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秘書政治:賢佞程度能左右一朝代興亡
秘書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無疑佔有重要地位。近年來落馬的官員中,人們尤其關注那些曾做過高層領導秘書的官員。在媒體報道中,經常出現秘書案發帶出腐敗官員的事件。「秘書腐敗」亦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視。2014年4月24日的《人民日報海外版》全文刊載了習近平總書記20年前的一篇談話稿《秘書工作的風範——與地縣辦公室幹部談心》,指出秘書要努力做到「五不」:不自恃、不自負、不自詡、不自卑、不自以為是。
秘書即輔助領導處理政務、撰寫文書和辦理其他交辦事項的職務,這個職位在我國源遠流長。商周時期的太史寮就是專門的秘書機構;秦統一後設御史大夫一職,「受公卿奏章,掌天下文書」,實際就是從事秘書工作;漢代有執行秘書職能的「文法吏」,履行撰寫文書、保存檔案、行使秘書等職能;到了南北朝時期,很多中央職能部門都設置「記室」,就相當於現在的秘書科,此時的秘書已經有了編製和職稱;唐宋時期為加強中央集權,各個中央部門和地方政府不能再自行招募秘書,必須要由朝廷指派;到了明清時期,地方事務越來越多,指派的秘書已經不能滿足需要,於是很多知府縣令都聘請「師爺」,也就是私人秘書。
我國古代,如尚書令、主簿、中書郎、軍中文書、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知府幕賓等都可稱之為秘書,他們為皇帝或官員起草文書、整理文件,並有提出意見的機會。其官職雖不是很大,但卻非常重要,很多宰相等重臣都是從秘書崗位上起家的。回顧歷史可以發現,秘書的賢佞甚至能左右一個朝代的興亡。秘書除了要有好的文采,更重要的是,秘書一定要「講政治」。
話多 搶風頭 沒有好下場
秘書常伴領導左右,知道的自然要比別人多,對領導的活動、行蹤也最清楚。所以,秘書人員一定要有「保密」意識,切不可「大嘴巴」。
孔光是孔子第十四代孫,西漢成帝時的「秘書」。孔光「不言溫室樹」的典故被後世所稱道。史書記載,孔光回家後從不與家人談朝政中的事,就連家人問他長樂宮溫室殿旁種的是什麼樹,他都拒不回答。保密是對秘書工作的基本需要,若是管不好自己的嘴巴,輕則丟官,重則喪命。
唐朝的馮涓因文章寫得好而被時人所稱頌。杜佑的孫子杜審權將要赴鎮江擔任鎮海節度使時,找到馮涓,希望他同去鎮江做他的秘書。當時杜審權的官職任命尚未正式下達,杜也只是私下徵求馮的意見,且反覆叮囑馮涓千萬不能告訴別人。馮涓告別杜審權出來後,被喜悅沖昏頭腦,還是把此事告訴了朋友。杜審權看中馮涓的才華,但沒想到他竟如此浮躁淺薄,於是改變了納馮涓為其秘書的決定。文章冠絕天下的馮涓終其一生仕途都沒有什麼發展,這恐怕就是他「大嘴巴」的代價吧。
張廷玉是清代雍正皇帝一直寵信的重臣,被稱為「第一宣力大臣」。他在朝為官50餘年,主要工作是擔任皇帝的機要秘書,最主要的貢獻是建立並完善了「奏折制度」和軍機處的各項規章制度。雍正五年(1727年),張廷玉患小病,雍正對近侍說:朕連日來臂痛,你們知道嗎?近侍們吃驚地問緣故,雍正說:「大學士張廷玉患病,非朕臂病而何?」張廷玉之所以為雍正所倚重,正由於他的「周敏勤慎」。在皇帝身邊服務,擔負的又是機要文字工作,張深知言多必失的道理,因而處處小心謹慎,辦事十分細緻周到。他極其認同「萬言萬當,不如一默」,並「終身誦之」。
秘書切忌因其才華而不收斂言行,目空一切,或者鋒芒畢露,愛出風頭,耍小聰明,這在歷史上也是有前車之鑒的。
東漢末年的禰衡有過人的才氣,劉表佩服其才學聘他為秘書,「文章言議,非衡不定」。禰衡恃才傲物,有一次劉表有份文件要起草,剛好禰衡外出,劉表便讓其他秘書來寫,幾個秘書費了半天勁剛寫好,禰衡回來一看就撕得粉碎,重寫了一篇「辭義可觀」的文章。文章雖好,卻得罪了其他秘書。不久,劉表也忍受不了他的怪誕脾氣,把他打發給黃祖當秘書。開始,禰衡深受黃祖賞識,黃祖曾拉著禰衡的手說:「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說明禰衡說出了黃祖想說又說不出來的話。但不久,禰衡傲慢的一面又開始顯現,他不僅看不起其他人,還對「主管領導」出言不遜。黃祖以性情暴躁而聞名,一氣之下就將他殺了。事後黃祖後悔不已,厚葬了禰衡,可又於事何補呢。
曹操殺楊修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曹操奸詐多疑是楊修之死的主因,但據秘書史研究專家眭達明分析,楊修不適合做領導人的秘書,結局也可以說是「咎由自取」。作為秘書,楊修忘了自己的工作只是服從服務於領導,他處處出風頭,賣弄自己的小聰明。比如曹操曾叫人建造花園,看了以後在花園的門上寫了一「活」字。楊修看了,說:在門上寫「活」,就是「闊」字,丞相是嫌門闊了。他竟不問曹操,擅自命人把門改窄。塞北送來一合酥,曹操在盒上寫了「一合酥」三個字,楊修見了,便叫人把整盒酥吃了。曹操問他為何這樣做,他答:「盒上寫明『一人一口酥』,丞相之命豈敢違反?」
若這些謎底由曹操本人揭開,一定會得到部下的佩服和尊敬,曹操或許希望通過這些「小動作」進一步提高自己的威望,鞏固自己的地位。楊修只顧自己出風頭全然沒有考慮曹操的感受,曹操當然很不爽。楊修的另一些行為就更有點聰明過頭了,比如曹操將由漢中撤軍,猶豫不決,而楊修僅憑著對曹操一個「教令」 「雞肋」一詞的猜測,就擅自收拾行裝,準備歸程,這就已經擾亂了軍心。此外他向已被曹操疏遠的曹植多次洩露「魏王的訓誨」,就更犯了秘書的大忌,從而引來了殺身之禍。
好秘書要敢於「忠言逆耳」
秘書確實是要服務於領導,謹言慎行,但作為一個好的秘書,絕不能只會阿諛奉承,一味討領導歡心。若發現領導有錯誤和過失,秘書應及時勸諫,以避免領導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的秘書古弼以正直、不怕得罪皇帝而聞名。公元444年春,古弼接到了一封上谷地區(今河北張家口一帶)的百姓來信,反映皇家的上谷苑囿佔地太多,老百姓都無田耕種了,希望朝廷減掉大半分給貧民耕種。面對上谷百姓的合理訴求,古弼心急如焚,眼看臨近春耕時節,他不敢怠慢,揣著奏折,急匆匆跑進宮。拓跋燾與給事中劉樹下圍棋,正在興頭上,古弼進來,拓跋燾就像沒有看到一樣。古弼在旁邊坐了很久,也沒有獲得奏事的機會。古弼火了,突然站起來,一把揪住劉樹的頭髮,把他拉下胡床(矮凳子),緊接著一手拽住劉樹的耳朵,一手攥成拳頭打他的後背,並且邊打邊罵:「國家的事情沒有治理好,都是你這小子的罪過!」拓跋燾十分尬尷,丟下手中的棋子說:「沒有聽你奏事,錯誤在我。劉樹有什麼罪過?快把他給放了。」古弼這才放過劉樹,把事情奏給皇帝聽。皇帝答應了古弼的請求,順應民意,把上谷苑的一半土地分給了貧民。事後,古弼覺得自己的舉動過於失禮,於是光頭赤腳到官署裡去請罪。拓跋燾知道了,便把他召去,對他說:「先生何罪之有?快把帽子戴上,把鞋穿上吧!今後,只要是利國利民的事,即使造次越禮,你也要去做,不要有什麼顧慮!」
還有一次,拓跋燾要去河西打獵,讓古弼留守京城。他給古弼發了一道命令,要他把肥壯的馬送去供其打獵,古弼卻盡送一些老弱馬去河西。拓跋燾氣得大罵,要殺掉古弼。古弼聽了卻平靜地說:「我不讓皇帝沉迷於遊獵之中,如果有罪過的話,我想這個罪也是小的。如果不考慮國家的安危,而使軍國乏用,這個罪才是大的。現在柔然人還十分強大,經常來騷擾我國邊境,南朝的宋國也還沒有消滅,我把肥壯的馬供軍隊使用,安排老弱的馬讓皇帝打獵,這是為國家大業著想的,如果為此而死,我又有什麼傷心的呢!」皇帝聽到這些話後歎服道:「有臣如此,國之寶也!」
「忠言逆耳利於行」,領導若擁有並能接納一個像魏征或古弼這樣的秘書,把錯誤消滅在萌芽狀態,何其幸也。但若秘書專挑領導喜歡的話說,投領導所好,雖可受寵一時,卻終會害人害己。
梁武帝精通《五經》,在聽朱異講述了《孝經》和《周易》後,對左右說:「朱異實異」。 他任命朱異擔任中書通事舍人,官職相當於高級秘書。朱異是很精明很有能力的人,他深知梁武帝喜歡聽花言巧語,於是一味阿諛奉承,凡事都看他的臉色辦理,甚至明知不對,也不勸諫,只要是皇帝高興的、決定了的事,即使錯誤,他也百分之百地執行。這雖使他深受梁武帝的寵信,卻給國家招來了一場大禍——侯景之亂。
當初若沒有梁武帝接受侯景的投奔,當然就不會有日後侯景的叛亂。侯景來投降梁武帝時,梁武帝曾與群臣商議。群臣大多認為不能接納侯景,理由是侯景是個「翻覆叛臣」,接受他「終當亂國」,其次梁朝和東魏是冤家對頭,現在關係剛剛有所改善,接納侯景勢必會與東魏大動干戈。
恰巧此時,梁武帝做了一個「中原盡平,舉朝稱慶」的夢,還沉醉在夢中的梁武帝得知侯景投奔的消息,覺得這正是他完成中興的機會。但群臣的反對使他十分矛盾,難下決心,於是把這個夢告訴了朱異,還跟他說:「吾生平少夢,夢必有實。」根據梁朝當時日益衰弱的狀況,朱異心裡十分清楚,甭說統一中原,就是自保都勉為其難。但為了哄梁武帝高興,他溜鬚拍馬道:「這是國家統一的徵兆。」一個遺患無窮的錯誤決定就這樣產生了。
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以清白
歷朝歷代的官場上經常出現秘書同領導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局面。秘書的命運同他們服務的官員的利益密切交織在一起。一個領導倒下,一幫秘書進去;而一個秘書出事,也就往往預示一個領導將要倒下。領導借秘書之手做自己不能做、不敢做的事兒;秘書也正好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和身份為領導出謀劃策,並從中為自己分一杯羹。秘書人員能守住清廉,並會正確使用自己手中的權力是至關重要的。
孔光作為皇帝的秘書,經常會向皇帝推薦人才。但他每次薦舉人才,都唯恐被薦舉者得知,被薦舉者不知是何人推薦,自然也就不用「知恩圖報」,從根本上杜絕了公事私謝。孔光身處其位,也會有很多跑官要官者求他,他是什麼態度呢?凡找上門來的,不管是自己的弟子還是朋友,一概不予推薦,以至於很多人因此結怨於他。孔光負責中央機要事務十多年,兩度出任宰相,死後也備享哀榮。
東晉時期的吳隱之曾做過謝石的秘書。兩晉時期官場腐敗成風,而謝石又以聚斂無度聞名,作為秘書的吳隱之卻能做到清廉自守,以至於女兒出嫁時,要靠賣狗的錢來做嫁資。在謝石手下做秘書,但凡「活絡」一點,也不至於此。吳隱之後來到廣州做刺史,也是「喝貪泉而不貪」,從而轉變了廣州一帶的官風。
在南朝時代做秘書的徐勉也是勤政清廉、慎用權力的典型。徐勉十分勤政,加之工作繁忙,往往要隔幾十天才能回家一次,連他家養的狗都不認識他了,每次見他回來都要狂吠。徐勉既感到好笑,又覺得無奈,感歎道:「我死後,如果有人寫我的傳記,群犬驚吠倒是件值得一記的事。」徐勉做了吏部尚書,掌握了官吏的任免大權之後,好多親戚故舊都跑來巴結,有的甚至直接伸手要官。對這些來人,徐勉告誡他們:「只談風月,不宜及公事。」徐勉一生十分清廉,一些人便勸他經營產業賺點錢,為子孫後代著想。徐勉回答說:「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以清白。」子孫有能力,不用我給他們留也能致富;子孫若無能,我給留下再多的錢財都沒用。徐勉把人格風範傳給子女,這對今天某些不知教子、只知斂財的官員是有所啟示的。
孔光、吳隱之、徐勉等人做秘書期間,雖手握大權但不濫權,不僅履行了職責,還能「出淤泥而不染」,贏得生前身後之名,其境界是那些抱著「權力不用,過期作廢」心態的官員遠不能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