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1917年夏，27歲的胡適從美國留學回國後，任北京大學教授。那時北大的教授可不好當，因為學生學問不下於老師者大有人在。一次，一位學生在課堂上向胡適提問，一問一答之間，胡適的汗就下來了。

　　這位學生，就是傅斯年，字孟真，是國學大師黃侃的得意弟子。胡適後來坦白地說，他當時就發現了，像傅斯年這樣的學生，國學根底比他還好。

　　民國年間，學界群星璀璨。胡適閱人無數，但其評價最高的卻是自己的學生傅斯年。傅斯年逝世後，胡適在致傅斯年夫人俞大彩的唁函中說過這樣一段話：「孟真的天才，是朋友之中最傑出的，他的記憶力最強，而不妨害他的判斷力之過人，他能做第一流的學術研究，同時又最能辦事，……我每想起國內領袖人才的缺乏，想起世界人才的缺乏，不能不想起孟真的膽大心細，能做領袖……」

　　大約兩年後，胡適在《〈傅孟真先生遺著〉序》中又說：「孟真是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記憶力最強，理解力也最強。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工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他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領袖人物。他的情感最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同時他又是最溫柔、最富於理智、最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這都是人世間最難得合併在一個人身上的才性，而我們的孟真確能一身兼有這些最難兼有的品性與才能。」「孟真離開我們已兩年了，但我們在這部遺集裡還可以深深地感覺到他的才氣縱橫，感覺到他的心思細密;感覺到他罵人的火氣，也感覺到他愛朋友，瞭解朋友，鼓勵朋友的趨勢親切……」

　　胡適在《〈傅孟真先生遺著〉序》中評價傅斯年時用「最」之多，令人咋舌。他還說過：「他這樣的人，無論在什麼地方都能發揮其領袖的才幹。他有學問，有辦事能力，有人格，有思想，有膽量;敢說話，敢說老實話，這許多才性使他到處成為有力量的人。」

傅斯年

　　五四時期的弄潮兒

　　1896年3月26日，傅斯年生於山東聊城一個沒落的名門望族，其祖先傅以漸是清朝建立後的第一個狀元，曾官至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其後，傅氏家族科考得意者不計其數，官至封疆大吏的也不乏其人。因此，傅氏有「開代文章第一家」之美譽。但是到了傅斯年這一代，傅氏家學雖然依舊淵源，但家門早顯頹勢。傅斯年在北大期間的生活費用，還是靠別人接濟的。傅斯年的國學功底是非常深厚的，在北大就讀時，頗令一些教授頭疼。據傅斯年好友羅家倫回憶，「在當時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也是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龍》卻非所長，在教室裡不免出了好些錯誤……恰好有一位姓張的同學借到那部朱教授的講義全稿，交給孟真。孟真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幾條錯誤，由全班簽名上書校長蔡先生，請求補救，書中附列這錯誤的三十幾條。蔡先生自己對於這問題是內行，看了自然明白……到了適當的時候，這門功課重新調整了。」

　　其時，胡適在北大講授中國哲學史。有不少學生認為胡適遠不如國學大師陳漢章，想把他趕走;有的學生則認為，胡適讀的書雖然沒有陳漢章多，講課卻頗有新意。傅斯年本不是哲學系的學生，但在同室顧頡剛的鼓動下去旁聽了幾次胡適的課。結果聽完之後覺得很不錯，於是傅斯年對哲學系幾位要好的同學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

　　由於傅斯年在同學中的威信，年輕的胡適才沒被學生們趕離北大講壇。後來回憶起這段日子時，胡適感慨地說：「我這個二十幾歲的留學生，在北京大學教書，面對著一班思想成熟的學生，沒有引起風波;過了十幾年以後才曉得孟真暗地裡做了我的保護人。」

　　在北大讀書期間，傅斯年最轟動的事情就是領導了1919年5月4日的愛國大遊行。當天上午13間學校籌備遊行示威的會議是傅斯年主持的。下午2點半左右開始的遊行，總指揮是傅斯年。他扛著大旗走在隊伍前列，後來也是他率領隊伍衝到趙家樓。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天他就堅決退出學生運動，回到書齋。然後他就很快出國留學，一去7年，1926年秋才回國。

　　五四時期，傅斯年還組織新潮社和辦《新潮》雜誌。胡適後來曾在《中國文藝復興運動》一文中說：「《新潮》雜誌，在內容和見解方面，都比他們的先生們辦的《新青年》還成熟得多，內容也豐富得多，見解也成熟得多。」《新潮》的編輯部，就是李大釗北大圖書館的辦公室。蔡元培批准由北大經費中每月撥3000元給《新潮》，這引起了保守派的強烈攻擊。他們通過教育總長傅增湘向蔡元培施加壓力，要他辭退兩個教員——《新青年》的旗手陳獨秀和胡適;開除兩個學生——《新潮》的主編傅斯年與編輯羅家倫。但蔡元培堅持不肯，保護了這些師生。

　　留學六年沒拿到一張文憑

　　從北大畢業後，傅斯年考取了官費留學。從1919年到1926年，他先後進入倫敦大學和柏林大學，攻讀實驗心理學、生理學、數學、物理，以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和勃朗克的量子論等等，還對比較語言學和考據學產生了深厚的興趣。為了學到更多有用的知識，傅斯年放棄了學位考試，留學六年沒拿到一張文憑，一心只追求真才實學。據趙元任夫人楊步偉在《雜憶趙家》中記述，當時的留學生大都「不務正業」，無所事事就鼓勵大家離婚，但這麼多留學生中，真正全副精力用來讀書、心無旁騖不理會男女的只有陳寅恪和傅斯年，以至於有人把他倆比作「寧國府大門口的一對石獅子」。

　　1926年冬，傅斯年學成回國。1927年春，他被聘為廣州中山大學文科主任(文學院院長)兼國文、歷史兩系系主任。傅斯年到校後，除了聘請一大批具有新思想和學有所長的教授任教之外，還特別關心學生的成長，特別強調要學以致用。他曾數次懷著一顆坦誠的心，苦口婆心地對自己的學生說，如果你希望自己將來能夠成為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你就必須具備系統的專業知識，同時還要具備很好的個性，願意與人合作，善於溝通，懂得配合，深諳團結協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對於某些人把上大學當作求職敲門磚的行為，他很是不屑，覺得這種人目光短淺，沒有夢想，特別沒出息。

　　一年後，又負責創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28年11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廣州成立，傅斯年擔任該所所長。為了更好地工作，他辭去了中山大學的所有職務。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他積極尋找品學兼優的人才，派他們去國外進修深造。此後，他擔任這個研究所的所長22年，直至離開這個世界。從1928-1937年，傅斯年領導歷史語言研究所排除阻力，對以安陽為中心的殷墟作了15次大規模的考古發掘，找到大批甲骨文和殷商文物，才為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城子崖等處的發掘，對古代中國和中國文化的研究也具有里程碑意義。

　　北京和台北的故宮博物館都藏有大量明清檔案，但很多人都不知道，這些檔案在清末曾被視為無用之物，打算付之一炬;而辛亥革命後日本的一家公司已經立約買下，打算運回日本。羅振玉、馬衡等著名學者曾為保護這一無價之寶出了大力，傅斯年建議時在國民政府擔任要職的蔡元培出錢買下這批檔案，最終避免了一大劫難，直至今天，中國史學研究仍深受其惠。但在整理這些明清檔案的過程中，傅斯年卻有一些失望。一次他在北海靜心齋對李濟說：「沒有什麼重要的發現。」李濟卻問：「什麼叫重要發現?難道說先生希望在這批檔案內找出滿清沒有入關的證據嗎?」傅斯年聽了大笑，一時傳為美談。

傅斯年

　　五四時期的弄潮兒

　　1896年3月26日，傅斯年生於山東聊城一個沒落的名門望族，其祖先傅以漸是清朝建立後的第一個狀元，曾官至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其後，傅氏家族科考得意者不計其數，官至封疆大吏的也不乏其人。因此，傅氏有「開代文章第一家」之美譽。但是到了傅斯年這一代，傅氏家學雖然依舊淵源，但家門早顯頹勢。傅斯年在北大期間的生活費用，還是靠別人接濟的。傅斯年的國學功底是非常深厚的，在北大就讀時，頗令一些教授頭疼。據傅斯年好友羅家倫回憶，「在當時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也是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龍》卻非所長，在教室裡不免出了好些錯誤……恰好有一位姓張的同學借到那部朱教授的講義全稿，交給孟真。孟真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幾條錯誤，由全班簽名上書校長蔡先生，請求補救，書中附列這錯誤的三十幾條。蔡先生自己對於這問題是內行，看了自然明白……到了適當的時候，這門功課重新調整了。」

　　其時，胡適在北大講授中國哲學史。有不少學生認為胡適遠不如國學大師陳漢章，想把他趕走;有的學生則認為，胡適讀的書雖然沒有陳漢章多，講課卻頗有新意。傅斯年本不是哲學系的學生，但在同室顧頡剛的鼓動下去旁聽了幾次胡適的課。結果聽完之後覺得很不錯，於是傅斯年對哲學系幾位要好的同學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

　　由於傅斯年在同學中的威信，年輕的胡適才沒被學生們趕離北大講壇。後來回憶起這段日子時，胡適感慨地說：「我這個二十幾歲的留學生，在北京大學教書，面對著一班思想成熟的學生，沒有引起風波;過了十幾年以後才曉得孟真暗地裡做了我的保護人。」

　　在北大讀書期間，傅斯年最轟動的事情就是領導了1919年5月4日的愛國大遊行。當天上午13間學校籌備遊行示威的會議是傅斯年主持的。下午2點半左右開始的遊行，總指揮是傅斯年。他扛著大旗走在隊伍前列，後來也是他率領隊伍衝到趙家樓。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天他就堅決退出學生運動，回到書齋。然後他就很快出國留學，一去7年，1926年秋才回國。

　　五四時期，傅斯年還組織新潮社和辦《新潮》雜誌。胡適後來曾在《中國文藝復興運動》一文中說：「《新潮》雜誌，在內容和見解方面，都比他們的先生們辦的《新青年》還成熟得多，內容也豐富得多，見解也成熟得多。」《新潮》的編輯部，就是李大釗北大圖書館的辦公室。蔡元培批准由北大經費中每月撥3000元給《新潮》，這引起了保守派的強烈攻擊。他們通過教育總長傅增湘向蔡元培施加壓力，要他辭退兩個教員——《新青年》的旗手陳獨秀和胡適;開除兩個學生——《新潮》的主編傅斯年與編輯羅家倫。但蔡元培堅持不肯，保護了這些師生。

　　留學六年沒拿到一張文憑

　　從北大畢業後，傅斯年考取了官費留學。從1919年到1926年，他先後進入倫敦大學和柏林大學，攻讀實驗心理學、生理學、數學、物理，以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和勃朗克的量子論等等，還對比較語言學和考據學產生了深厚的興趣。為了學到更多有用的知識，傅斯年放棄了學位考試，留學六年沒拿到一張文憑，一心只追求真才實學。據趙元任夫人楊步偉在《雜憶趙家》中記述，當時的留學生大都「不務正業」，無所事事就鼓勵大家離婚，但這麼多留學生中，真正全副精力用來讀書、心無旁騖不理會男女的只有陳寅恪和傅斯年，以至於有人把他倆比作「寧國府大門口的一對石獅子」。

　　1926年冬，傅斯年學成回國。1927年春，他被聘為廣州中山大學文科主任(文學院院長)兼國文、歷史兩系系主任。傅斯年到校後，除了聘請一大批具有新思想和學有所長的教授任教之外，還特別關心學生的成長，特別強調要學以致用。他曾數次懷著一顆坦誠的心，苦口婆心地對自己的學生說，如果你希望自己將來能夠成為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你就必須具備系統的專業知識，同時還要具備很好的個性，願意與人合作，善於溝通，懂得配合，深諳團結協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對於某些人把上大學當作求職敲門磚的行為，他很是不屑，覺得這種人目光短淺，沒有夢想，特別沒出息。

　　一年後，又負責創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28年11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廣州成立，傅斯年擔任該所所長。為了更好地工作，他辭去了中山大學的所有職務。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他積極尋找品學兼優的人才，派他們去國外進修深造。此後，他擔任這個研究所的所長22年，直至離開這個世界。從1928-1937年，傅斯年領導歷史語言研究所排除阻力，對以安陽為中心的殷墟作了15次大規模的考古發掘，找到大批甲骨文和殷商文物，才為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城子崖等處的發掘，對古代中國和中國文化的研究也具有里程碑意義。

　　北京和台北的故宮博物館都藏有大量明清檔案，但很多人都不知道，這些檔案在清末曾被視為無用之物，打算付之一炬;而辛亥革命後日本的一家公司已經立約買下，打算運回日本。羅振玉、馬衡等著名學者曾為保護這一無價之寶出了大力，傅斯年建議時在國民政府擔任要職的蔡元培出錢買下這批檔案，最終避免了一大劫難，直至今天，中國史學研究仍深受其惠。但在整理這些明清檔案的過程中，傅斯年卻有一些失望。一次他在北海靜心齋對李濟說：「沒有什麼重要的發現。」李濟卻問：「什麼叫重要發現?難道說先生希望在這批檔案內找出滿清沒有入關的證據嗎?」傅斯年聽了大笑，一時傳為美談。

　　炮轟兩位「皇親國戚」

　　傅斯年有著學者的錚錚鐵骨，曾炮轟孔祥熙和宋子文兩任行政院長。這兩位權貴的背景和勢力眾所周知，一個是蔣介石的連襟，一個是蔣介石的大舅子，都是「皇親國戚」。即使在國民黨的黨國軍政高層，人們也不敢「妄議」這兩位權貴。

　　據岳玉璽《國民參政會期間的兩件事》一文抄錄的兩封致蔣介石的信，他在1938年已經系統地整理了孔祥熙的罪狀和人證物證，並認為孔祥熙「身兼多職皆不能勝任」，要求罷免孔祥熙的職務。但信到蔣介石手中，都入泥牛入海。

　　後來，一件事為傅斯年的倒孔提供了新的材料。1942年，國民政府從美國貸款中提取1億美元為準備金，發行「同盟勝利美金儲蓄券」，規定20元購買1美元儲蓄券，抗戰勝利後憑券兌換美元。開始發行得並不好，但後來行情迅速看好，黑市價已經是110元兌1美元。在此情況下，孔祥熙下令停止出售美元儲蓄券，由其部屬利用職權將尚未售出的350萬美元儲蓄券按原價購進，歸入他的私囊;還有799.5萬美元的儲蓄券則由中央銀行其他人員購進私分。

　　傅斯年在參政會上向行政院院長孔祥熙發難，揭發其貪污舞弊行為。會後，蔣介石親自請他吃飯，為孔說情。席間，蔣介石問：「你信任我嗎?」傅斯年答曰：「我絕對信任。」蔣介石說：「你既然信任我，那麼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說：「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麼，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屈萬里《傅孟真先生軼事瑣記》)

　　他抓住孔祥熙貪污的劣跡窮追不捨，最後，終於把孔祥熙轟下台。

　　當時，傅斯年是中研院史語所所長、知名學者，世俗的浮名和利益應有盡有，他還是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從個人利益考慮，犯不著為此得罪最高當局蔣介石。但傅斯年就這樣做了。他這樣做，出於一種良知，出於理性的選擇。1940年，他在給胡適的信中歷數孔祥熙的腐敗行為，接著說了這樣的話：「我一讀書人，既不能上陣，則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哉?我於此事，行之至今，自思無慚於前賢典型，大難不在後來在參政會中，而在最初之一人批逆鱗也。若說有無效力，誠然可慚，然絕非無影響，去年幾幾幹掉了，因南寧一役而停頓耳，故維持之者實倭寇也。至少可以說，他以前是個taboo(禁忌)，無人敢指名，今則成一溺尿桶，人人加以觸物耳。士人之節，在中國以此維綱常者也。」(《胡適來往書信選》)

　　宋子文上台之後，傅斯年在《大公報》公開為他說過好話。但是，很快發現仍然不行。打倒一個貪官，結果又來了一個貪官。

　　傅斯年發起倒宋之戰的前夕，蔣介石於1月15日請他吃飯。傅斯年毫不客氣地對蔣介石說：「宋與國人全體為敵，此為政治主要僵局之一。」2月15日，傅斯年在《世紀評論》週刊第7期發表《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文章開篇就明確指出：「古今中外有一個公例，凡是一個朝代，一個政權，要垮台，並不由於革命的勢力，而由於他自己的崩潰!」文章從宋子文的黃金政策、工業政策、對外信用、辦事作風、文化修養和態度等五個方面對宋子文進行了評說，最後說：「我真憤慨極了，一如當年我在參政會要與孔祥熙在法院見面一樣，國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該走了，不走一切跨了。」

　　這一次，傅斯年發的是連珠炮。緊接著，他連續發表《宋子文的失敗》、《論豪門資本之必須剷除》兩篇文章，追問「自抗戰以後，所有發國難財者，究竟是那些人?」直言孔、宋代表的權貴勢力「斷送中國的經濟命脈」。在《論豪門資本之必須剷除》中，他指出中國的國家資本已被權門資本侵吞，包括鐵路、銀行、航運等在內，都被「豪門把持著，於是乎大體上在紊亂著，荒唐著，凍僵著，腐敗著。惡勢力支配，便更滋養惡勢力，豪門把持便是發展豪門。」「小官僚資本托庇於大官僚資本，大官僚資本托庇於權門資本。……無論如何是必須依靠大勢力的，尤其是豪門資本。」他認為當時的官僚資本首推孔宋二家，而兩家又有不同的特點：「孔氏有些土貨樣色，號稱他家是票號『世家』，他也有些票號味道，尤其是胡作非為之處。……這一派是雌兒雛兒一齊下手，以政治勢力，壟斷商務，

　　利則歸己，害則歸國，有時簡直是扒手。」「宋氏的作風又是一樣。……他的作風是極其蠻橫，把天下人分為兩類，非奴才即敵人。這還不必多說，問題最重要的，在他的無限制的極狂蠻的支配欲，用他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物事將來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他指出，從電廠到煤礦，說是「國營」，實為「宋營」。「古人說『化家為國』，現在是『化國為家』。」因此，他要讓宋子文走開，而且提出國家徵用孔、宋二家財產的建議，「最客氣的辦法，徵用十五年。」

　　1947年3月1日，宋子文被迫辭職，離《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發表不過半個月。

　　當時，傅斯年是中研院史語所所長、知名學者，世俗的浮名和利益應有盡有，他還是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從個人利益考慮，犯不著為此得罪最高當局蔣介石。但傅斯年就這樣做了。他這樣做，出於一種良知，出於理性的選擇。1940年，他在給胡適的信中歷數孔祥熙的腐敗行為，接著說了這樣的話：「我一讀書人，既不能上陣，則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哉?我於此事，行之至今，自思無慚於前賢典型，大難不在後來在參政會中，而在最初之一人批逆鱗也。若說有無效力，誠然可慚，然絕非無影響，去年幾幾幹掉了，因南寧一役而停頓耳，故維持之者實倭寇也。至少可以說，他以前是個taboo(禁忌)，無人敢指名，今則成一溺尿桶，人人加以觸物耳。士人之節，在中國以此維綱常者也。」(《胡適來往書信選》)

　　宋子文上台之後，傅斯年在《大公報》公開為他說過好話。但是，很快發現仍然不行。打倒一個貪官，結果又來了一個貪官。

　　傅斯年發起倒宋之戰的前夕，蔣介石於1月15日請他吃飯。傅斯年毫不客氣地對蔣介石說：「宋與國人全體為敵，此為政治主要僵局之一。」2月15日，傅斯年在《世紀評論》週刊第7期發表《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文章開篇就明確指出：「古今中外有一個公例，凡是一個朝代，一個政權，要垮台，並不由於革命的勢力，而由於他自己的崩潰!」文章從宋子文的黃金政策、工業政策、對外信用、辦事作風、文化修養和態度等五個方面對宋子文進行了評說，最後說：「我真憤慨極了，一如當年我在參政會要與孔祥熙在法院見面一樣，國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該走了，不走一切跨了。」

　　這一次，傅斯年發的是連珠炮。緊接著，他連續發表《宋子文的失敗》、《論豪門資本之必須剷除》兩篇文章，追問「自抗戰以後，所有發國難財者，究竟是那些人?」直言孔、宋代表的權貴勢力「斷送中國的經濟命脈」。在《論豪門資本之必須剷除》中，他指出中國的國家資本已被權門資本侵吞，包括鐵路、銀行、航運等在內，都被「豪門把持著，於是乎大體上在紊亂著，荒唐著，凍僵著，腐敗著。惡勢力支配，便更滋養惡勢力，豪門把持便是發展豪門。」「小官僚資本托庇於大官僚資本，大官僚資本托庇於權門資本。……無論如何是必須依靠大勢力的，尤其是豪門資本。」他認為當時的官僚資本首推孔宋二家，而兩家又有不同的特點：「孔氏有些土貨樣色，號稱他家是票號『世家』，他也有些票號味道，尤其是胡作非為之處。……這一派是雌兒雛兒一齊下手，以政治勢力，壟斷商務，

　　利則歸己，害則歸國，有時簡直是扒手。」「宋氏的作風又是一樣。……他的作風是極其蠻橫，把天下人分為兩類，非奴才即敵人。這還不必多說，問題最重要的，在他的無限制的極狂蠻的支配欲，用他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物事將來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他指出，從電廠到煤礦，說是「國營」，實為「宋營」。「古人說『化家為國』，現在是『化國為家』。」因此，他要讓宋子文走開，而且提出國家徵用孔、宋二家財產的建議，「最客氣的辦法，徵用十五年。」

　　1947年3月1日，宋子文被迫辭職，離《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發表不過半個月。

　　「漢賊不兩立」

　　1945年日本投降後，西南聯大解散並遷回平津，傅斯年任北大代理校長。

　　此時北大恢復和整頓所面臨的一大難題，就是對日本佔領北平期間任用偽北大教員的錄用問題。擔任代理校長的傅斯年即派鄭天挺去北平進行籌備。在北上途中，陳雪屏又接到國民政府教育部的命令，接受北平日偽各校的學生，辦理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傅斯年在重慶發表聲明，為保持北京大學的純潔，堅決不錄用偽北京大學的教職員。但學生經過甄別和補習，可以接受。

　　11月中旬，傅斯年到達北平，陳雪屏等人到機場迎接。傅斯年走下飛機的第一句話就是問陳雪屏與偽大學的教師有無交往，陳回答說僅限於一些必要的場合。傅斯年聽後十分不滿，強調說：「『漢賊不兩立』，連握手都不應該。」陳雪屏解釋了自己的難處，接受的學生多，北上的教師太少，根本忙不過來，只好錄用了偽校一些教授。傅斯年仍然堅持，偽校教職員要一概摒棄，堅決不予錄用。

　　傅斯年昔日的老師周作人看到報上傅斯年對記者的這番談話後，當天在日記中說是「又聞巷內驢鳴」。後來在審判周作人期間，周的老朋友、學生紛紛為他開脫求情，俞平伯還給遠在美國尚未歸國任職的胡適寫了封情詞懇切的長信，請求胡適為周說情。胡適回國後果然出具證明為周洗刷罪名。但作為學生的傅斯年卻一點不留情面，反而責怪胡適，說他「到職之後，放下北大校務盡可不管，首先第一要務，急急忙忙地替他辦證明文件」。

　　北平的偽教職人員，尤其是在補習班任教的偽教人員，聽說傅斯年堅決不錄用他們，便組成團體，四處活動，還聯合起來以罷課為要挾，並向北平行營主任李宗仁請願。還有人在報紙上發表致傅斯年的公開信，為偽教人員辯護。傅斯年毫不妥協。

　　傅斯年在聲明中強調，教師是教育人的，為人師表，更應該先正己再正人，真正做到禮儀廉恥，為學生做志節的表率。他承認由於長期戰亂，高校內缺乏師資，但是不能因缺乏師資而放棄最基本的原則。他申述說：「人才缺乏是事實，從別的方面考慮徵用未嘗不可，但學校是陶冶培植後一代青年的地方，必須要能首先正是非，辨忠奸。否則下一代的青年不知所取，今天負教育責任的人，豈不都成了國家的罪人?」

台灣大學傅斯年墓園

　　12月下旬，傅斯年回到重慶後，北平教育界偽教人員又派代表到重慶活動，其中有一位在北大時與傅斯年交誼甚深的教授容庚，找到傅斯年欲當面理論時，傅斯年拍案而起，指著容庚的鼻子大罵：「你這個民族敗類，無恥漢奸，快滾，快滾，不用見我!」當場命人將容庚架了出去。第二天，《新民報》登載此事，標題曰《傅孟真拍案大罵文化漢奸，聲震屋瓦》。後來，容再度拜訪，表示要謝罪改過，重新做人，傅斯年才勉強作了接見，但仍不允其到北大任教。灰頭土臉的容庚只好托要宗仁的關係準備到廣西大學任教，後未成行，轉聘於嶺南大學，終其一生，再也沒能邁進北大的門檻。

　　拒絕三民主義進台大

　　1949年1月，傅斯年帶著歷史語言研究所遷至台灣。告別大陸時，傅斯年心情很複雜，他曾反覆吟誦陶淵明的一首詩：「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采。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

　　到了台灣，傅斯年兼任了台灣大學校長。為維護學術自由，保證大學的獨立性，他明確拒絕三民主義進學校。此外，他還提倡簡樸的學風，鼓勵兼容並包。有些人撰文攻擊台灣大學優容共產黨，說台大的某些教師是「共產黨分子或親共分子」，傅斯年兩次在報上著文反駁，義正辭嚴地說：「學校不兼警察任務」，「我不是警察，也不兼辦特工。」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突發腦溢血身亡，年僅55歲。今日台大的「傅鍾」，就是為了紀念台大第四任校長傅斯年而命名的。這口鍾上下課時都會敲響，每次都響21聲。究其來源，是因為老校長傅斯年說過：「一天只有21小時，剩下3小時是用來沉思的。」(劉繼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