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官場馬屁精解縉是如何被馬屁同僚所害死?
低調的馮道73歲無疾而終,而高調的解縉卻只活了47歲,且是「非正常死亡」。這是一條奇怪的逆淘遊戲規則。拍馬者也優汰劣勝。
解縉,一個明代奇才,一步步變成「高端馬屁精」,但這位有才的馬屁精,最後卻還是被拍馬無術的同僚「忌才」而死。
朝堂上低調或高調的官員,與忠奸無關,不是低調的官員就是奸,高調的官員就是忠。在評價解縉這個人時,所謂「忠奸」及「名節」是個偽命題,在他身上根本不存在。後人有贊解縉:剛直不阿,嫉惡如仇;對國家忠心耿耿,視個人生死於度外。這種高度評價,倘若解學士在天有靈,聽了也定汗顏。建文之難中,這位奇才臨陣脫逃、改換門庭的表現,實在配不上「名節」二字。
所以,這裡我們就事論事,不談品質,只談「才氣」與「調門」之關係。
就才而言,當時明朝初期三任皇帝的朝堂上,解縉之才首屈一指。否則,就不會有解縉版的百科全書——《永樂大典》出爐。當然,這個「才」主要指文才,並非治國安邦的經天緯地之才。然而,即便是文才,當時朝堂之上也沒幾個拿得出手的,在奴才與馬屁精的群體中,才華橫溢高調出擊的解縉還是相當突出的。
按庸俗政治學分析,解縉之死,一點也不冤。誰讓你擺不正位置,參與皇帝繼承人的鬥爭中?你自鳴得意的「好聖孫」、「啟爭也不可」之語,公開支持皇帝大兒子貶斥皇帝偏愛的二兒子,在暴君朱棣眼裡,已經嚴重越位,預定死期。
雖說解縉是越位而死,可是死得也有冤屈——他不是主動越位,上趕找朱棣摻乎皇位繼承人這件事,而恰恰是朱棣主動找解縉「徵求意見」。
領導找你「徵求意見」,其實是希望你「沒意見」,這就是中國歷史朝堂上的毀人遊戲。
高調的才子太把皇帝的「仿真狀」當真了,於是乎「善稱之不容口」、「無顧忌」。他哪裡曉得那只是「表面姿態」。才子高調發言是為了表現才,但是,朝堂上,有時卻需要你裝聾作啞,只需要奴不需要才。
在領悟領導的實際需要上,解縉遠不如前輩馮道聰明。五朝元老、不倒翁馮道雖庸才碌碌,但定位很準,調門很低,他把自己定位為「大勤務兵」,老奴不談主子範疇的事,所以苟全性命七十餘載。
高調的解縉所恃之物,無非二者。一者才,二者寵。他因才受寵,因「調」失寵。在主人眼裡,你首先是奴,然後方是才。你把奴才這兩個字的位置掉了個個,就會遭到主人的厭惡和拋棄。在奴才與主人之間,橫亙著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只有受寵若昏的奴才,才會把什麼「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的鬼話當真。
本文不為馬屁精叫屈而為才子鳴冤。解縉並非在官場上一竅不通的書生,他的拍馬之術也是出了名的,靠拍馬詩詞贏得朱元璋朱棣這一對暴君父子的欣賞,能說他是不識時務嗎?但問題就在這裡,一個才子把大把時間和精力才華用在在拍馬屁上,還是免不了殺身之禍,這是為什麼?因為在真正涉及國家大事和未來政權繼承的問題上,你若表現了不應有的才華和獨到見解,也終將被主子不容所毀滅。
直接導致解縉落馬的有兩件事,這兩件事,都跟解縉的高調作風有關。
一是「洩禁中語」。即將國家機密大事隨便說給別人。二是「廷試讀卷不公」。就是說解縉主持兩次會試,判卷不公,選拔的狀元榜眼探花,都是本鄉本土的江西人。這兩件嚴重政治過失,都是解縉的政敵——他所冒犯的「太子漏子」朱高煦舉報的。
依解縉的高調放曠的行事風格,謹慎二字不在他的字典中,這兩件舉報未必空穴來風。只不過政敵要誇大其詞,借題發揮。關鍵是朱棣的態度,他不是個沒主見的皇帝,為什麼聽信了「讒言」呢?須知,在暴君眼裡,任何人不是他的寵物,就是他的棍子,當他對驕傲的寵物已經厭煩時,那麼就要用棍子打打寵物的威風了。
朱棣採信解縉政敵的舉報,不排除是對高調的才子「殺威」考慮。
然而這兩件事即便屬實也是過錯不屬罪行,朱棣只能將解縉降職使用。但對才子嫉恨何止一個「太子漏子」,解縉口無遮攔,得罪的同僚多矣,「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這是解縉對官場那些用庸才的著名挖苦和諷刺。對同僚大臣十有八九,他如實品評。說某人誕而附勢,雖有才而行不端;某人可算君子,卻短於才華;某人有德望,但不疏遠小人。然而這些被他藐視的人,恰恰是一二品大員。他們聽到解縉的評論,怎能不反感甚至嫉恨?
此刻,沒有一人伸出援手,而紛紛落井下石。在才子沒有受寵的時候,這些同僚敢怒不敢言,而在才子失寵的時候,就都變成了一把把利器。解縉的路越來越窄了。
然而,由中央大員變為地位官員(大學士謫「廣西布政司參議」)的解縉,對日後重新啟用仍抱有幻想。於是,「不思悔改」的依逞高調,犯了一個致命錯誤,最後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當朝皇帝朱棣命他進京匯報工作,他到京時朱棣卻出去遠征漠北不在京城,被晾久了許久的解縉「臨場發揮」,就直接去了太子府邸,朝見正在留守監國的皇太子朱高熾匯報工作。
按照「組織程序」,一般大員這樣做也無可厚非。然而,一個因參與皇帝家事而失寵的非常官員,這種事,於公可以,於私則是犯了大忌。他忘了其實唯一的領導應該是當朝皇帝,而非明天的皇帝——太子。
老領導最忌諱喜新厭舊的屬下,投靠新領導的人在老領導眼裡罪不容誅。正好「太子漏子」朱高煦一直盯著政敵呢,於是「私覲太子」、「無人臣禮」便成為才子的死罪,朱棣把解縉扔進大牢那一刻,已經厭煩昔日寵物到了極點。最後查房時對牢頭說出那句「縉猶在耶」的暗語,宣判了才子的死刑——才子被牢頭灌醉,受凍而死。
後世在解縉之死這件慘案上,指責陷害才子的一系列小人。其實,真正要殺且能殺解縉者,唯明成祖朱棣一人。沒有他的暗示,誰敢動這位昔日恃才放曠者一根汗毛?而朱棣之所以要殺解縉,首先是他極為不滿降不下重心的高調奴才,最重要的,是不想看到,自己百年之後,這個才子被大兒子啟用重受新歡的得意。
在殺害才子的朱棣眼裡,所謂才子只配做做拍馬詩歌,頂多編編書齋裡的玩意,對才子的寵愛,與倡優何異?
大明才子解縉自命不凡,不瞭解自己在主子心中的地位與真實處境。他就一個「三陪文人」的角色,他的才藝表演已被嚴格限制範圍:歌功頌德,插科打諢。倡優能幹的,他可以干;國家權臣能幹的,他絕對不可以幹。
在解縉遇害的時候,太子朱高熾在幹什麼?袖手旁觀!縱然你拚命挺他,但他為避免引火燒身,還是選擇了隔岸觀火。朱高熾是一位仁君(明仁宗),可仁君最大的問題是仁慈背後的軟弱。他會為了才子犧牲自己嗎,不,哪怕是損傷自己的一根毫毛,他也不願意。因為在任何君主的心目中,金身與奴身不可比。
解縉死後十年,他所力挺的朱高熾終於熬成了皇帝,解縉一案「平反昭雪」。然而對一個已經「凍死十年」的才子而言,還有什麼意義呢?解縉不能復生,高調的才子在朝堂上依然重複著被毀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