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為了報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南京大屠殺檔案》列入世界記憶遺產名錄，日本執政的自民黨向政府提交了對該組織的制裁案。在中國人眼中，日本對於南京大屠殺申遺罕見的強硬態度令人氣憤。事實上，與今天中日兩國對於南京大屠殺問題的態度差距巨大不同，上世紀70年代，南京大屠殺一度曾是日本主流社會公認的事實。那麼，當年有良心的日本學者曾經怎樣勇敢地承認事實?如今的日本又為何會從原本正確的認識上步步退卻呢?

　　未成鐵案留隱患

　　有觀點認為，日本右翼之所以時至今日還敢於在南京大屠殺問題上翻案和挑釁，說到底其實是東京審判留下的一樁遺憾。

　　與今天大多數人的認知不同，1945年東京審判開始前，南京大屠殺不僅不為許多日本人所熟知，甚至很少被當時的中國國民政府所提及。有關日本陸軍在南京的暴行，直到東京審判時才被詳細地公之於眾。

　　對於南京大屠殺，當時的中國國民政府最初主張共造成43萬人遇害。不過，由於國民政府在審判前對於這一問題的準備並不十分充分，中方代表所列舉的證據中留下了不少漏洞(比如著名的「崇善堂問題」)，這些漏洞不僅為後來日本右翼翻案留下把柄，也使得中國後來所主張「三十萬以上」的受害者人數，自始至終沒有被法庭所採信。在最終的判決書中，遠東軍事法庭採取了折中的態度，認定：「據估計，在最初的六個星期內，南京周圍被殺害的非戰鬥人員在20萬以上，發生強姦案兩萬以上。」而與之相矛盾的是，法庭對松井石根本人的判決書則說：「數千名婦女被強姦，被殺害的人數在10萬以上。」中國國民政府當時對這個明顯的矛盾，竟然也沒有提出異議。中國後來「30萬以上受害者」的主張，從一開始就沒有被日本所接受，對於日本民眾來說更是個完全陌生的概念。可以說，中日對於南京大屠殺的認知，從那時起就產生了分歧。

　　最接近和解的年代

　　雖然東京審判為南京大屠殺日後的論爭埋下了最初的禍根，但一直到上世紀70年代，有關南京大屠殺的爭論沒有越出法庭之外，更很少進入日本公眾的討論範疇。直到上世紀70年代初，這樁舊案才因為一篇報道引爆了日本輿論界。

　　1971年，日本《朝日新聞》記者本多勝一獲准來華進行採訪報道。身為日本資深左翼記者，本多在訪華的四十多天內，先後訪問了廣州、濟南、南京、上海等地，尋訪日軍暴行的舊跡和倖存的受害人。1971年8月末起至12月，本多勝一將此行的記錄以《中國之旅》之名在《朝日新聞》連載發表，系統地向日本民眾重現了舊日本帝國在侵華時代對華的暴行。該報道登出後，曾在日本引發空前轟動。因其影響力巨大，該報道在連載結束後，在第二年以單行本的形式由朝日新聞社出版。這本書在發行後10年內就重印了26次，成為日本當時少見的長期暢銷書。

　　值得一提的是，記敘南京大屠殺的《南京》一文，最初只是《中國之旅》這個系列報道中的一篇，但卻唯獨該篇在日本引發了劇烈爭論。作者在報道中對於日軍南京暴行的嚴厲批判，刺痛了當時正在緩慢復甦中的日本右翼。1972年，日本右翼刊物《諸君!》刊發了《南京大屠殺的虛幻(まぼろし)》一文。該文被公認為是日本否認南京大屠殺論調的「開山之作」，否認南京大屠殺的「虛構派」也由該文得名。

　　諷刺的是，該文的作者鈴木明在時隔三十多年後曾經發表過一篇澄清文章，指出媒體當年對該文的解讀其實有誤，「まぼろし」一詞在日語中除了「虛構」還有「迷」的意思，他寫作該文的本意，其實是想指出南京大屠殺難以考證，而非對其進行否定。也就是說，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即便日本的右翼勢力，其實也不敢公然否定南京大屠殺，僅敢於對證據進行有限的質疑。

　　上世紀70年代日本輿論界在南京大屠殺問題上的態度，與當時一批日本左翼歷史學者的努力不無關係。早在本多訪華前，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洞富雄就曾在1967年出版的《近代戰史之謎》中專門辟出一章論述南京大屠殺事件。1972年，借日本輿論關注該問題的熱潮，洞富雄出版了《南京事件》一書，該書是被國際社會承認的第一本系統論述南京大屠殺的專著。1984年，洞富雄、籐原彰、吉田裕、笠原十九司等二十多名力圖證明南京大屠殺存在的學者、記者成立了「南京事件調查研究會」。以該協會為主軸的「大屠殺派」一度在和「虛構派」的爭論中佔了上風。這種環境的塑造，為當時正處於「蜜月期」的中日關係帶來了不小的助推。

　　西風壓倒了東風

　　然而，進入上世紀90年代以後，日本國內「大屠殺派」與「虛構派」之間的攻守之勢卻在短時間內發生了易位。2000年，「虛構派」成立了旨在否定南京大屠殺的「南京學會」。該學會的會員學者近年來在日本的各大媒體上頻繁拋頭露面，向日本民眾宣傳南京大屠殺的「非真實性」。而與之相比，曾經居於強勢地位的「大屠殺派」卻逐漸走向式微。尤其是洞富雄等老一代研究者去世後，該派別近年來甚至陷入了「無人掌旗」的困局。

　　日本學界、輿論界的這種急速轉變，不能說沒有政治干預的影子。上世紀90年代之前，執政黨的自民黨政治家很少參加有關南京大屠殺的爭論。1994年新生黨羽田孜內閣的法務大臣永野茂門首次公開發表否定南京大屠殺的言論，結果，他在就任11天之後因此言論被迫辭職。此後，不斷有日本政客不惜豁上自己的政治前程挑戰這一高壓線。而在日本長期執政的自民黨，雖然表面上並未逾矩，但卻積極與「虛構派」互通聲氣，其成立的「南京問題委員會」及參眾兩院超黨派「檢證南京事件的真實之會」，都致力於吸納「虛構派」或「中間派」的學者，「大屠殺派」在日本逐漸陷於邊緣化。

　　目前，日本學界在經歷「大屠殺派」和「虛構派」長達四十年的反覆爭奪之後都出現式微的趨勢，與之相對應的則是「中間派」的興起。「中間派」又稱「中屠殺派」或「小屠殺派」，該派別學者承認屠殺的存在，但認為「非法被殺」者的人數有待考證。這派觀點目前恰恰成為日本政府所支持的所謂「主流意見」。「中間派」的領軍人物，極受安倍政府青睞的東京大學教授秦郁彥原本是「大屠殺派」支持者，但近年來的學術觀點卻與「大屠殺派」漸行漸遠，轉而致力於證明「被害者四萬人」。秦郁彥觀點的轉變正是日本主流社會對於南京大屠殺認識的一個縮影。

　　不過，雖然在數字上一再縮水，今天的日本主流社會，依然沒有退卻到敢於否認南京大屠殺本身。按秦郁彥本人所說：「(即便是)4萬人也已經是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了。」只不過，遙想上世紀70年代前輩們的良心與勇氣，今天的日本學者實在已經退步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