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是北宋哲宗趙煦的年號。北宋一朝，鬧變法鬧得不行，來回折騰。老子神宗趙頊變法，兒子哲宗趙煦不變了，復辟。於是，當年一干反對變法的人，以司馬光為首，組織還鄉團殺回來了。從此以後，支持變法的人稱元豐黨人（元豐是神宗年號），反對變法的為元祐黨人。此後反反覆覆，到了宋徽宗趙佶這裡，變法派聲勢大振，丞相蔡京對司馬光這干人恨不過，但人都死了，也沒法再貶斥發配。他為了徹底清除餘毒，奉皇帝的旨意下令各州縣大刻元祐黨人碑，宣佈這些人屬於奸黨，要勒之於石，讓他們千秋萬代臭下去。於是，就有了這著名的元祐黨人碑。

　　其實，北宋的制度和政治的確需要改革。漫說後世，就是當時人也感到毛病特多，官制疊床架屋——床上架床，還添若干大小椅子板凳什麼的。反正讓大家什麼事都幹著彆扭，一件小事折騰半年。但是，變法黨人王安石他們，按著強化國家權力的思路做，動靜忒大，不僅折騰官場，而且折騰百姓。所以，好些人反而感覺不如不變。皇帝不換，這老兒自己決定的變法，不好自己否定；但是皇帝一換，老子死了，兒子上台，之前的變法就可以被推翻。弗洛伊德說，兒子都有仇父情結，放在皇帝身上，大概不錯。孔子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然而，老子喜歡的，不論是人還是政策，兒子必定不喜歡。所以，老子的寵臣，必定會栽在兒子的手上。於是，反變法的復辟黨上台。

　　然而，復辟黨司馬光等人上台，做得太絕，盡廢新法。哪兒有這個道理呢？舊法要是十全十美，為什麼那麼多人要變？政治效率怎麼會那麼低？歸攏在反變法這邊的某些人，比如蘇軾，其實對王安石變法中的某些內容（免役法）還是認同的。只是，人家就是要把他歸在復辟派裡，他也就只好做元祐黨人了。北宋後期，復辟派整體上不吃香，所以，在一個短暫的元祐年間過後，復辟派就一直倒霉。蘇軾就被貶了又貶，一直發到海南島的儋州，相當於到天涯海角了。幸虧他看得開，活得久，終於盼來平反那一日，但是又到壽了。他當然想不到，死後居然還要被人折騰，名字刻上石碑，讓他遺臭萬年。

　　但是，各個州縣刻碑的時候，出過一點小麻煩。北宋文化市場發達，元祐黨人中，蘇軾、黃庭堅這些人早早成名。在世的時候，就可以靠寫字作畫賺稿費了。由於文化普及程度高，經過市場的傳播，即使販夫走卒也知道這些人的大名。他們的字畫招人喜歡，文章也有粉絲，而且是鐵粉。蘇軾流放期間，之所以能活得不錯，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走到哪兒都有粉絲。粉絲們可不管這些人是否犯了政治錯誤，該喜歡就喜歡。合影是沒辦法了，但討幅字兒、求首詩，卻是家常便飯。當然，字畫和詩都不會白作，銀子和酒肉，甚至還有美女，滾滾而來。政治掛帥，階級路線什麼的，在那個年頭，人們還沒有概念。

　　儘管大家都崇拜皇帝，但皇帝不喜歡的人，卻未必一定會全體共誅之，全國共討之。蔡京要刻元祐黨人碑，要找刻工，這些刻工有些是刻過蘇軾和黃庭堅詩作的，有些居然想不通。九江這個地方有個刻工，名叫李仲寧，手藝很棒，他接到地方官的指令，要他刻黨人碑。他說，小人家貧，靠刻蘇學士和黃學士的詞作得以飽暖，現在要以奸人為名，將他們刻在石上，我不忍心；長安這個地方也有一個出色的刻工叫安石，他也不肯，地方官加以鞭笞，不得已，他說，非刻不可的話，我不能刻上我的名字。

　　雖然人們總是說，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盡為讀書人，不相信勞動人民一定會比讀書人道德高尚。底層的百姓，每每彎子轉的沒有讀書人那麼快，想不通的時候肯定是有的。什麼叫作好人，什麼叫作壞人，他們自己也有一個標準，肯定跟上面的政治標準不怎麼一樣。

　　黨人碑刻完之後，雖說遍立各個州縣，但立碑的蔡京後來也完了。不及等到後世，就在他倒台的當口，人們評價此人就是個奸人。遭貶之後，沒人給飯吃，活活餓死。當然，元祐黨人碑也立馬被砸毀，剩不下幾個了。風水輪流轉，誰知道最後轉到哪兒？蔡京等人，當初的心機不可謂不深，最終都是白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