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病夫」即「東亞病夫」的別稱，其他稱謂尚有「遠東病夫」、「亞洲病夫」、「亞東病夫」等，只是極少提及，與前二者不可相提並論。目前人們對「東亞病夫」多有關注，至於在近代頗為風行的「東方病夫」，則漸漸被「東亞病夫」所取代，湮沒不聞。那麼，「東方病夫」在近代的流行狀況如何?它又是因何為「東亞病夫」所取代?

　　清末民初：「東方病夫」廣泛存在

　　依據目前史料記載，較早提及中國是「病夫」的是1876年1月4日《申報》所述，中國「如土耳其國，早已素稱病人」。至於「東方病夫」一詞的正式使用，學術界通行的看法是：1896年，英國《倫敦學校歲報》發表專文評述中日甲午戰爭，稱：「夫中國--- 東方之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該文於1896年10月17日由《字林西報》轉載，11月1日梁啟超主編的《時務報》轉載了中文譯文(梁啟超翻譯)。

　　之後「東方病夫」問題引發輿論界的較多關注。1901年《國民報》第3期載文《東方病人》，1903年《萬國公報》第174期載文《東方病夫之伴侶》，同年秋陳天華撰文《警世鍾》，1904年8月31日孫中山之文《支那問題真解》，1907年《中國新女界雜誌》第2期所載文以及詩人林棟詩《寄題劉聘臣明府耐廬》等，都提到中國是「東方病夫」。如陳天華在《警世鍾》一文中激情吶喊：「恥呀!恥呀!恥呀!你看堂堂中國，豈不是自古到今四夷小國所稱為天朝大國嗎?為什麼到如今，由頭等國降為第四等國呀?外國人不罵為東方病夫，就罵為野蠻賤種。中國人到了外洋，連牛馬也比不上。」

　　上述之外，近代中國第一大報《申報》在1905年2月25日，1906年2月20日、3月11日、9月20日，1907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4日，6次將「東方病夫」與中國關聯起來。其中1906年3月11日《黃醫士一百零五日剋煙纖丸淺近說》、1908年11月4日《鐵世界》，乃藥品廣告，其影響可以想見。

　　上述之外，近代中國第一大報《申報》在1905年2月25日，1906年2月20日、3月11日、9月20日，1907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4日，6次將「東方病夫」與中國關聯起來。其中1906年3月11日《黃醫士一百零五日剋煙纖丸淺近說》、1908年11月4日《鐵世界》，乃藥品廣告，其影響可以想見。

　　到了民國時期，文獻材料中亦多有「東方病夫」的記載。1912年《易俗伶學社緣起》一文，1915年5月《雙星雜誌》第3期刊登李涵秋的小說《愛國丐》，1916年9月1日《新青年》2卷1號發表陳獨秀之文《新青年》，1924年3月9日瞿秋白在《民國日報·追悼列寧大會特刊》上所發表《歷史的工具--- 列寧》一文，1928年《圖畫京報》載文《怎樣才能滌此「東方病夫」之誚》等，接連提及「東方病夫」。如《愛國女學校年刊》第1期上刊登該校文科三年級學生徐如玉之文《組織運動會之起因及今後應持之態度》，文章開頭說：「我國弱國也，東方病夫之稱，久已聞於全球」。「久已聞於全球」一語，道破了「東方病夫」廣泛存在。再以《申報》為例，在1912-1931年間，提及「東方病夫」達83次。總之，清末民國時期「東方病夫」廣為述及。

　　民國中後期：「東亞病夫」取代「東方病夫」

      我們在看到「東方病夫」風行的同時，萬不可忽視更為廣泛存在的「東亞病夫」。以《申報》為例，提及「東亞病夫」共計311次，其中有20次指的是《孽海花》的作者曾樸(筆名「東亞病夫」)，予以剔除，剩餘291次。而《申報》提及「遠東病夫」的只有10次，其他的還有「亞洲病夫」2次，「亞東病夫」1次。

　　總體來看，「東亞病夫」與「東方病夫」比之其他稱謂，存在得更為廣泛。單就二者而論，在1920年代末以前，準確地說，是以1927年為界，「東亞病夫」為39次，「東方病夫」則為48次，之後則天壤有別，「東亞病夫」遠遠超過了「東方病夫」。那麼，是什麼原因造成了這種變化?這與土耳其及其凱末爾改革有關。西方最早稱土耳其為「東方病夫」，1909年3月24日《申報》所載《論日土外交之起點》，《時兆月報》1919年第10期所載《東方病夫之問題》，均提及西方稱土耳其為「東方病夫」，1942年出版的、法國人德比臘兒所著的《今世歐洲外交史》(下卷)述及「一八七五年之土耳其」時道：「東方病夫之土耳其，近頃益見危篤。」於此可知，「東方病夫」在近代，不僅僅指中國，也包括土耳其。不過，這種情形在1920年代發生了突變，起因在於凱末爾改革。

　　「現代土耳其之父」凱末爾在1923-1938年間擔任土耳其共和國的總統，他力行改革，在各方面試圖使土耳其走向西方、走向現代，也確實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目標。經過他的努力，土耳其擺脫了內部和外來的束縛，開始向工業化、現代化邁進。凱末爾改革不僅提升了土耳其的國力，而且導致同為「東方病夫」的我國對之刮目相看，這可從《申報》中所載國人的認知中洞悉端倪。1930年7月14日《申報》載文《土耳其新文學》曰：「預料新字的施行，必然重新整理土耳其東方病夫的頹習，為她的將來引出一條光明的坦道。」對土耳其的未來，可謂信心滿滿。

　   1935年4月9日《申報》載文《賀公使明日啟程赴任昨晚招待報界話別》道：前不久列強還把土耳其看作病夫，欺凌他、剝削他還不夠，千方百計的想分奪他的產業，歐戰後，土耳其所處的地位，比我國今日還要危險十倍，但是經過數年奮鬥和努力之後，氣像一新，他在國際政治舞台上與列強分庭抗禮，列強對他，亦不得不另眼相看了。1938年11月12日《申報》載文《兩個東亞的醫師》，如是寫道：在東亞有兩個病夫，一是被稱為「遠東病夫」的中國，一是被稱為「近東病夫」的土耳其。同時在東亞也出了兩個醫師，一是孫中山先生，他來醫中國的病，不幸中途故世，只留著一張藥方教他的門生繼續調護;一是凱末爾，他來醫土耳其的病，經過了他明快的手術，不但恢復了健康，而且轉成了強壯!凱末爾經過幾年來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革新建設，使那被稱為病夫的土耳其，成了一個現代式的新興國家!

　　總之，凱末爾改革直接導致國人認為土耳其脫去了「東方病夫」的帽子，從而更多地以「東亞病夫」與中國相聯繫。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在1920年代之前，「東亞」更多的是指東方亞洲，而非與西亞相對應的東部亞洲，今天我們理解的「東亞」是亞洲的局部，而在清末民初則是整個亞洲。1949年後，「東亞病夫」取代「東方病夫」，佔據了統治地位。以《人民日報》為例，依據北京人民數據庫全文檢索統計，提及「東亞病夫」的有388條，而提及「東方病夫」的只有4條。總之，1949年後「東方病夫」幾乎被遺忘，漸漸成為一個歷史名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