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功臣李善長退休也不得善終?李善長怎麼死的
李善長,這個活潑在明初政壇上的超重量級人物,有著惹人注目的多重身份:朱元璋的淮西老鄉;贊助朱元璋牟取世界的重要軍師和後勤補給官;明朝開國第一文臣,第一任宰相;明太祖朱元璋的兒女親家。
這樣一小我,若何從歷史中謝幕的呢?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在殘酷的所謂胡惟庸謀反案稍稍平息之後,本來早已退休、77歲的李善長被人告密與胡案有關,「遂並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餘人誅之……善長子祺與主徙江浦,久之卒。祺子芳、茂,以公主恩得不坐」。也就是說,除了李善長本人,他的妻、女、弟、侄四家有70餘人被連累至死,獨一倖存的是他的兒子李祺。李祺因為娶了朱元璋的女兒,是駙馬,總算被賜恩免死,但也要和公主一路被發配。李祺的兩個兒子(應該尚屬少年),實際上也是朱元璋的外孫,也因為沾公主的光,才沒有受這個慘案的牽連。
對任何一小我來說,如斯各種,都是奇慘奇酷之禍!
清初怪才金聖歎被腰斬,臨刑前給家人寫信時說:「殺頭至痛也,藉沒至慘也,而聖歎以無意得之,不亦異乎!」李善長雖是明朝開國文臣第一,但肯定沒有金聖歎這樣的才情,大禍臨頭時決然毅然寫不出這樣有幾分黑色幽默的「妙語」,然而有一點是清楚的,他遭此奇禍也是「無意得之」。不過,以他宦海沉浮數十年的閱歷,以他對「伴君如伴虎」這句名言的深刻體驗,我們有來由信任,在慘案暴來之前,李善長應該有一種強烈的不祥之感。否則,李善長就一定是一個白癡。
避禍無門的李丞相
李善長,安徽定遠人,和後來也做過丞相的胡惟庸是小同鄉,和朱元璋是大同鄉。按照《明史》的記載,這小我「少讀書有智計,習法家言,策事多中」。此處的用詞有些意思,「少讀書」,是說他受過一些基本的教導,而這種教導肯定是儒家的;下面又說他「習法家言」,即註解李善長不是平日意義上的儒生,那種儒生有強烈的道德責任感和受命於天的任務感,經常認為寰宇間有他這一號人物,就是來「上致君於堯舜,下救民出水火」的,而愛「習法家言」的人則往往世俗得很,他們熱衷於仕宦和富貴,並且為達目的經常不擇手段。
從史實看,李善長切實其實就是亂世中一個很世俗的人物,他有計策和手腕,願望以此換得功名利祿,並蔭及子孫,而儒生常有的導君於正、匡扶社稷的理想,在其頭腦中,是相當稀薄的。
在李善長最初投奔朱元璋的時刻,他就是一個口袋裡裝著錦囊的策士面貌。朱元璋問他,有什麼辦法可以平定世界,他回答說:「應該向秦末大亂中起身的漢高祖劉邦進修,劉邦同樣是一介草民,但他開朗大度,知人善任,不亂殺人,僅僅五年,便成就了帝業。您是濠(今安徽鳳陽)人,距漢高祖的老家沛縣(今江蘇沛縣)不遠。山川王氣,就應在您身上,只要您效仿劉邦,世界一定是您的。」李善長是不是真的特別關心亂世中的人命,是值得質疑的,在我看來,他口袋裡裝著的肯定不止一個錦囊,他之所以打開「不嗜殺人」這個錦囊,多半原因是他摸準了這個錦囊很對面前這位大志勃勃、一心要牟取世界的主子的脾胃。朱元璋果真大喜,讓李善長在軍中「為參謀,預機畫,主饋餉,甚見親信」。「為參謀,預機畫」是做軍師,「主饋餉」是負責後勤補給。假如知道漢代蕭何就是靠為劉邦轉運糧餉而摘得第一功,進而榮升丞相,當能明白李善長對朱元璋奪世界所起到的重要感化。
李善長的這種重要感化,是獲得了朱元璋認可的。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朱元璋說李善長雖然沒有在疆場上的軍功,但「給軍食,功甚大,宜進封大國」,乃授太師、中書左丞相,封韓國公,歲祿四千石,子孫世襲。除了這些,朱元璋更賜給李善長鐵券,「免二死,子免一死」,即李善長本人憑此鐵券,可以赦免兩次極刑,其子可以赦免一次。當時封公的六小我中,李善長名列第一,朱元璋揭櫫的「嘉獎令」上,李善長被比作漢代的蕭何,其風光在洪武功臣中環球無雙。
這樣一個曾經位極人臣,而且照樣皇親國戚的大人物,怎麼會落到身死族滅的地步呢?
外面的原由似乎是因為胡惟庸的謀反案。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發。李善長雖與胡氏同鄉,且李善長弟弟李存義的兒子娶的是胡惟庸的侄女,具有姻親關係,胡惟庸仕途自得,又主如果靠李善長的引薦,但在胡案初始階段,李善長並未陷入個中。御史台缺長官,退休的李善長還一度被「拉夫」,暫時主持御史台的事務。讓人無法料想的是,到了洪武十八年,「反臣」胡惟庸的腦袋早已「遷居」多年的時刻,忽然有人跑出來,揭露李善長的弟弟李存寄父子「實為胡黨」。這個時刻,聖恩雖仍如雨露,說「免死吧」,但對李善長來說顯然已危機四伏。洪武二十三年,已經77歲的李善長修房子,向信國公湯和借士兵300人干私活,湯和沒贊成還奏了一本。該年四月,李善長又為一個犯了罪的叫丁斌的親戚求情。按照常理,這在當時本來是一件並不大的工作,可不知何故又鬧到了朱元璋那裡。皇帝命令審訊,而這個丁斌以前曾在李善長家辦事,很奇怪,他沒有就事論事,交待李丞相是如何為他請托免罪的,卻直往心驚肉跳的事上扯,即李善長家族與胡惟庸的瓜葛。明太祖先逮捕了李存寄父子,拷訊之下,總算拿到了最有「價值」的內容。
按《明史》記載,李存寄父子是這樣供認的:胡惟庸想造反,便使親家李存義去遊說李善長。李善長起先大驚,說這是滅九族的勾當啊。不久胡惟庸又派李善長的老友去勸誘,說事成之後當封其為王,善長「不許,然頗心動」。後來胡惟庸親自出馬,善長「猶不許」。過了一段,胡惟庸又讓李存義去勸告兄長,李善長歎了一口氣說:「我老了,等我死後,你們想怎麼幹就怎麼幹吧。」但僅此似乎還不足定案。很快,李善長家的幾個奴婢也紛紛告密李善長和胡惟庸的陰謀。「大逆不道」的罪名終於成立,有意思的是連老天也示意李善長該死了。《明史》上說,李善長剛剛被入罪的時刻,星相學家「言星變」,卜了一卦,說上天示意要「移大臣」。須知,因天象的異變殺人,也是中國歷史上的傳統。唐末時,一個依附軍頭的權相,就是以這種來由來清除他不愛好的20多位同僚的,結果「朝班為之一空」。現在李丞相既然也到了天厭之的份兒上,還有何說?皇帝昔時親賜的那個可以免二死的鐵券,也成了一張廢紙……
開國丞相死在了一路「謀反案」上,看似有極大的隨機性,其實不然。讀史者不應疏忽一個重要的情節:李善長雖然位極人臣,但他是早在洪武四年就主動以身體不好為由申請退休了。那時刻,李善長只有58歲,本是政壇比賽的黃金年紀,而且,所謂身體不好如此顯然是藉詞,他已經活到了77歲,若非有人不想讓他再活下去,看樣子也還能享一段榮華富貴呢。
李善長主動退出權力場的原因何在?應該只有一個,精明過人的他早已看到了危險,他在最風光的時刻就已經想到了以韜光養晦來避禍。然而,李善長固然精明,但他不知道,對他而言,這一場滅頂之災,卻注定不是他主觀上想躲就躲得以前的。
在李善長最初投奔朱元璋的時刻,他就是一個口袋裡裝著錦囊的策士面貌。朱元璋問他,有什麼辦法可以平定世界,他回答說:「應該向秦末大亂中起身的漢高祖劉邦進修,劉邦同樣是一介草民,但他開朗大度,知人善任,不亂殺人,僅僅五年,便成就了帝業。您是濠(今安徽鳳陽)人,距漢高祖的老家沛縣(今江蘇沛縣)不遠。山川王氣,就應在您身上,只要您效仿劉邦,世界一定是您的。」李善長是不是真的特別關心亂世中的人命,是值得質疑的,在我看來,他口袋裡裝著的肯定不止一個錦囊,他之所以打開「不嗜殺人」這個錦囊,多半原因是他摸準了這個錦囊很對面前這位大志勃勃、一心要牟取世界的主子的脾胃。朱元璋果真大喜,讓李善長在軍中「為參謀,預機畫,主饋餉,甚見親信」。「為參謀,預機畫」是做軍師,「主饋餉」是負責後勤補給。假如知道漢代蕭何就是靠為劉邦轉運糧餉而摘得第一功,進而榮升丞相,當能明白李善長對朱元璋奪世界所起到的重要感化。
李善長的這種重要感化,是獲得了朱元璋認可的。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朱元璋說李善長雖然沒有在疆場上的軍功,但「給軍食,功甚大,宜進封大國」,乃授太師、中書左丞相,封韓國公,歲祿四千石,子孫世襲。除了這些,朱元璋更賜給李善長鐵券,「免二死,子免一死」,即李善長本人憑此鐵券,可以赦免兩次極刑,其子可以赦免一次。當時封公的六小我中,李善長名列第一,朱元璋揭櫫的「嘉獎令」上,李善長被比作漢代的蕭何,其風光在洪武功臣中環球無雙。
這樣一個曾經位極人臣,而且照樣皇親國戚的大人物,怎麼會落到身死族滅的地步呢?
外面的原由似乎是因為胡惟庸的謀反案。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發。李善長雖與胡氏同鄉,且李善長弟弟李存義的兒子娶的是胡惟庸的侄女,具有姻親關係,胡惟庸仕途自得,又主如果靠李善長的引薦,但在胡案初始階段,李善長並未陷入個中。御史台缺長官,退休的李善長還一度被「拉夫」,暫時主持御史台的事務。讓人無法料想的是,到了洪武十八年,「反臣」胡惟庸的腦袋早已「遷居」多年的時刻,忽然有人跑出來,揭露李善長的弟弟李存寄父子「實為胡黨」。這個時刻,聖恩雖仍如雨露,說「免死吧」,但對李善長來說顯然已危機四伏。洪武二十三年,已經77歲的李善長修房子,向信國公湯和借士兵300人干私活,湯和沒贊成還奏了一本。該年四月,李善長又為一個犯了罪的叫丁斌的親戚求情。按照常理,這在當時本來是一件並不大的工作,可不知何故又鬧到了朱元璋那裡。皇帝命令審訊,而這個丁斌以前曾在李善長家辦事,很奇怪,他沒有就事論事,交待李丞相是如何為他請托免罪的,卻直往心驚肉跳的事上扯,即李善長家族與胡惟庸的瓜葛。明太祖先逮捕了李存寄父子,拷訊之下,總算拿到了最有「價值」的內容。
按《明史》記載,李存寄父子是這樣供認的:胡惟庸想造反,便使親家李存義去遊說李善長。李善長起先大驚,說這是滅九族的勾當啊。不久胡惟庸又派李善長的老友去勸誘,說事成之後當封其為王,善長「不許,然頗心動」。後來胡惟庸親自出馬,善長「猶不許」。過了一段,胡惟庸又讓李存義去勸告兄長,李善長歎了一口氣說:「我老了,等我死後,你們想怎麼幹就怎麼幹吧。」但僅此似乎還不足定案。很快,李善長家的幾個奴婢也紛紛告密李善長和胡惟庸的陰謀。「大逆不道」的罪名終於成立,有意思的是連老天也示意李善長該死了。《明史》上說,李善長剛剛被入罪的時刻,星相學家「言星變」,卜了一卦,說上天示意要「移大臣」。須知,因天象的異變殺人,也是中國歷史上的傳統。唐末時,一個依附軍頭的權相,就是以這種來由來清除他不愛好的20多位同僚的,結果「朝班為之一空」。現在李丞相既然也到了天厭之的份兒上,還有何說?皇帝昔時親賜的那個可以免二死的鐵券,也成了一張廢紙……
開國丞相死在了一路「謀反案」上,看似有極大的隨機性,其實不然。讀史者不應疏忽一個重要的情節:李善長雖然位極人臣,但他是早在洪武四年就主動以身體不好為由申請退休了。那時刻,李善長只有58歲,本是政壇比賽的黃金年紀,而且,所謂身體不好如此顯然是藉詞,他已經活到了77歲,若非有人不想讓他再活下去,看樣子也還能享一段榮華富貴呢。
李善長主動退出權力場的原因何在?應該只有一個,精明過人的他早已看到了危險,他在最風光的時刻就已經想到了以韜光養晦來避禍。然而,李善長固然精明,但他不知道,對他而言,這一場滅頂之災,卻注定不是他主觀上想躲就躲得以前的。
權力學的一條道理
李善長怎麼死的?
首先想到的是胡案的牽連。然而所謂胡惟庸的謀反案(詳見本刊2008年第九期《胡惟庸:是反臣,照樣棋子》一文)本來就是朱元璋一手炮製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我們現在細讀李存寄父子的供詞,頗覺有味。不能不承認,主持這個案子的是一個深文周納的「辦案高手」。假如在這個供詞中,出現的是這樣一個李善長:要謀反的胡惟庸一開始遊說他,許以利益,他就怦然心動,甚至躍躍欲試,那會給觀者如何的感到?肯定是滑稽!像李善長這樣已經獲得太多特權享盡榮華又擅長圓滑的人,在關係身家性命的問題上,哪會像一個毛孩子那樣輕率呢?於是,我們看到,供詞中的李善長是再三再四拒絕參加謀反的,只不過,這種「拒絕」顯得不太果斷和果斷,臨到最後,甚至還有一點欲拒還迎的意思。這樣一副面貌的李善長,相對而言就「可托」多了,坐以「謀反」的罪名也就不那麼讓人生疑了。
李善長絕非因胡案而死,還有一個證據。朱元璋炮製胡案,其本來目的,就是要大籌措網,勿使一個他不待見的人輕脫,假如真的查到了李善長家族與胡案的瓜葛,哪怕這種瓜葛若有若無,以朱元璋雄猜好殺的個性,他也會窮治到底,怎麼可能大發慈悲網開一面?
李善長非因胡案而死,那麼是不是死於政敵的攻訐和誣陷?不能消除這一層斟酌。李善長在明初政壇上,一向是作為淮西集團的首級而出現的。李氏家族勢力很大,同時必定也積怨很多,在其舊日同事中,肯定有因利益分配問題,對李善長恨得牙根兒直癢癢。在解決李善長案的過程中,這些人非置李氏於死地的面貌,也是裸露得相當充分的。然而在清楚明瞭這一層的同時,我們還必須清楚,以李善長的特殊身份和他在朝野積累的深摯勢力,除非皇帝忽然將風向扭轉,否則滿朝文武誰能將他扳倒呢?最初,在朱元璋、李善長君臣之間剛剛出現極微小的一點陰影時,屬於非淮西集團的楊憲等人就嗅出了點異味,輪番向李善長進攻,責備其「無宰相才」。應該說,楊憲等人的嗅覺好得出奇,可惜火候沒有把握住,以為皇帝有些嫌惡李善長就是要拋棄他了,結果畢竟沒有摸準皇帝的脈搏,最後反誤了卿卿性命。此例也足以證實,政敵的明槍和暗箭,對李善長都不會帶來致命的傷害。能夠置他於死地的,只不過是皇帝的那一念之間。
那麼朱元璋為什麼非要置李善擅長死地呢?這就要說到權力學的一條道理。根據權力學原則,最高統治者與屬下之間需要一個權力空白區,這時最高統治者在心理上才會認為安然,宋太祖趙匡胤的一句名言—「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堪稱這條道理最形象的闡釋。
「分袂我太近」,因為太近,別人總擔心你會不會隨意馬虎跨過那條太短的距離,並取而代之。所以太近則生疑,生疑則要吃人。而作為明太祖同鄉、故友、勳臣、親家的李丞相不幸就是這個離朱元璋太近的人。朱元璋的起身史,李善長最清楚;朱元璋搭建的新的政治權力結構中,李善長位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作為淮西集團首級的李善長,故舊戚黨佈滿朝堂,勢力千頭萬緒……
這樣一個李善長,能讓那個雖然在他前面,但離他只有一箭之遙的人寧神嗎?何況,這小我是朱元璋!
有人會說,李善長和那個信國公湯和一樣,不是老早就退休了嗎?他還有什麼會惹朱元璋猜疑的呢?對此,明末顧起元一言中的:「信國(湯和)之謹厚,上所信也;公之智略,上所疑也。疑而欲遠跡以自引,則益厚其疑。」顧起元的意思是,湯和這小我本來就是個忠誠人,其謙退只會讓朱元璋高興,而不會產生困惑,而李善長就不合了,他是以盤算起身的,所以他的謙退只會被認為是老謀深算者的一時韜晦之計,越這樣越讓人不寧神。顧起元分析得很對,但除此之外,我認為李善長與湯和的退休還有一個很大的差別,即湯和是一退全退,代表著他從政壇上的完全隱退,而李善長不一樣,他即使從朝堂上消失了,但其影響照樣一目瞭然的。
李善長只有不得善終而死,除非老天讓他夭折。從史籍平分析,實際上在大封功臣之前,朱元璋就已經對李善長不滿了,幾回當著大臣的面說李善長無相才,明末著名史學家史遷說得很乾脆,他斷定朱元璋即位後即開始厭惡李善長。切實其實如斯,《明史》論述朱元璋和李善長關係演變時應用的是這樣一些句子:「帝始稍厭之」,「帝銜之」,「帝怒」……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很早的時刻,在李善長家族還有著外面風光的時刻,殺機就開始在他頭頂盤旋。只不過,皇帝也是人,他在殺心盈懷的時刻,可能難免想起了昔時的患難與共,想起了這小我的各種功勞和苦勞,更可能還有很多的現實考量,畢竟殺開國第一文臣、宰相,經常會牽一髮而動全身。這也許恰是拖了這麼久,直到李善長77歲,朱元璋才下定決心的原因。虐殺的陰雲在天空幾度徘徊和猶疑,最終照樣決然下降到了人世……
《明史》為了彰李善長之罪,說「善長外寬和,內多忮刻……貴富極,意稍驕」如此,李善長性格上的這種缺陷,或許確實有,但這肯定不是他不得好死的根本原因。
李善長之所以會落得如斯悲涼的下場,只是因為他離朱元璋太近。
那麼朱元璋為什麼非要置李善擅長死地呢?這就要說到權力學的一條道理。根據權力學原則,最高統治者與屬下之間需要一個權力空白區,這時最高統治者在心理上才會認為安然,宋太祖趙匡胤的一句名言—「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堪稱這條道理最形象的闡釋。
「分袂我太近」,因為太近,別人總擔心你會不會隨意馬虎跨過那條太短的距離,並取而代之。所以太近則生疑,生疑則要吃人。而作為明太祖同鄉、故友、勳臣、親家的李丞相不幸就是這個離朱元璋太近的人。朱元璋的起身史,李善長最清楚;朱元璋搭建的新的政治權力結構中,李善長位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作為淮西集團首級的李善長,故舊戚黨佈滿朝堂,勢力千頭萬緒……
這樣一個李善長,能讓那個雖然在他前面,但離他只有一箭之遙的人寧神嗎?何況,這小我是朱元璋!
有人會說,李善長和那個信國公湯和一樣,不是老早就退休了嗎?他還有什麼會惹朱元璋猜疑的呢?對此,明末顧起元一言中的:「信國(湯和)之謹厚,上所信也;公之智略,上所疑也。疑而欲遠跡以自引,則益厚其疑。」顧起元的意思是,湯和這小我本來就是個忠誠人,其謙退只會讓朱元璋高興,而不會產生困惑,而李善長就不合了,他是以盤算起身的,所以他的謙退只會被認為是老謀深算者的一時韜晦之計,越這樣越讓人不寧神。顧起元分析得很對,但除此之外,我認為李善長與湯和的退休還有一個很大的差別,即湯和是一退全退,代表著他從政壇上的完全隱退,而李善長不一樣,他即使從朝堂上消失了,但其影響照樣一目瞭然的。
李善長只有不得善終而死,除非老天讓他夭折。從史籍平分析,實際上在大封功臣之前,朱元璋就已經對李善長不滿了,幾回當著大臣的面說李善長無相才,明末著名史學家史遷說得很乾脆,他斷定朱元璋即位後即開始厭惡李善長。切實其實如斯,《明史》論述朱元璋和李善長關係演變時應用的是這樣一些句子:「帝始稍厭之」,「帝銜之」,「帝怒」……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很早的時刻,在李善長家族還有著外面風光的時刻,殺機就開始在他頭頂盤旋。只不過,皇帝也是人,他在殺心盈懷的時刻,可能難免想起了昔時的患難與共,想起了這小我的各種功勞和苦勞,更可能還有很多的現實考量,畢竟殺開國第一文臣、宰相,經常會牽一髮而動全身。這也許恰是拖了這麼久,直到李善長77歲,朱元璋才下定決心的原因。虐殺的陰雲在天空幾度徘徊和猶疑,最終照樣決然下降到了人世……
《明史》為了彰李善長之罪,說「善長外寬和,內多忮刻……貴富極,意稍驕」如此,李善長性格上的這種缺陷,或許確實有,但這肯定不是他不得好死的根本原因。
李善長之所以會落得如斯悲涼的下場,只是因為他離朱元璋太近。
身後之公論
前面說過,李善長是淮西集團的首級,加之淮西集團在新朝利益分配中太過強橫,樹敵必不在少數。他的徹底倒台,是以便具有雙重的心理安慰感化,一是針對朱元璋的,二是針對各派系文臣的。
然而,也許因為李善長一家的死難太過慘烈,給人刺激太深,或者更因為受儒家陶冶的常識分子良知未泯,忍不住要主持公平,哪怕是面對君主的淫威,是以在李善長死後的第二年,即有人上書訴其冤。
這封替李善長申冤的奏折,據說出自著名才子解縉的手筆。最精彩的部分是以下一段:
善長與陛下齊心,出萬死以取世界,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使善長佐惟庸成,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紀而已矣,寧復有加於今日?且善長豈不知世界之弗成幸取?當元之委,欲為此者何限,莫不身為齏粉,覆宗絕祀,能保首級者幾何人哉?善長胡乃身見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
說這段文字精彩,其精彩唯在於它揭出的全是人人能夠想獲得的一點常情常理。李善長昔時冒萬死才有了後來在新朝中的地位,他已經是勳臣第一,獲得了「公」的最高爵位,兒子當了駙馬,親戚都當了大官,一個做臣子的到了這一步已是頂點。假如他像別人指控的那樣,幫助胡惟庸謀反成功,他又能到哪一步?充其量不過仍是勳臣第一,能跨越他現在已獲得的一切嗎?何況,李善長又不是小孩子,他難道不知道取世界不是一件那麼輕易的工作?元末大亂中,起來爭世界的人多了,除了您朱皇帝,不是都灰飛煙滅了嗎?這些李善長昔時都曾目睹和親歷,他怎麼可能期近將「翹辮子」的高年,卻非要去冒這種危險?
解才子真是大手筆,駁論愉快淋漓。對此,朱元璋有何反應呢?史乘上說:「太祖得書,竟亦不罪也。」
按照慣例,既是欽定的大案,是決不會容忍異議,更不用說翻案了。朱元璋此處的沉默就顯得有些意味深長。也許,是同樣處於衰朽之年的朱元璋,想起了什麼?
李善長獄案出自聖裁,而羅織最有力者則是當時的左都御史詹徽,《明史》本傳說詹徽「性險刻,李善長之死,徽有力焉」。他出任左都御史是從洪武十七年到洪武二十三年蒲月,李善長及其家口70餘人在蒲月坐誅後,六月,他就登上了左都御史兼吏部尚書的寶座,洪武二十五年加太子少保。洪武二十六年,藍玉案發,「詹徽受命鞫藍玉,玉不肯服。徽叱玉吐實,無徒連累人,玉大叫『徽即吾黨』,遂並殺徽」。《明史》下了個結論,「徽好窺上旨,終及於禍」,字裡行間居然頗有一點幸災樂禍的意思。
套用一句老話:法網恢恢,報應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