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鐵之議，又稱鹽鐵會議，是漢昭帝時，霍光組織召開的一次討論國家現行政策的辯論大會，其本質是對漢武帝時期推行的各項政策進行總的評價和估計。漢宣帝時，桓寬根據當時會議的記錄，整理為《鹽鐵論》。

　　會議流程

　　召集人員

　　始元五年(前82年)六月，杜延年向霍光建議「行文帝時期政策，提倡節儉、對民寬和」，霍光採納，詔令三輔、太常各舉「賢良」二人，各郡國察舉「文學」一人。

　　開始時間

　　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召集抵達京師的賢良文學(賢良方正所選拔出的人才)，商議罷黜鹽、鐵、酒等專營政策，會議在京師隆重召開。

　　結束時間

　　始元六年(前81年)七月，會議結束，歷時五個多月。

　　與會人員

　　政府官員：御史大夫桑弘羊，丞相府的屬官丞相史和御史大夫的屬官御史等。政府方面的主要發言人，是御史大夫桑弘羊，共發言一百一十四次。御史發言十九次，丞相史發言十五次。

　　民間人士：賢良、文學，即「賢良方正」，共六十餘人。賢良是已經取得功名的儒生，文學是在某種學問上有一定成就的名士，他們都不是國家的官吏，而屬於民間的知名人士。留下姓名的有茂陵唐生、魯國萬生、汝南朱子伯、中山劉子雍、九江祝生等。賢良文學也是經過一定挑選的，並不是每個郡平均出人。

　　中間方：丞相田千秋，他發言不多，只是在雙方辯論激烈的時候，講一些折中調解的話。

　　爭論焦點

　　鹽鐵會議的中心議題是「民所疾苦，教化之要」。在會議上，從民間來的賢良文學對鹽鐵官營等財政措施進行了全盤否定，並進而攻擊漢武帝時期的內外政策;作為這些財政措施的經辦人，桑弘羊堅決捍衛漢武帝的內外政策，不僅就鹽鐵等政策的存廢與賢良文學展開了激烈論辯，而且充分肯定了諸如抗擊匈奴、加強中央集權、大力抑摧豪強和農商並舉政策的作用。此外，還涉及農業的基本政策，對社會現狀的估計和倫理道德觀念的理解，以及如何看待古與今的關係等問題，這次會議已成為漢武帝一代政治得失的會議。

　　經濟政策

　　賢良文學全盤否定官營政策，指責鹽鐵官營、均輸、酒榷等「與民爭利」，並導致民風敗化，把鹽鐵等官營視為民所疾苦的根源;主張讓農民從事本業(農業)，抑制末業(商業)，即重農抑商。其本質則是抑制官商，即反對官營。他們認為鹽鐵官營之後，只注重產量，質量差，價格高，生產的農具多大而不適用;同時還存在不准挑選、購買不便、強買強賣和強迫農民服役等問題。均輸法推行後，均輸官徵收當地沒有的物品，採取欺詐手段，低價買進，高價賣出，給農民造成了更大的負擔和痛苦。平推法的施行，導致物價上漲，出現營私舞弊、官商勾結甚至囤積居奇的現象。

　　桑弘羊承認鹽鐵等官營事業，由於一些地方官不按國家規定的辦法行事，造成了一些流弊。但他批駁了賢良文學們全盤加以否定的看法。他認為興鹽鐵、酒榷、置均輸平准，擴大了財源，是抗擊匈奴，消除邊患的經費來源，而且，這些政策便於堵塞豪強大家的兼併之路，且可濟民救災，有益於農民。如果政府不實施官營政策，增加收入，就要增加農民的賦稅，反而更會加重農民的負擔。

　　對外政策

　　對匈奴的政策上，賢良文學反對向匈奴用武力，主張偃兵休士，厚幣和親，依靠德政的感化維持和親局面。他們認為，匈奴遠處漠北，對其侵擾活動，主要應用德化，多給他們點財物，與他們和親，搞好雙方的關係。他們認為漢武帝對匈奴進行的幾次大規模的戰爭，都是幾個好事之臣，故意誇大敵情，欺騙了漢武帝，挑起了戰禍。這幾次戰爭沒有能削弱匈奴，反而造成了西漢國勢的衰弱，應該追究他們的責任。

　　桑弘羊則主戰，堅決反對和親。他認為匈奴反覆無信，屢次破壞和親，侵擾邊境，不能採用德政感化，只有通過戰爭才能阻止匈奴的侵擾，保證漢王朝的安全;強調漢武帝反擊匈奴的戰爭是成功的，擊敗了匈奴的大軍，保衛了國家邊境的安寧，是「當世之務，後世之利」，將會流傳千古。

　　治國理念

　　對西漢獨尊儒術後的統治政策，漢宣帝做過一個經典概括：「霸王道雜之」，具體做法就是德刑並用，理論淵源就是先秦儒家和法家的思想相互結合，以儒學為主題，法家思想作為一個重要方面，同時吸收墨家道家和陰陽家等的思想。武帝獨尊儒術後，為了達到恩威並用雙管齊下的目的，大力推行「霸王道雜之」的政策。

　　賢良文學信奉儒家的仁義學說，主張德治，認為行仁政就可以無敵於天下。特別是漢武帝任用的一些酷良，如杜周、張湯、王溫舒等人，連法律也不顧，隨意諂害無辜的群眾，動不動就一人犯罪，株連全族，搞得人心恐惶，動亂不安，因而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他們一再引證歷史教訓，批判嚴刑峻法，指為亡國之道，把嚴刑峻法看作是秦王朝滅亡的原因。

　　桑弘羊以法家學說作為指導思想，主張法治，堅信刑法可以止暴，特別推崇嚴刑峻法的作用。他認為治民之道不在教化，而在勵行法治，讓他們知道什麼可以做，什麼不能做。有了嚴刑峻法，百姓就小心謹慎，奸邪自然止息。針對賢良文學對一些酷吏的指責，他認為這些酷良都能作到以法治事，對犯法者雷厲風行地加以處決，毫不手軟，所以在他們治理的地方，能作到寇止奸禁，取得良好的治績。

　　義利之爭

　　關於重義與重利導向的爭論關係著對經濟活動如何引導，決定著統治者的策略取向。賢良文學以儒家為旗幟，主張人性善良，不能只講利，還必須有義的約束。堅持崇尚仁義才是真正的治國之本。桑弘羊是以法家為代表的功利主義者，主張重利輕義，認為人性自私，趨利避害，重利是加強中央集權、抗擊匈奴和賑濟災荒的需要，並明確指出財富是仁義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