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圖]68年席捲巴黎的「紅五月」學生運動
那位不知名的「3月22日運動」組織的成員投擲出的這塊鋪路石，不僅是席捲法國的「紅五月」風暴的先聲，它還是20世紀法國、歐洲以及全世界的轉折性象徵。在它之後，世界從前現代邁入了後現代；它的主要遺產，就是我們今天所目睹、親歷並參與的這個多元、斑斕而世俗化的世界。
1968年5月3日，下午五點半，一個頭髮骯髒、「腳穿克拉克牌皮鞋」、「衣領皺巴巴」的青年，撿起一塊鋪路石向不遠處的一部雪鐵龍警車擲去。瞬間之後，車窗玻璃碎片橫飛，警察隊長克-布律內應聲倒下。
這個不知名的青年能夠想到麼，他投擲出的這塊鋪路石，不僅是席捲法國的「紅五月」風暴的先聲，它改變了幾位後來的法國總統，蓬皮杜、密特朗、希拉克，乃至法蘭西英雄、第五共和國締造者戴高樂的命運；它還是20世紀法國、歐洲以及全世界的轉折性象徵。在它之後，世界從前現代邁入了後現代；它的主要遺產，就是我們今天所目睹、親歷並參與的這個多元、斑斕而世俗化的世界。
農泰爾的星火
「紅五月」的最初星火，可以追溯到當年年初的「農泰爾事件」。
這個論調讓千萬青年憤憤不平。當時，包括農泰爾文學院在內，眾多大學正以罷課、週期性騷動的方式，爭取男女夜間互訪的權利。教育部長阿蘭-佩雷菲特是個開明、好脾氣的中年人，他為此左右為難：一方面，主流輿論依然充斥著清教徒般的色彩；那些一戰前後出生、信奉共和政體、經歷過法國光復並視戴高樂為神祇的中產階級，希望自己的孩子也像自己一樣生活；在避孕藥剛剛問世的年份，他們甚至要求自己的女兒或兒媳直到新婚之夜還是處女；另一方面，對出生在二戰之後、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歲月、被稱為「嬰兒潮」一代的法國青年來說，這一切不僅散發著陳腐氣味，它甚至顯得荒誕、荒謬，乃至充滿了道貌岸然、自欺欺人的虛偽勁兒。
也就是說，這是兩代人的對抗。法國政府夾在其中，動輒得咎。它折磨著歷任教育部長、乃至蓬皮杜總理的神經。在克裡斯蒂安-富歇的教育部長任上，一項旨在折中的法案被通過了：女生可以在夜間11點之前造訪男生宿舍，但女生宿舍的隔絕是「不容更改的」；在阿蘭-佩雷菲特的教育部長任上，他試圖以21歲（法定成年年齡）為界線，成年學生的一切交往都不受限制，反之則不行。但無論哪項法案，都遭受了全社會的一片噓聲。中老年人抗議說，這麼一來，「一切都將亂套」；法國青年的態度更為激烈，他們大聲咒罵：「偽善！這個令人作嘔的政府，它誰都想討好，結果只能適得其反。」（阿德裡安-當塞特，《1968年5月》）
在阿蘭-佩雷菲特部長、蓬皮杜總理乃至戴高樂總統都小心翼翼地面對青年問題時，可以想見，米索夫的輕率之言，將引發學生們怎樣的憤怒。這一天，當米索夫依舊以傲慢姿態，走向聚集著的百餘名青年時，一個有著紅棕色頭髮的學生也向他大步走去。在狹路相逢的火藥氣息中，這個年輕人冷冷地說道：「我讀了閣下的白皮書。我注意到，在600頁的荒謬之言中，竟然沒有一句談到青年的性問題。」
這個年輕人，就是後來「紅五月」風暴的主角達尼埃爾-科恩-本迪。
1968年5月19日,第21屆嘎納電影節進入第10天，後因「五月風暴」電影節流產，現場失去控制
科恩-本迪
達尼埃爾-科恩-本迪，1946年生，德國籍猶太人。與其說他是那個刻板、嚴謹、天賦過人的民族的產物，毋寧說，他是純粹的、徹頭徹尾的法蘭西之子：遠在1933年，為躲避納粹的反猶迫害，他的父母就舉家遷徙到法國莫托邦；在那個寧靜的小鎮，他們先後生育了兩個兒子，卡布裡爾與達尼埃爾。直到1959年，他們才第一次踏上祖國的土地，而此時，那些盧梭式的、洋溢著法蘭西色彩的氣質，揮灑個性、崇尚想像、歌頌自然、視情感而非理性為人生的終極價值……所有這一切，早已融入了他們的心性與魂靈。後來，洛朗-若弗蘭這樣評價卡布裡爾：「一個極端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
與自己的兄長相比，科恩-本迪走得更遠。1965年，他們的父母先後去世後，「他為了返回法國……而在農泰爾文學院註冊了社會學系」。從此，他依靠微薄的助學金生活，並漸漸表現出貫穿「紅五月」風暴的那些氣質：他的老師、社會學系主任阿蘭-圖雷納後來回憶說，他生動活潑、熱情洋溢，喜愛辯論並極富懷疑精神，「他在課堂上的講話從沒少於十分鐘」；洛朗-若弗蘭則概括道，「他熾烈、憑直覺行事，具有天賦的鼓動才能……他是同代人中出類拔萃、犀利善辯的演說家」。
不僅如此。在農泰爾文學院的幾年，科恩-本迪手不釋卷、「為言論所麻醉」；他漸漸形成了自己的安那琪（無政府主義）思想。他並誓言埋葬舊倫理、舊社會、舊國家乃至舊世界。他的精神歷程，完整地展現了「嬰兒潮」一代的普遍觀感。
1956年初春，在一個深夜的秘密會議中，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作了《反對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這份報告掀開了世界範圍內的去斯大林化運動。西方左派先是一片嘩然，繼而開始了長達幾年的爭論。一些人指責說，蘇聯、赫魯曉夫正走上修正主義的道路，另一些人則反覆控訴著斯大林的罪行。無論是哪一種觀點，都意味著蘇聯神話的破滅。蘇維埃俄國不再代表人類的未來了。
換言之，在長達幾年的爭論中，應聲倒下的不僅是斯大林的雕像，還有兩代人的蘇俄夢。與此同時，冷戰鐵幕、「杜勒斯主義」、去殖民化運動、越南戰爭……一波又一波的事件、風潮，也粉碎著「天賦人權」、「普世價值」的說辭，乃至1789年的神話與《獨立宣言》的盛典。不是嗎？西方的撤離殖民地，並非因為自由夢想、人權信念或博愛精神，而是因為失敗與流血；不是嗎？在越南戰場上或死或殘的那些青年，與其說是死在遊擊隊員的槍口下，毋寧說，他們死於白宮和華爾街的一己私慾；不是嗎？在公民權利、「人人平等」的粉飾中，政客、寡頭與銀行家們依舊高高在上，勞工、普通民眾乃至中產階級依舊被盤剝被奴役……
正是在這樣的觀察與思考中，一群群青年漸漸走出冷戰，走出了無止無休的意識形態論爭。是的，無論莫斯科還是華盛頓，它們說法不同，但實質無異；它們都是科學主義、「理性精神」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產物。它們都以機器、工具為出發，自覺地束縛、被奴役於機器和工具，只不過一方在說，私有制更適合工具的發展，另一方則抗辯說還不夠，還要再進一步。但，人生是這個樣子的嗎？所有這些人為的產物，無論機器、社會組織、政權還是家庭，都應該是人的工具，而不是相反；它們都應該讓人活得更好，而不是反過來奴役人，讓人成為機器的一部分，讓人受壓迫於權力和貨幣……
也是在對工具理性的反思、「生活即目的」的思考中，科恩-本迪漸漸成為一名安那琪分子了。他以憤怒、叛逆的形象，肆無忌憚地抨擊著現實中的一切，倫理、家庭、政權、宗教、資本主義與蘇俄集權主義……他反抗一切。他刺眼的紅棕色頭髮，他「紅色達尼」的綽號，他的才華、風格、個人特質與澎湃激情，後來也無處不在地貫穿了1968年5月的法國。幾乎可以斷言，如果沒有達尼埃爾-科恩-本迪，席捲法國的「紅五月」就不會如此動人，如此讓後人反覆評說。
然而，如果這一天米索夫採取了克制態度，那麼，農泰爾星火會不會成為「紅五月」的先聲？這個年僅22歲、後來被稱為「紅色達尼」的憤怒青年，有沒有可能成為一度堪與戴高樂較量的法蘭西中心人物呢？這一切都是永恆的歷史之謎。無論如何，這一天米索夫的反應，粗暴、過分乃至夾雜了大腹便便的惡俗官僚氣息。
米索夫回答：「如果你有這個方面的問題，那麼，建議你一頭扎進這個遊泳池，用冷水來敗敗火。」
在百餘名青年的嘩然聲中，科恩-本迪大聲地喊道：「聽，我們得到了一個完完全全的法西斯式的回答！」而另一名在場的學生後來回憶說，科恩-本迪的這個記憶有誤；他當時說的是反話：「希特勒萬歲！米索夫先生，你真了不起啊！」（洛朗-若弗蘭，《法國1968年5月風暴史》）
1968年6月12日，法國巴黎，學生發動反政府暴亂，幾名法國學生從暴亂現場逃離，其中一名受傷
「3月22日運動」
當天下午，這場被法國官史稱為「口角」的衝突，迅速傳遍了整個校園。在農泰爾文學院的各個角落，學生們紛紛議論著這個原本默默無聞、時為社會學系三年級學生的紅頭髮青年。他們並為他取了一個親切的、有著濃重格瓦拉色彩的綽號，「紅色達尼」。
這是「紅色達尼」在歷史中的第一次登台亮相。他由此獲得了百餘名青年的追隨、幾千名學生的關注。但這僅僅是一個開始。接下去的日子，他廣闊的視野、豐富的想像力以及百出的花招、「搗蛋鬼」的風格，漸漸使他成為法蘭西家喻戶曉的人物，也漸漸使法國「紅五月」超越了大洋彼岸的美國青年：從身體的解放、慾望的狂歡，演進為和平理想，演進為青年的主體性，演進為社會福利，演進為政治制度，並始終貫穿著「人類該如何棲息」的永恆話題。
2月14日，西方情人節。這一天，在副主席雅克-索瓦熱奧的倡議下，法蘭西全國學生聯合會（以下簡稱「法全聯」）發起了罷課運動。五十餘萬大學生大多捲入了這場風潮。然而，「紅色達尼」很快發現，在阿蘭-佩雷菲特拋出「成年界線」法案之後，大學生已成為主流輿論的譴責對像；倘若再圍繞「夜間互訪」問題做文章，法國青年將失去大多數人。為此，他狡黠地將目光轉向了反戰運動；他並向「法全聯」建議，以幾天後的2月21日為「越南日」，發起全國範圍內的反戰集會和示威遊行。
他拋出了又一個新名目。長久以來，法國社會形成了一個異常古老、被視為天經地義的傳統：大學是神聖的，所有暴力機器都不得介入。然而，在學運潮流愈演愈烈之際，是格拉潘院長而不是其他人，在一場小騷亂中招來了警察。以此為借口，科恩-本迪向格拉潘提出申請，借用一間大階梯教室，以全校性辯論的方式來探討「格拉潘做得對不對」。
理所當然地，格拉潘拒絕了。這正中「紅色達尼」的下懷。他彷彿有了天大的理由，2月29日這一天，他率領百餘名青年大搖大擺地強佔了學院行政樓。而在格拉潘讓人拉下電閘後，他大聲叫喊：「兩分鐘！兩分鐘之內不恢復供電，我將佔領整個學院！」
不到兩分鐘，行政樓又亮起來了。
此後幾天，科恩-本迪的花樣一個接著一個。在會議室擺上香檳、將報告廳變成舞池之後，他拋出了「142人聲明」，號召巴黎大學聖米歇爾校區的「同學們」一起干；當那些「同學們」果真動手、佔領了笛卡爾梯形教室後，他又和愁眉苦臉的格拉潘院長開始了貓抓老鼠般的遊戲：他說，院方要為學生提供一間專供政治集會的大教室，否則不予撤出；而格拉潘劃撥了一間有500個座位的教室後，他又說，這個教室不夠用，必須有1000個座位；最後，當格拉潘拒絕時，科恩-本迪更加乾脆，他又重演了一出「搶佔」大教室的老戲……
3月下旬，將這個可憐的老頭兒，被戲稱為「總是自由主義」的格拉潘耍了個夠後，「紅色達尼」似乎不屑再欺負這個老實人了。他試圖折騰出更大的動靜來。
由於歷史淵源，法國積極地介入了越南戰爭的調停。這一年，在眾多密使相互試探、穿梭往來之後，美越雙方決定在巴黎開始公開的停戰談判。然而，想讓戴高樂不好受的小伙子多著呢！3月22日這一天，百餘名左翼青年襲擊了位於巴黎歌劇院附近的美國捷運公司，並焚燒了一面美國國旗。當天晚上，參與行動的6名學生被捕，其中包括農泰爾文學院學生、與科恩-本迪私交不錯的格扎維埃-郎格拉德。幾十年後，科恩-本迪談到，他「馬上感覺到機會來了」。
當天傍晚，科恩-本迪等人再度佔領了行政樓，以抗議警察逮捕學生。許多當事人後來回憶，那一天，「啤酒和三明治擺滿了教授們通常辯論的橢圓形講壇……議論、推斷、歡笑，直到深夜一點半」。但，這已經不再是「紅色達尼」與格拉潘院長的遊戲了：經過幾個小時的討論，一個小小的、僅有142名成員的組織誕生了；不久後，這個效仿切-格瓦拉和卡斯特羅「7月26日運動」、命名為「3月22日運動」的小團體，將成為法國「紅五月」風暴的核心組織之一。
「歷史上重要的一個星期」
僅僅12個小時之後，科恩-本迪就被釋放了。那麼，簽發傳訊令、多少意在恫嚇的那名警官能否想像呢？此舉不但無益，反而有害。它使那個愛激動、無事也要生非的搗蛋鬼走出了農泰爾圍牆，並一舉成為全國性的知名人物。
幾乎剛剛步入警察局，在聖米歇爾廣場一帶，幾十個左翼學生組織、上千名青年立即鼓噪起來。他們叫喊，「這是豬玀們第一次跨進大學圍牆抓人」！他們的聲勢如此之大，以至於驚動了蓬皮杜總理。洛朗-若弗蘭後來寫道：「蓬皮杜……選擇了寬容。」他親自打電話要求警察局放人。
不僅如此。走出警察局後，科恩-本迪發現，眾多記者、攝影師正等待著他；「隔幾米遠就有兩名警察面對面地站著，長長地」，彷彿正接受他的檢閱。這個搗蛋鬼的興致一下子來了，他旁若無人地談笑風生。在他的滔滔不絕中，鎂光燈不斷閃起。當天深夜，他的頭像、名字與「紅色達尼」的綽號，就出現在印刷廠的千萬份報紙上。只要天一亮，郵差就會把它送進巴黎與法國的千家萬戶。
科恩-本迪成為全國性知名人物了。而這一天，發生的事情還遠不止這些。
「下個星期，將是法國歷史上重要的一個星期。」這個晚上，面對幾百名為他舉行凱旋會的青年，科恩-本迪一本正經地、多少顯得煞有其事地宣稱：「我們將和這個星期融為一體。我對你們說知心話，由於我是帶頭者、領袖，我將放棄個人崇拜……」
這一天，除了科恩-本迪自己，或許沒有一個法國人預感到暴風雨的來臨。甚至，五天以後的1968年5月2日，當百餘名「3月22日運動」成員再度出手、如同兒戲地第三次佔領學院行政樓時，這些親歷者也絲毫不能預料到，此舉將引發怎樣的軒然大波。
1968年5月19日，第21屆嘎納電影節放映大廳，西班牙導演卡洛斯索拉參賽影片即將拉開帷幕。後因「五月風暴」，電影節被取消。
天井院
學院行政樓第三次被佔領後，格拉潘院長終於動怒了。
兩個多月以來，這個老實得有點窩囊、溫和得近乎懦弱的老頭兒，遭遇了接二連三的空前凌辱。在法國教育界，他已經成為一個失敗的象徵。他不願再容忍，他決心懲戒「紅色達尼」及其同夥了。這一天下午，通過學校紀律委員會，他給科恩-本迪等八名「3月22日運動」首腦送來了法庭傳票。與此同時，他貼出公告，宣佈關閉農泰爾文學院，以釜底抽薪地讓科恩-本迪喪失主要舞台。他的這些手筆如此乾淨利落，以至於被認為「表現出了一生中絕無僅有的勇氣」。
那麼，格拉潘能夠想到麼，和那名傳訊科恩-本迪的警察沒什麼兩樣，他的這些手筆是如此笨拙、如此為他人做嫁衣裳。他們只會按照常理出牌，而科恩-本迪卻不僅能夠嗅到暴風雨的氣息，他並且詭計多端、花樣百出。這是龐大臃腫、恍若巨象的管理當局與機智靈活、猶如小猴子的「紅色達尼」之間的戰爭；在這場戰爭的開始階段，從格拉潘、阿蘭-佩雷菲特到蓬皮杜、戴高樂，無不大輸而特輸。
接到法庭傳票後，科恩-本迪不驚反笑。當天晚上，他迅速召集了幾個學生領袖商量對策，其中包括「法全聯」副主席、曾認為科恩-本迪「太不可預料」的雅克-索瓦熱奧。在簡短的會議後，鑒於農泰爾文學院已經關閉，他們決定轉移戰場，次日在巴黎大學聖米歇爾校區天井院舉行集會。
天井院的集會，一開始顯得異常疲沓、冷清。只有兩百餘名青年前來參加。更要命的是，無論雅克-索瓦熱奧還是法國共產黨《人道報》主編喬治-馬歇，兩名演講者的表現都令人不敢恭維；而辯才無雙、恣意汪洋的「紅色達尼」，這一天似乎有些心不在焉。現場始終懶洋洋地。洛朗-若弗蘭後來寫道：「中午時分，大家分散去吃午飯；午飯後，也許會有更多的參加者。」
午飯後，參加者果真多了些，但現場依舊是「上午呆滯集會的重複」。這個時候，一個饒有意味、至今撲朔迷離的小插曲發生了：主角科恩-本迪悄悄離開了會場；而一個小時以後，一名青年氣喘吁吁地跑來了。他說，百餘名極右翼分子攜帶器械，正在趕赴天井院的路上；他們打算擾亂集會並襲擊左翼學生。
這句話引發了天井院的沸騰。
幾年來，左右翼青年陣營鮮明、劍拔弩張；他們不僅動口、而且動手。以現場的幾個小團體為例，無論RCY（革命共產主義青年）還是YNL（青年列寧主義聯盟），都擁有自己訓練有素、好勇鬥狠的糾察隊。其中YML的糾察隊被認為「極富紀律」、「令人吃驚地精通短粗木棍和鐵棒的使用」。後來，許多當事人回憶說，得到這個消息後，「紛紛從隨身攜帶的塑膠包裡找出防護面罩。有些人拔出椅子腿，有些人收攏著工程用的石塊。……狂熱的喧鬧、小型的戒嚴控制了巴黎大學」。
附近教室裡的一些左翼學生也紛紛趕來。五百餘人聚集著，準備把巴黎大學變成戰場。這時候，又一個次要人物出現了。正是他與傳訊「紅色達尼」的警察、與倒霉的格拉潘院長一起，陰差陽錯地製造了5月3日的騷亂，製造了那塊鋪路石，並引發了長達月餘的法國大動亂。
這個人就是巴黎大學校長羅什。
1968年5月19日，第21屆嘎納電影節停辦，導演特呂佛，製片人克勞德-雷路許，大師級導演戈達爾。
鋪路石
兩個多月來，羅什始終憂心忡忡。他擔心農泰爾校區的瘟疫瀰漫到聖米歇爾校園；他擔心自己重蹈格拉潘院長的覆轍。這一天，當左翼學生們忙著武裝校園時，羅什如同熱鍋上的螞蟻。他不是不明白召來警察的後果，但他也不能眼睜睜地看著巴黎大學變成鬥毆場。幾經猶豫之後，他終於撥打起了巴黎警察局長穆裡斯-格裡莫的電話。
穆裡斯-格裡莫是一名青年問題專家，一個學者型的官員。他很討年輕人的喜歡。正因此，這個優雅、細膩、性情溫和的業餘作家，才被調任「沒有一點心理準備」的巴黎警察局長職務，以應付越來越頻繁的校園騷動。羅什希望，以穆裡斯-格裡莫的經驗，聖米歇爾的鬥毆或許能夠平息。
問題在於，這個晴朗的午後，穆裡斯-格裡莫正乘坐一架直升機、翱翔於巴黎的上空。羅什找不到他，於是這個倒霉的差使，落到了警察局辦公室主任保利尼的身上。後來，洛朗-若弗蘭寫道：「穆裡斯-格裡莫在現場的話，興許就不會發生騷亂。」
比起羅什，保利尼更顯猶豫。他不願去捅大學這個馬蜂窩。但在羅什的反覆央求下，他到底讓步了。他讓羅什提交一個書面申請，並簽上自己的名字。這麼一來，這個冒天下之大不韙的舉措，「警察介入大學」，至少有了一面擋箭牌。
接近午後三點鐘，大隊警察終於出現在了聖米歇爾校區。在場的主要學生領袖、「法全聯」副主席雅克-索瓦熱奧很識時務，他知道這一場架是打不起來了。他主動上前和帶隊警官協商，希望允許他們離開聖米歇爾。帶隊警官也很乾脆：這不是鎮壓，這是疏導；學生們當然可以離開。但，為防止鬧事者再度集結，他希望小伙子們「能坐著警車離開」。
這個純屬畫蛇添足的手筆，是這一天無數陰差陽錯的又一個。後來，評論家皮埃爾-蓬特寫道，「只要讓肇事者自行離開……一切就會進入秩序」。隨即，又一個小過失使事態雪上添霜、並最終一發不可收拾：由於警察們毫無準備，他們只有幾部「色拉筐」（警車的戲稱）；而需要運送的學生多達四五百人，於是，裝車工作慢吞吞地進行著。在警車往返運送之間，兩個多小時過去了。
圍觀的人群越來越多。大約五時許，正值學生們下課、去飯堂，他們紛紛加入了圍觀的行列。聚集到幾千人的時候，突然間，一聲「豬玀們滾出去」響起了。隨即無數學生加入了混亂的叫罵。正當警察們不知所措之際，那名邋遢的、不知名的、科恩-本迪所說的「3月22日運動」成員，拾起了那塊鋪路石。他劃出一個完美的曲線，準確地擊倒了大約20米開外的法國警察隊長克-布律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