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王朝都不會容忍官僚集團貪污腐化，因為官場腐敗會腐蝕整個統治階層的權力基礎。但今人一直有個成見：以為古代政府反腐敗，只靠人治的手段，而未能夠建立嚴密的制度。其實，任何一個享國超過二三百的王朝，如果沒有建立一套有效控制腐敗的制度，又如何可能維持這麼長久的統治?

　　在今年春天的「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作家二月河說，「有人主張高薪養廉，我不同意，歷史上工資最高的時候是宋朝，『公務員工資』是漢代的6倍，清代的10倍，但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腐敗的朝代。」我贊同「高薪未必養廉」的觀點，都若說「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腐敗的朝代」，那確實是小說家言，當不得真。因為，如果說到腐敗的嚴重性，無疑以「政由賄成」(即系統性、制度性的腐敗)的晚清為最。清末官場之腐敗、吏治之潰敗，讓當時的一名體制內官員——雲南學政葉爾愷也感歎清王朝已喪盡合法性，不亡無天理。

　　宋代當然也產生過一些大貪官，但畢竟並未形成系統性、制度性的腐敗。從制度安排的角度來說，宋代建立的反腐敗機制還是非常周密的。比如在控制公款吃喝方面，宋朝創立了「公用錢」制度，即由財政撥給地方官一筆「公用錢」，類似用於公務接待的特別費。換言之，宋朝承認公務接待的合法性與合理性。但長官也不能亂花公用錢，必須用於公務接待，公款招待必須按照法定的規格、標準，使用時也需要副職副署，且計入公賬。若公務接待違反了法定標準，即追究相關官員的責任。

　　同時，宋政府又設立「券食」制。凡官員出差公幹、下基層考察，均由政府發給「券食」，憑券供給飲食。什麼職務的官員，在什麼情況下可以發給「券食」，按什麼標準發放，政府都有非常細緻的立法作出規定。「券食」的費用到年終由各州的常平主管官統一結算，上報戶部審計，如果發現「有過數取予及違戾者，並重置典憲」，即超標、違規的公費接待，以重典處置。

　　對於任何政府來說，完全取消公務接待是不切實際的，當然也是斷不可行的。關鍵是如何遏制不必要的公款吃喝。宋代創立的「公用錢」與「券食」制，看起來很有現代性。換言之，這是現代國家完全可以拷貝、施行的制度。

　　今天的人還特別愛引用英國阿克頓勳爵的一句話，來說明腐敗產生的機制：「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絕對導致腐敗。」其實阿克頓所說的道理，我相信宋朝的制度創建者也是明白的，因為宋朝的一切制度設計，均遵循一個原則：「事為之防，曲為之制」。換成現在的說法，便是通過分權與制衡，防止出現絕對權力。宋人呂祖謙描述過宋朝的權力制衡機制：「大臣權任太重，恐其不能無私，則有給捨以出納焉，有台諫以糾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其中來自台諫的制衡權尤其強大：「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

　　宋代是台諫權最為發達的一個朝代，代表監察權的台諫系統獲得了完全獨立於行政系統的獨立地位。宋人經常將「執政」與「台諫」對舉，可以看出他們已經明晰地認識到，行政權與監察權乃是兩種完全不同性質的權力，應該讓兩者分立、對峙。這便是古典中國的「二權分立」思想，現代公司治理的「執事」(經理層)與「監事」二分制，可能便是從中汲取了靈感與智慧。

　　強大的台諫系統，發達的監察權，構成了宋朝最有力的反腐敗機制。如南宋初，宋高宗詔令：「如人吏受賂及故違條限，仍許御史台檢舉送大理寺，依法斷遣。所有京朝官、大使臣亦依此。」後來孝宗皇帝也下詔：「諸路監司郡守不得非法聚斂，並緣申請妄進羨，違者重置典憲，令御史台覺察。」

　　從實際效果看，作為權力淨化機制的台諫制度，是運作良好的。一個宋朝官員如果被台諫官彈劾涉嫌貪腐，通常都會受到查處。宋仁宗時，有個叫做蘇舜欽的官員，在過「賽神會」這個節日時，將單位的舊報紙賣了，換成一筆小錢，叫上幾位同僚去喝花酒，結果這事兒被台諫官舉劾，導致蘇舜欽被「削籍為民」，參與聚飲的其他人也「皆斥逐」。蘇舜欽還只是一個小官兒，仁宗朝的宰相梁適，也被台諫官彈劾有貪賄之事，雖然梁適貴為宰相，位高權重，但台諫官也不示弱，再三發起彈劾，最後迫使皇帝不得不將梁適罷相。類似的案例還有很多，顯示了在行政權與監察權分立的權力構架下，獨立的台諫系統確實可以及時發現並清除行政系統的權力腐化問題。

　　只是在政治昏庸的時候，如北宋末年，這套權力淨化機制才似乎失效了。但我們不能說，宋人並沒有建立一套有效控制腐敗的制度。實際上，控制腐敗的制度還是擺在那裡，只不過它被擱置了，停擺了。對於今人來說，大概可以從宋朝反腐的得失中獲得一個啟示：建立控制腐敗的制度並不太難，難的是如何讓這套制度一直保持有效的運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