代的人口直到開元年間,才恢復到前朝隋大業年間的規模。
我們常說「人口紅利」,沒有人口,哪來紅利?所以,史學家錢穆認為:人所稱羨的貞觀之治,其實在經濟實力和人口總數上,都無法與隋煬帝楊廣的大業年間相比。據《資治通鑒》:「隋大業五年,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僅以河南鞏義的洛口倉為例,這一個倉的儲糧竟高達駭人聽聞的24億斤,比起當下的國家糧儲基地,也不覺遜色,可證隋大業朝非同小可的富有程度。然而,隋朝的最高決策者卻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混賬,從他登上帝位的那一天起,便注定了王朝曇花一現的命運。中國有兩個應該輝煌卻輝煌不起來的短命王朝,一為秦,一為隋,秦敗於二世胡亥,隋敗於二世楊廣。楊廣比胡亥更能「敗」,第一驕奢淫逸,第二窮兵黷武——修建大運河,重蓋洛陽城,親征吐谷渾,三討高句麗。家底再厚,也經不起這十數年的折騰。隨後,民不聊生,舉國叛起,分崩瓦解,陷入動亂、混戰,全中國差不多2/3的人口死於這場災難。
李世民成為皇帝的樣板,有很大程度的誤會。他接手時的江山,元氣大傷,既窮且破,頭幾年因天災,老百姓都吃不飽。他的「偉光正」純係文人哄抬起來的。唐貞觀六年(公元633年),日子稍有改觀,拍馬屁的官員奏請唐太宗泰山封禪,這是中國帝王最為虛榮的無聊把戲。舉朝官員面面相覷,不敢異議,只有魏征站出來表示不同意見:「今自伊、洛以東至於海、岱,煙火尚稀,灌莽極目」,「隋末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尚虛」。魏征以直諫出名,李世民儘管不愛聽,可一想,河洛地區麥熟之時,還得把關隴地區的饑民帶出來覓食,儘管很想風光,也不起勁了。唐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侍御史馬周上疏中,還在說:「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這說明什麼問題呢?經過兩個「五年計畫」的貞觀之治,也未能改變戰爭造成人口銳減的現象。沒有人口,誰來創造財富?戰爭之可怕,就在於殺人容易造人難,要把童稚養成勞動力,至少需要十年、二十年的投入,那是極費功夫且急不得的。
直到唐高宗李治的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戶部尚書高履行奏:「隋開皇中有戶八百七十萬,即今現有戶三百八十萬。」說明唐王朝立國半個世紀,總人口還未達到隋王朝的一半,由此推斷,唐太宗李世民為帝時,全國戶不足三百萬,口不足一千萬。就這份小家業,封哪門子禪啊!所以說,貞觀之治,只是在封建制度的理論建設上有所貢獻,這種盛世,與百姓的肚皮無關,故爾是虛的;而唐玄宗李隆基的開元之治,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全面開花,才是貨真價實的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