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吳熊光來說，1799年2月7日可能是他一生中最詭異的日子，這一天既被稱為嘉慶四年正月初三，但同時也被稱為乾隆六十四年正月初三，老黃歷上同時印刷兩個年號，全國鑄造的錢幣也是乾隆、嘉慶各半，甚至專門記載皇帝日常生活的《起居注》，也有兩本，一本以嘉慶紀年，一本以乾隆紀年。

　　毫無疑問，在那一天之前，從作為一國之君的嘉慶皇帝到最底層的臣民，每個人都活在太上皇乾隆的長長餘蔭或是陰影之下，但究竟是這兩者中的哪一種，見仁見智。

　　在吳熊光身上，可能陰影比餘蔭更大一些，儘管他曾被太上皇特簡入值軍機處，參與樞要，但未及半年，即被乾隆的寵臣和珅排擠出京，改任直隸布政使。

　　但這一切，都將隨著這一天太陽升起的那一刻而徹底改變——1799年2月7日清晨7點，乾隆六十四年正月初三辰刻，太上皇乾隆駕崩。從此世上只有一個年號、一種錢幣、一個皇帝。

　　這天晚些時候，吳熊光趕赴宮中，向他的前主子乾隆皇帝表示最後的敬意，也因此見證了轉折時刻的來臨——他被嘉慶皇帝秘密召見，目的是詢問對一個人的看法，這個人就是在兩年前將他排擠出軍機處的乾隆寵臣、首席軍機大臣、舉國勢焰最熾的權臣和珅。

　　皇帝的問話已經體現出明確意旨：「人言和珅有歹心。」

　　這是一個信號，說明新君嘉慶已經對這位老爹寵信有加的權臣憎惡至極，歹心可不是指貪腐，而是暗忖其有謀逆之心，實乃五行山一般的罪名。然後，事情就變得很簡單了，和珅跌倒。

　　2月22日，和珅以迅雷不及掩耳盜鈴之勢被賜死在獄中。次日，皇帝宣佈和珅一案了結。

　　人死了，餘者也不搞株連，貌似案子已經結束了，但真正讓人好奇的事情才剛剛開始，和大人到底貪污了多少錢？

　　和珅跌倒，嘉慶有沒有吃飽？

　　1799年2月26日，就在皇帝宣佈和珅一案結案的三天後，直隸布政使吳熊光的一份奏折被呈遞到皇帝手中。奏折中，吳熊光對皇帝的「仁至義盡、折衷至當」表示深深的欽佩。

　　因為皇帝表示對和珅及其家人隱匿寄頓在民間的財產放過一馬，因為這些財產不會產生任何危害，但「若稍滋事，所損大矣」，要吳熊光「慎之」。

　　皇帝的大度只是表面的，實際上嘉慶皇帝一分鐘也沒放鬆過對和珅財產的覬覦。在另一份來自內務府的密奏裡，三位皇室宗親——肅親王永錫、貝勒綿懿和新任總管內務府大臣永來，將在海甸(原文如此)查抄和珅及其同黨的福長安花園財產的情況，繕寫清單供呈御覽。

　　皇帝在這份奏折上沒有任何批復，但顯然，他對這一切的處理表示很滿意。因為在同一日諭旨(當然是密旨)中，皇帝下令將「和珅、福長安花園內金銀器皿、銀錢、房間並內監交內務府入宮辦理」，而玉器、衣服、什物則「照例交崇文門分別揀選進呈」。

　　皇帝從來沒有像吳熊光奏折御批上的那樣寬容大度，他的眼睛始終盯在和珅的家產上，那麼皇帝為何對查抄和珅的家產如此傾心？難道真的是因為像後世筆記中所說的「和珅跌倒、嘉慶吃飽」？

　　從史夢蘭的《止園筆談》到薛福成的《庸盦筆記》、歐陽星的《見聞瑣錄》、無名氏的《殛珅志略》，再到徐珂的《清稗類鈔》、天台野叟的《大清見聞錄》，一份「和珅家產清單」通過這些好事文士的稗史筆記在民間流行。

　　在這份清單中，和珅沒有懸念地成為貪污之王。清單記載，和珅被抄家產共計109號，內有83號尚未估價，已估者26號，合算共計銀22389萬5160兩。按照另一本《檮杌近志》中的統計，「其家財先後抄出凡百有九號，就中估價者二十六號，已值二百二十三兆兩有奇。未估者尚八十三號，論者謂以此比例算之，又當八百兆兩有奇」，這也正是時下流傳的和珅家產達到8億兩，相當於大清國十餘年財政收入總和的來源。

　　但經常被人忽略的一點是，《檮杌近志》這本書初版於1910年，並且被收入革命黨人胡樸安的《滿清野史》當中，而胡本人很可能正是這些清單真正的作者。

　　所以對革命黨而言，這個天文數字般的貪污記錄更具革命文宣的功能：「甲午、庚子兩次償金總額，僅和珅一人之家產足以當之。」國恥與貪腐緊密相連，足以喚起民眾排滿之心。而和珅貪污8億兩的傳說，也由此擴散開來，成為今天中國歷史教科書上的不易之論。

　　那麼，和珅的家產究竟有多少？考慮到檔案缺失的緣故，這個數字至今尚難計算。一份保存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名為《和珅犯罪全案》的檔案中包含一份詳盡的《預覽抄產單》，看似可以解答這個問題，但其真實性，經過馮作哲的嚴密考證，已經被證明是道光時代的產物，錯漏百出。

　　這份所謂的「全案」，實際上恰恰是後世那些以訛傳訛的稗史筆記的源頭。所以，唯一可信的史料，就只有上諭、參與查抄臣僚的奏折和內務府的折片，而這裡面的數字加在一起，總數甚至不會超過4000萬兩白銀，更保守的估計，則指出這個數字也許僅在1000萬兩上下——這恐怕是這位貪污之王真正的極限了。

　　銀子都去哪了？進了皇帝的腰包。

　　真相誠然令人失望，但在嘉慶看來，也已經是一個令人心悸的數字了，清中葉戶部最豐裕的時候，也只有800萬兩白銀左右。考慮到當時川陝白蓮教起事，朝廷連年征剿，大筆銀兩被投入到平弭內亂的無底洞中，所以和珅的這筆查抄財產，可謂久旱逢甘露，足以為前線官兵再添助力。當然，前提是這筆錢確實被用在軍費開支上。

　　很少有人追問，這筆錢款的去向究竟在哪？很少有人注意到查抄家產的奏折中頻繁出現的「內務府」及其下屬的「廣儲司」，而這個部門恰恰是和珅查抄家產的真正去向——它們既沒有被存入國庫之中以備不時之需，也沒有成為軍費支援前線官兵，而是分類按批進入內務府的不同部門之中。

　　內務府可能是有清一代最神秘的有關部門之一，其神秘性不在於其組織結構和職官設置，這些都很容易在公開編纂發行的《大清會典》中查到。它的神秘之處在於，這是一個由政治可靠的滿人執掌的皇帝「私人錢箱」。

　　從乾隆朝以來，每年國庫都會固定向內務府劃撥60萬兩白銀用以皇室支出，但可以肯定，內務府的收入決不止於此數。

　　被嘉慶賜死的和珅就曾經主管內務府，深知個中玄機。這位善於斂財之道的臣僚在內務府總管任上頗得乾隆聖心嘉悅。

　　和珅最匪夷所思的發明是議罪銀製度，這玩意近乎於釣魚執法，皇帝在得知官員過誤後，會寄一道密諭給該官員，當官員戰戰兢兢地讀完皇帝的嚴厲申斥後，看到御批最末的「自行議罪」和「自問該當何罪」時，就明白到了該掏錢的時刻了。如果皇帝對官員的罰款滿意，就會在奏折的後面批上一個「覽」字，待官員將罰金如數交上後，這筆君臣間的交易就算圓滿完成了。這當然是一筆秘密的一錘子買賣。

　　大部分交易都會仔細記錄在一份名為《密記檔》的檔案中。有學者統計過從1749年初具雛形到1805年嘉慶皇帝廢除該制度之間的110宗罰議罪銀案例，發現最盛時恰恰是和珅當政的1778年至1795年，共計101件，其中共罰銀兩合計499.55兩，流入國家公共財政體系的，僅佔其中的29%，用於海塘河工和軍費的部分分別只佔16.2%和10.6%，而其中高達285.05萬兩，佔到總數57.1%的部分，全部作為皇室經費流入內務府和乾隆皇帝最喜好的南巡盛典之中。

　　當然，來錢最快的是抄家，每一次抄家少則數十萬兩，多則上千萬兩的收入，皇帝在對貪腐行為的龍心震怒之餘，抄家的巨額進項自然就是對他的心理安慰。

　　因此，當和珅倒台之後，他龐大的財產，無論是4000萬還是1000萬，都順理成章地落入皇帝的腰包。儘管這筆錢不像8億兩這樣數額龐大，但也相當於二十餘年的皇室固定經費。

　　皇帝為了表示自己不是好貨之主，盡力做出慷慨大方的姿態將這些昔日的贓款進行公平分配。珠寶玉器、金銀器皿、首飾、字畫、古玩、鼎彝、皮張、綢緞等都先行歸入內務府庫中。再拿出一小部分讓近支王公利益均沾，數目不會多，以免開啟奴才們的貪鄙之心。

　　至於房產，除了一部分(不到總數四分之一)給和珅之子豐紳殷德和他的妻子(皇帝的姐姐)，其他都被皇親國戚瓜分。其餘也都收歸內務府進行繼續經營。

　　對普通市民來說，他們能觸及的，除了隱匿的和珅余產之外，就只有被崇文門稅關變賣的破舊物件和戲裝。唯一的例外是從和珅府上收繳的人參，據稱有六百餘斤，由於庫房已滿，所以內務府決定將其變賣，但由於一時之間拋售大量上好人參，使整個北京奢侈品消費增長激增，導致市面上一時竟出現貨幣短缺的現象。

　　當1799年結束時，大清帝國沉浸在聖君治世的集體夢境之中，一位甫才親政的年輕君主，以「仁至義盡」的迅猛手段剷除了前朝權奸，一掃朝廷暮氣，他終於走出了自己父親的漫長陰影，志得意滿地開始了自己的全新統治。而他的臣民，毫無疑問地相信，在揪出了如此大的國奸巨蠹後，這個國家將迎來一個清正廉明的「中興時代」。但事情沒那麼簡單。

　　嘉慶、道光，中國以金融危機迎來了洋槍洋炮。

　　很多年後，當已是衰朽殘年的吳熊光回憶起自己早年經歷時，感到的更多是憂慮和不解。此時距離他陳奏處置和珅已經過去了將近三十年，在他的私人回憶錄《伊江筆錄》中，這位一生耿介的官員不無滿足地回憶起，自己當年為官理政時的機敏果敢和隨侍君側時的抗顏直諫，比如處置和珅、取消南巡。

　　但此時嘉慶時代也已經和扳倒和珅時的乾隆時代一樣，都成為過去，眼下的主子是嘉慶皇帝的繼任者道光皇帝。按理說，扳倒了一代權奸，又經歷三代君主的聖聖相因、勵精圖治，國家理應蒸蒸日上才是。

　　但環顧四周，吳熊光目之所及，卻全是一片凋零景象，銀貴錢賤的金融危機從1808年開始大舉爆發，到道光時代(1830年左右)已經氾濫成銀荒之勢。據統計，直隸京津地方1800年到1850年間白銀購買力上漲了50%，換句話說，中國的銀子總量在減少。

　　加上嘉慶、道光兩代皇帝政治上的平庸，貪官污吏橫行，各地起義不斷，這是一個被稱為「嘉道中衰」的時代。

　　吳熊光相信這是西洋狡詐夷人用含銀不足的劣質銀元大量套換中國的優質銀兩，「洋錢成色低，潮、粵民因其用便，轉將紋銀先換洋錢，甚至倒添成色，更流行江浙」，才導致這場危機到來。

　　吳熊光建議選擇廉潔通曉大體的官員任海關監督，責成其稽查洋錢，並在江浙等省傾鎔成成色上好的紋銀方准使用，以次由內地推廣至閩粵沿海，同時禁止金銀下海被洋船帶出國內，或許可以破解金融危機。

　　而近代更多學者將銀荒物價上漲歸結為鴉片的傾銷，白銀大量外流。反正不論哪種原因，都有一個國外反華勢力的身影。

　　這種做法看似相當合理，但吳熊光沒有意料到的是，從1750年開始，中國的白銀就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對外貿易中西洋流入的美洲白銀，儘管實行白銀封鎖政策在日本這樣的國家可以收得一時之效，但在一個全球逐漸被帆船連為一體的時代，這種以內部循環為主的保守經濟政策已經難以奏效。

　　而且造成中國銀荒的真正原因在於西洋革命浪潮導致美洲殖民地的銀礦產量大跌，這種銀荒是全球性，而非僅止於中國。

　　19世紀上半葉，受拉丁美洲獨立運動及氣候因素的影響，世界金銀大幅減產，19世紀20年代的白銀產量比19世紀初減少48.5%，黃金產量19世紀頭10年比18世紀50年代減少53%。直到19世紀60年代白銀生產才開始超過1781—1810年間水平，黃金產量在19世紀40年代超過了1741—1760年間水平。

　　同時代歐美4個主要國家英、美、法、德1800—1850年間同病相憐，銀子購買力漲幅在50%—100%之間。

　　當然，對於鴉片貿易對白銀外流的影響，也不是如某種民族主義遐想般準確，據弗蘭克《白銀資本》一書估計，大清帝國白銀貨幣存量為11億兩，鴉片貿易而引起的白銀外流每年在500萬兩上下，相比之下外流的銀兩真是一個很小的比例，約4.5‰。

　　從科舉出來的吳熊光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有世界的眼光，放眼整個帝國也無一人能想到他們已經進入了世界經濟的循環圈，坐上了破船。

　　和珅在位的時代，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儘管腐敗重重，但卻像貪腐一樣，是聚斂型的。和珅創造性的開源手段，此時正應當被用在解決銀荒上，但卻沒有人有膽量這樣做。

　　相反，早在1816年，嘉慶皇帝就在對外問題上為臣僚和他的繼承者做好了表率，那一年，英國使節阿美士德訪華，原計畫向清廷提出擴大貿易等要求，但嘉慶皇帝想起了乾隆時代馬戛爾尼訪華時的禮儀之爭，力持保守的官員同樣採用強硬態度，堅持要阿美士德磕頭。

　　最終，在一個深夜，就像做夢一樣，使節被叫到一間大殿裡，一位中國官員摁著他要他以頭觸地，但阿美士德拒絕了，使團連向皇帝當面表達自己意願的機會都沒有，就被驅逐出境。而在23年前，負責接待馬戛爾尼一行的和珅卻懂得靈活變通，因為他深知廣州貿易對帝國的重要，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地允許對方單膝跪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