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陟油茶是河南有名的傳統風味食品，外包裝上多有介紹油茶歷史的文字。筆者見到其中的一種是這樣寫的：

　　清代雍正皇帝至武陟視察黃河險工，知縣吳世碌以武陟油茶進奉。雍正食之大喜，稱讚「武陟油茶潤如酥，山珍海味難媲美」，並傳旨廣開油茶館，武陟油茶由此盛名遠揚。

　　筆者多年前去山東曲阜，在孔林內一石牌坊前，見導遊興致勃勃地說著雍正帝來此的故事，遊客們也聽得津津有味。

　　問題是，雍正帝真的到過武陟和曲阜嗎?

　　「出遊」之由來

　　雍正帝還是皇子時，確曾隨父康熙帝多次外出，包括南巡江浙，西巡五台，塞外巡狩，以及前往盛京(今瀋陽)祭拜祖陵。即位後，除了去清東陵(今河北遵化馬蘭峪)安葬、祭奠康熙帝外，他在位十三年間只在京城及周邊活動，主要是紫禁城和圓明園，這與其父康熙帝、其子乾隆帝經常出巡，形成了鮮明對比。

　　終雍正帝一生，既沒有到過河南，也沒有到過曲阜。但上述兩則雍正「出遊」的故事，卻並非全是無稽之談。

　　「吳世碌」史有其人，正確的寫法是「吳世祿」，據雍正《河南通志》記載，他是湖廣江夏(今湖北武昌)人，雍正元年(1723年)任武陟知縣，二年調任嵩縣知縣。

　　武陟是黃河和沁水的交匯處，康熙末年河水數次氾濫，雍正元年再次黃河漫決，附近州縣大面積遭災。雍正帝命副河道總督嵇曾筠專駐武陟，並在武陟建龍王廟，賜名嘉應觀。他還特別頒賜祭文，後刊於銅碑之上。總之，雍正帝對於武陟的河工是極為重視的。

　　而雍正帝「遊」曲阜的說法，也是事出有因。雍正二年六月初九日，曲阜孔廟的大成殿因雷擊而燒燬，這事對雍正帝震動很大，他在上諭中說：

　　孔子道高德厚，為萬世師表，所以維世教、立人極者，與天地同其悠久。朕臨御以來，思極尊崇之典，以申仰止之忱。今闕里聖廟被災，豈朕尊師重道之誠有未至歟?

　　為此他親前往京師的孔廟祭奠。六月十三日，雍正帝令派遣工部官員前往與山東巡撫等籌議重建事宜，務期「規制復舊，廟貌重新」。他同時承諾「告成之日，朕將親詣行禮」。

　　雍正帝極關注曲阜孔廟大成殿的修復，由中央特撥款項。雍正七年冬，有大臣上奏說，大成殿上梁的前兩日，曲阜天現慶雲。雍正帝很為此高興，覺得是自己的「誠敬微忱」感動了上帝及先師。

　　雍正八年十月，大成殿修復工程告竣。但雍正帝並沒有兌現自己的諾言，只是命皇五子弘晝等前往曲阜參加落成告祭典禮。

　　食言有苦衷

　　雍正帝的即位不論合法與否，他統治之初，內部形勢確實很嚴峻。他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以皇考之心為心，以皇考之政為政」。「皇考」就是他的父親康熙帝。但康熙帝生前一些出巡活動，包括進行木蘭秋獮，也就是塞外狩獵，雍正帝並未能效而仿之。雍正二年時，他派怡親王允祥及皇四子弘歷等前往圍場，並十分關注他們的狩獵情況，而他不曾親往。《上諭內閣》記載， 雍正四年十月，雍正帝對此有過解釋，一方面承認不如父親，另一方面說明原因在於防範的需要：

　　國家武備關係緊要，不可一日廢弛。朕之不往，乃朕不及皇考之處，朕自知之。蓋以朕之兄弟阿其那(指允祀)、塞思黑(指允禟)等密結匪黨，僭蓄邪謀，遇事生波，中懷叵測，朕實有防範之心，不便遠臨邊塞。

　　同樣道理，他不可能於繼位初期前往河南武陟視察河工，享受油茶，並謅上兩句順口溜的。

　　到了雍正八年十月，雍正帝的統治形勢已十分穩固，且他曾承諾親往曲阜，為何又食言了呢?這應與此一時期其身體狀況大有關係。從雍正七年冬天開始，雍正帝大病一場，八年九月，他甚至將秘密傳位一事告訴了大臣張廷玉，算是交待後事了，這表明病情相當險惡。讓他一個月後就拖著病體去曲阜，的確不現實。

　　以上解釋了雍正帝不可能去河南武陟以及未能親往曲阜的原因，但這仍無法回答：雍正朝十三年間，他何以未能像康熙帝一樣出巡，畢竟他也有統治安定且身體健康的時候。

　　雍正三年(1725年)，盛京將軍噶爾弼赴任時，雍正帝告訴他：來年將前往盛京(今瀋陽)謁陵。四年四月二十日噶爾弼上奏說，盛京風調雨順，地方安謐，望皇帝幸陵。雍正帝的朱批是：「候旨，未定。」

　　這一時期，曾經權勢顯赫的年羹堯業已自裁，隆科多也遭到打壓，離心離德的兄弟允祀、允禟將定大罪，雍正帝的統治日益安定。然而他對於前往盛京還是猶豫未定。結果，這次沒去，而且一直未去。

　　「未遑他出」

　　雍正七年夏，雍正帝因派兵征討準噶爾，第一次到南海子(現在北京永定門外二十里的南苑)進行誓師。離京城如此之近的外出閱兵活動，對於雍正帝來說，竟屬頭遭。

　　雍正帝不出巡的問題，是雍正史研究的一個疑團。答案是否如雍正帝對於上述閱兵之舉所解釋的「朕御極七載，宵旰萬幾，未遑他出」呢?這自有其道理，但肯定不是全部答案。

　　首先應說的是，帝王出巡絕非百姓外出一樣簡單。比如清朝守成之君的嘉慶帝，以遵從祖制而聞名，他塞外巡狩，西巡五台，又前往關外拜謁祖陵。可他當皇帝後沒有去曲阜和江南，儘管他不是沒有此計畫的。

　　我們從孔府檔案得知，嘉慶十四年(1809年)十月初三日，嘉慶帝在乾清宮召見七十三代衍聖公孔慶鎔時說：「我赴曲阜還得五年，我要瞻謁廟瞻仰聖墓。到臨時山東巡撫自然知會你，你再準備。」

　　十年後的嘉慶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在勤政殿，嘉慶帝又一次召見孔慶鎔，他說：

　　我登基已是二十四年， 總不能去是個大缺典，我從前雖然跟著高宗去過兩回，到底不能算我到你那裡。去容易，就是路上難，水路罷難去，一路行宮也都破壞了。現在黃河、運河開口子，山東水又大。

　　不出一年，嘉慶帝就辭世了，他親往曲阜的意願，終究沒有實現。

　　「去容易」——皇帝去哪裡似乎都不應是難事，嘉慶帝對孔慶鎔說的「路難走」「行宮都破了」「山東水又大」等，絕非他不去曲阜及南巡的真實原因。有學者研究，乾隆帝的一次南巡，其社會組織與動員，相當於一場中小型戰爭，開銷在白銀三百萬兩以上。這是每個理智的皇帝必須認真考量的問題。

　　嘉慶帝說完上面的一番話後，孔慶鎔對答了一句：「臣來的時候還沒有水。」這位衍聖公答得真不得要領，呵呵。

　　雍正帝對於自己的出巡，說得很少。雍正八年七月，他再次提及出口行圍打獵之事：

　　從前皇考每歲行圍，令人學習技勇，服習勞苦。及朕即位，仰思皇考付託之重，八年以來，勵精圖治，未及巡幸郊外。而武職大臣侍衛官員兵丁，技力亦漸不如前。不可不急為整飭。

　　雍正帝強烈地意識到了自己未行圍所帶來的問題，但他卻始終不曾那樣做，這背後肯定有隱衷。

　　「洞悉下情」

　　還是回到上次引過的雍正四年十月的上諭吧。關於雍正帝不能如乃父那樣行圍校獵，除了政治鬥爭需要外，他還承認自己的精力、射技不及等原因。然後他接著說：

　　朕事事不及皇考。而惟有洞悉下情之處，則朕得之於親身閱歷而皇考當日所未曾閱歷者。朕在藩邸四十餘年，凡臣下之結黨懷奸、夤緣請托、欺罔蒙蔽、陽奉陰違、假公濟私、面從背非，種種惡劣之習，皆朕所深知灼見，可以屈指而數者。

　　雍正帝這種話在許多場合都說過，但緊接著出巡的話題言此，還是有深意在的。「朕得之於親身閱歷而皇考當日所未曾閱歷者，」這話其實是在批評自己的父親。類似批評的話是極少見的，或許是注意到這一點，乾隆帝在編寫雍正朝實錄時就將「而皇考當日所未曾閱歷者」這幾個字刪去了。我們可以認為，雍正帝看到了康熙帝常常出巡造成的種種弊端，而這正是他自己「勵精圖治」要加以改變的。雍正帝決心提升八旗官兵的技力，但不是通過出巡校獵來解決。

　　若是如此的話，我們對以下情況也就容易理解了：雍正八年十月，雍正帝雖未能親臨曲阜孔廟大成殿修復工程落成告祭典禮，但對代他出席的皇五子弘晝一行做了特別的規定：

　　此次皇子等往來經過地方，凡一切應用車馬、口糧、食物、芻牧等項， 俱系遣官動用錢糧， 一一備辦， 絲毫不取給地方。若地方官有借名科派累及民間者，定行從重治置。若隨從人員有借端需索、騷擾地方者，亦從重治罪。……地方大小官員不許饋送禮物，即食物亦嚴行禁止。

　　為此，他預先將諭旨通知有關各省官民人等知悉，還專門派滿漢御史各一員隨往稽查，對於不遵規定者要隨時參奏。

　　在外的弘晝也著重奏報了這一點：「自大臣、官員乃至跟役均皆謹遵皇父訓諭，每日悄悄而行，不曾耳聞勒索地方官員、擾害百姓等事。」「地方百姓來軍營交易者，均皆照時價，因略有超時價付給者，百姓忭悅，爭先恐後，與日增多。」

　　筆者認為，擔心自己出巡所帶來的種種負面影響，包括出巡本身的大筆支出，是雍正帝不出巡的重要甚至是根本的原因。

　　筆者不清楚，雍正帝前往武陟品嚐油茶的故事是早已有之，還是新近出現的，但見諸油茶外包裝上的宣傳應該不會太久，因為近些年雍正帝才突然在民間「火」了起來。今天百姓的眼中，過去雍正帝道德有虧、殘忍毒辣的固有形象已經改變。他既然是一位勤於改革的好皇帝，其野史軼事也就值得津津樂道了。

　　雍正帝乃務真求實之人，若他看到了武陟油茶外包裝上的介紹文字，真不知做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