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廖仲愷案後蔣介石如何搶得先機獨攬軍權 | 陽光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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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廖仲愷案後蔣介石如何搶得先機獨攬軍權

2016年07月17日 歷史紀事 暫無評論 閱讀 121 次

  1894年以來,國民黨人之所以能夠在變幻莫測的政治風雲中時散時聚,從興中會,到同盟會,到國民黨,到中華革命黨,再到中國國民黨,一直保持著相當的政治凝聚力,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孫中山的政治威望以及將三民主義作為號召的旗幟。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統一都面臨著巨大的挑戰,而「廖案」的發生又加劇了此時國民黨內的權力結構變動。

  「廖案」前夕的蔣介石

  學界有一種看法,認為1924年孫中山任命蔣介石為黃埔軍校校長,是蔣介石「崛起」的標誌,甚至是孫中山確定蔣介石為「革命接班人」的標誌。這恐怕有「倒推」歷史之嫌。

  黃埔軍校確是蔣介石事業的奠基點,也是他後來「崛起」的重要憑借。但黃埔軍校的重要性及影響力是逐漸形成的。孫中山在世時,比較看重蔣的軍事才能,對蔣的政治能力估計不足,所以讓他專門辦軍校,而沒有讓他參與黨政要務。

  梳理一下蔣在國民黨內的地位變遷即可明瞭:中華革命黨時期,輔佐總理的核心幹部是五部部長;中國國民黨時期,1923年1月,輔佐總理的參議有21人;1923年10月,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19人;1924年1月,第一屆中央執監委員、候補委員51人——以上諸多重要職位,蔣均不在其列。1925年孫中山去世時,年僅59歲,1924年之際恐怕不曾想到自己時日無多,而急於確定「接班人」。他在世時,「革命接班人」之爭,首先在胡漢民和汪精衛之間展開。論資排輩的話,至少還有廖仲愷和許崇智在蔣之上。

  亂世政治充滿戲劇性和不可預測性,從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去世,到1926年3月20日中山艦事件,前後相距僅一年零八天。孫中山去世時,「黨內大佬」們大概都沒有料到一年之後是蔣介石掌控大局,蔣自己恐怕也不曾預想到。應該說,蔣是國民黨內的一匹黑馬。他的異軍突起,既靠謀略,也有相當的機運。

  通過「廖案」追查提升地位

  面對「廖案」這一突如其來的重大變故,當時的蘇聯顧問鮑羅廷在思慮許久之後,決定反擊右派,以確保廣州的革命事業受他直接而公開的指導。眾所周知,胡漢民與鮑羅廷的關係向來不睦,胡曾經說過:「歷來對鮑羅廷總是抱著凜然不可犯的態度,絲毫不假詞色的。」再加上胡漢民在國民黨內的「反共」傾向以及直率嚴肅的個性,使他成為鮑「必欲去之而後快」的眼中釘、肉中刺。

  據《政治委員會臨時會議記錄》(1925年8月20日)可知,「廖案」發生後,鮑羅廷提議由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三人組織特別委員會,主持緝兇事宜,並「授以政治、軍事及警察一切全權應付時局」。在此之後,鮑羅廷積極進行「擁汪排胡」運動,而蔣介石則憑借「左派將領」的美名開始躍入國民黨權力中樞。8月25日,一群士兵持槍衝進胡漢民的住所,打破了清晨的寧靜。

  胡漢民被為首的士兵質問:「你是胡毅生(胡漢民胞弟)嗎?胡毅生哪裡去了?你不是胡毅生,該是胡毅生的兄弟嗎?」胡反問道:「你是哪裡來的?幹什麼這樣凶狠?」那人回答:「我是黃埔來的。廖先生死了,還有什麼說的?」之後,便繼續翻箱倒櫃到處搜查。胡漢民被迫躲避在一戶買菜人家中,其妻慌張之下跑去汪精衛家問個究竟,汪妻陳璧君打電話詢問蔣介石。隨後,蔣派人送上通行證和一封給胡的信,內容主要是說「此事與先生無涉,僅毅生有嫌疑,故派人搜捕」。

  那麼士兵究竟為誰派來?蔣永敬在《民國胡展堂先生漢民年譜》裡說是汪精衛指派的,惟在《胡漢民自傳續篇》一文中,根據胡漢民的自述則說是蔣介石派來的,蔣介石事後又向胡解釋,那天搜捕胡的是王懋功的事,與他無關。由於王懋功當時是衛戍部的參謀長,蔣介石則是衛戍部司令,因此難辭其咎。

  亂世政治充滿戲劇性和不可預測性,從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去世,到1926年3月20日中山艦事件,前後相距僅一年零八天。孫中山去世時,「黨內大佬」們大概都沒有料到一年之後是蔣介石掌控大局,蔣自己恐怕也不曾預想到。應該說,蔣是國民黨內的一匹黑馬。他的異軍突起,既靠謀略,也有相當的機運。

  通過「廖案」追查提升地位

  面對「廖案」這一突如其來的重大變故,當時的蘇聯顧問鮑羅廷在思慮許久之後,決定反擊右派,以確保廣州的革命事業受他直接而公開的指導。眾所周知,胡漢民與鮑羅廷的關係向來不睦,胡曾經說過:「歷來對鮑羅廷總是抱著凜然不可犯的態度,絲毫不假詞色的。」再加上胡漢民在國民黨內的「反共」傾向以及直率嚴肅的個性,使他成為鮑「必欲去之而後快」的眼中釘、肉中刺。

  據《政治委員會臨時會議記錄》(1925年8月20日)可知,「廖案」發生後,鮑羅廷提議由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三人組織特別委員會,主持緝兇事宜,並「授以政治、軍事及警察一切全權應付時局」。在此之後,鮑羅廷積極進行「擁汪排胡」運動,而蔣介石則憑借「左派將領」的美名開始躍入國民黨權力中樞。8月25日,一群士兵持槍衝進胡漢民的住所,打破了清晨的寧靜。

  胡漢民被為首的士兵質問:「你是胡毅生(胡漢民胞弟)嗎?胡毅生哪裡去了?你不是胡毅生,該是胡毅生的兄弟嗎?」胡反問道:「你是哪裡來的?幹什麼這樣凶狠?」那人回答:「我是黃埔來的。廖先生死了,還有什麼說的?」之後,便繼續翻箱倒櫃到處搜查。胡漢民被迫躲避在一戶買菜人家中,其妻慌張之下跑去汪精衛家問個究竟,汪妻陳璧君打電話詢問蔣介石。隨後,蔣派人送上通行證和一封給胡的信,內容主要是說「此事與先生無涉,僅毅生有嫌疑,故派人搜捕」。

  那麼士兵究竟為誰派來?蔣永敬在《民國胡展堂先生漢民年譜》裡說是汪精衛指派的,惟在《胡漢民自傳續篇》一文中,根據胡漢民的自述則說是蔣介石派來的,蔣介石事後又向胡解釋,那天搜捕胡的是王懋功的事,與他無關。由於王懋功當時是衛戍部的參謀長,蔣介石則是衛戍部司令,因此難辭其咎。

  而後胡漢民被送到黃埔避居,過著形同軟禁的日子長達一個月之久,在這段胡自喻為「階下囚」的時間裡,汪、蔣和鮑羅廷等人都來探視過。蔣告訴胡:「鮑先生的意思,希望胡先生到俄國去一趟。……大概鮑先生還要親自來看看先生,鮑先生來過,先生就可以動身了。」鮑羅廷來了之後,果然對胡說了很多拐彎抹角的話,要胡去俄國「考察考察」,但是必須坐俄國船去,不能在上海停留,借口反動分子可能利用胡的招牌,攪出危害革命的事情來,要胡就範,接受這樣的安排。胡漢民考慮到當時廣州的複雜局面,大家尊敬鮑羅廷如神聖,徒留在廣州過著被軟禁的生活,不如出去走走,遂決定赴俄考察。啟程去國之日,胡漢民自比被逐之屈原,作「楚囚」一詩,抒發心中之感慨。

  綜上所述,在「廖案」的追查過程中,蔣介石雖不是「排胡」的主謀,但卻在這場政治角力賽中,坐收漁翁之利。胡、蔣在政治上的地位,由於「廖案」的緣故,一降一升,明顯有利於蔣日後的「崛起」。

  借「廖案」的契機獨攬軍權

  在孫中山逝世後的一年間,接連發生了廖仲愷被刺殺、胡漢民被放逐、許崇智被逼走、汪精衛被氣走等重大事件。而在「廖案」一事上,蔣介石可能是最大的受益者。

  「廖案」以前,蔣在黨內的座次最多位列第五,「廖案」之後,一躍而居第三。其次,廖氏生前是黃埔軍校黨代表,法理上與校長平起平坐,對校務有節制與監督之權。軍校的一切規則、法令、命令,均須黨代表副署才能生效。這種軍政二元首長制,對蔣的權力無疑是一種極大的牽制。

  蔣對廖的制衡,常懷不滿,日記中時有流露。如1925年5月10日:「仲愷改教導團為黨軍,余認其有意防範撤我兵權,我但望其自不叛黨而不配防範介石也。」7月23日:「與仲愷商議財政問題,……時時受人掣肘,言之淚不能止。」8月5日:「仲愷不理校款,憤甚。」8月6日:「以仲愷不負責,故憤而辭本兼各職。」廖氏被刺,對蔣而言,亦是一種解脫。從此,黃埔軍校的大權實際由蔣一人獨掌。

  當時蔣的職位,除黃埔軍校校長外,另兼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許崇智任中央軍事部部長兼粵軍總司令,是蔣介石的頂頭上司。因此,許崇智無疑是蔣通往權力巔峰的障礙。在「廖案」的調查過程中,除了發現胡毅生捲入刺殺陰謀外,許崇智屬下的粵軍將領中亦有謀反跡象。於是,9月19日蔣介石以「解決反革命各軍」為名(其時蔣兼任廣州衛戍司令),出動軍隊,宣佈廣州全市戒嚴。蔣派出的軍隊包圍了許崇智的住宅,「四面放槍」,實行武力威逼。夜10時,蔣給許崇智送去了一封長信,以勸許「不如暫離粵境,期以三月師出長江,還歸坐鎮,恢復令名」的口氣,令其立即去職。毛思誠編《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將這封信解讀為:「蓋當時公(蔣)欲出師長江,以圖本黨之發展,而許不讚其行故也。」似乎是因為許不贊成「出師長江」,才招致蔣的不滿,其實並非如此。《蔣介石年譜初稿》附有此信全文,其措辭強硬,咄咄逼人:「廖案發生,陰謀暴露,而害黨叛國者,均為吾兄所部,而吾兄不引咎自責,幡然悔悟,知人之不明,用人之不當,竟釀成此巨變慘劇,豈不可痛。」斥責許「空談革命,口是行非,信用已失,名譽掃地」。全文2000多字,字字都是逼許下台之利刃。

  許崇智當時打電話給汪精衛,詢以何故,汪即回函,大意謂:「余雖一書生,但敢信非威力所能屈。余決不因在衛戍司令威力之下,便妄贊同蔣氏此項措施。實為認定此事,非如此解決不可。」又謂:「余敢信介石對公事雖毫不假借,不講感情,但決非余不講感情之人。為先生計,為大局計,亦莫善於暫行赴滬,一任介石將此一切難題,及感情上不能解決之難題解決後,即請先生回。」汪精衛在對媒體發表的談話中,明確支持了蔣介石,說黨內、外「若因此事有不諒於介石者,余願分其謗也」。事已至此,許崇智只好卸職,在陳銘樞的「護送」下,登上了開往上海的輪船。

  如果說,胡漢民離境還披上了一層「客氣」的外衣,還給他舉辦「歡送會」的話,那麼許崇智的問題,則完全是用槍桿子解決的。逼走許崇智後,蔣在黨內的地位晉陞為第二,僅次於汪精衛,堪稱「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於是,在廣州便形成了汪精衛主黨、蔣介石領軍的權力架構。

  參考文獻

  蔣永敬:《民國胡展堂先生漢民年譜》,台北商務印書館,1987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蔣介石年譜初稿》,檔案出版社,1992

  周聿峨,陳紅民:《胡漢民》,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

  胡漢民:《胡漢民自傳續篇》,《近代史資料》,1983年第2期

  張慧瑩:《黨權與軍權之間:胡漢民與蔣中正關係的討論(1923-1936)》,博士論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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