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高帝和明太祖，是國史上出身平民而貴為天子的「絕代雙驕」，兩人有許多相似的地方，最肖的則是對功臣痛下殺手。漢高帝殺韓信，殺彭越，殺黥布，囚樊噲，走盧綰，將漢初分封的異姓王趕盡殺絕——僅餘偏處一隅的長沙王吳芮能夠善終。這是漢代屠戮功臣的大概，不贅言;唯要說明一點，那就是被殺被逐諸人都有點冤。

　　將明與漢試作比較，有兩點不同：一是明初的屠殺規模，遠邁漢代;二是朱元璋的殺人手段，遠較劉邦高明。然而，規模大手段高，只是事情的表象。為什麼要殺人?殺人能解決什麼問題?是不是非殺人不可?只有回答了這些問題，才能明白屠殺功臣到底具有何種意義，才能從籠罩著殺氣的「相斫書」中發現傳統政治的真相。不能離事而言理，先簡略介紹有關的史事。

　　明代以前的君主制，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宰相協助皇帝處置國事。各個時期，宰相的名稱或不相同，人數或不固定，職權也有變化，然作為官僚集團的領袖，作為對君權的制衡力量，宰相制無疑是傳統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在開國初期，殘破之餘，萬事待理，宰相的作用更不可忽視。朱元璋不會不明白這個道理，因此，早在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他剛稱號為「吳王」的時候，便設立了左、右相國。此後，直到明洪武十三年(1380)，李善長、徐達、汪廣洋和胡惟庸四人先後拜相。看來，朱元璋對宰相制度並無成見，樂以沿用。

　　但是，惟庸這個人或許天生反骨，在相位上毫不安分。據《明史》本傳，惟庸於官吏之「生殺黜陟」，有時「不奏徑行」;這是專擅行政、司法之權，也許有點過分，但行政、司法本由宰相統領，偶有過分的地方，究竟不算大錯。讓元璋惱火的，則是他隱瞞不利於己的報告，不讓皇帝看到;至於收受賄賂，提拔私人，與此相較還算小過。惟庸終至乎惹上殺身之禍，則因他與仕途受挫的陸仲亨、費聚等人深相結納，聳使李善長、陳寧、毛驤、李存義、林賢、塗節等文官武將，在國內組成反帝集團，對外則聯絡蒙古、日本，意圖不軌;孰料明太祖「天縱英明」，洞燭其奸，乃先發制人，將「胡黨」一網打盡。因牽及此案被殺者共計三萬餘人，其中，封侯者二十餘人，五品以上大員不勝其數，為兩千年君主制史上罕見的「大清洗」。此即正史所敘「胡惟庸案」。

　　但是，惟庸這個人或許天生反骨，在相位上毫不安分。據《明史》本傳，惟庸於官吏之「生殺黜陟」，有時「不奏徑行」;這是專擅行政、司法之權，也許有點過分，但行政、司法本由宰相統領，偶有過分的地方，究竟不算大錯。讓元璋惱火的，則是他隱瞞不利於己的報告，不讓皇帝看到;至於收受賄賂，提拔私人，與此相較還算小過。惟庸終至乎惹上殺身之禍，則因他與仕途受挫的陸仲亨、費聚等人深相結納，聳使李善長、陳寧、毛驤、李存義、林賢、塗節等文官武將，在國內組成反帝集團，對外則聯絡蒙古、日本，意圖不軌;孰料明太祖「天縱英明」，洞燭其奸，乃先發制人，將「胡黨」一網打盡。因牽及此案被殺者共計三萬餘人，其中，封侯者二十餘人，五品以上大員不勝其數，為兩千年君主制史上罕見的「大清洗」。此即正史所敘「胡惟庸案」。

　　然而，掩卷而思，不能無疑。劉基(伯溫)暴斃於洪武八年，《明史》說是惟庸下毒;而惟庸被誅已在四年之後。此事可疑，但且按下不表，先說更可疑的。惟庸投奔元璋麾下在至元十五年，拜相在洪武三年，擅權始於洪武六年(右相汪廣洋被黜，惟庸成為「獨相」)，至其被誅則已在六年之後。如此，若說元璋不知惟庸是個「奸臣」，難以置信。因為，朱元璋不可能花20年的時間才認清惟庸的真面目。否則，元璋哪有資格開創一個時代?那麼，此處亦可疑。更令人起疑的是，惟庸於洪武十二年被逮入獄，罪名並不是謀反，而是因為刑事案件(怒殺家僕)和行政上的誤(將罪婦分配給文臣為妾)。蹊蹺的是，入獄後，突然有人出來指控他謀反，惟庸遂以此論死。更有意思的是，直到砍了他的頭，也還是「反狀猶未盡露」。要等到10年之後，因審訊其他罪案，有了意外收穫，才得以「大著」他的「逆謀」，才開始執行連帶的清洗。試問，如此重大的案件，是不是辦得太具戲劇色彩了?莫非現實中的帝王將相，真跟戲台上的生旦淨丑一樣，唱的是「同一首歌」?

　　讀史有疑，不能不再三思。凡為開創之主(或曰凡能集合一批人幹大事業的人)，理應具有一種特別的才能，那就是能夠最迅速最透徹發現人性的弱點;還應有一種與之相輔的高明手段，那就是最大限度利用人性的弱點。曹操有兩句名言，一句是「舉才，勿拘於品行」，說的是，不求你品行不污、天性無缺，不怕你好名、貪利、沉迷於醇酒婦人，只要你有濟物應世的本事，我就敢用，我就不愁找不到用你的方法。第二句是，「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這個「御之」之「道」，沒什麼玄虛，不過是用人方法，亦即前述之高明手段。譬如，好名的輕利，重利則不恤於名，敢作風流鬼的也不怕馬革裹屍還，那麼，分別委諸諷諫、徵稅和治軍之事，或能大收其效。至於好名太過，乃至苛責帝王;搜括務盡，以致戕害民生;攻取戰勝後縱兵淫掠，不免有損於軍紀，這都不算大問題。因為，「吾任天下之智、力」，意謂解釋、裁判與賞罰之權——三者是權力的最高級形式——盡在掌握，只須折衝權衡，損有餘，補不足，就沒有辦不妥的事，搞不定的人。因此，可以說，觀察人性的弱點，可謂「知人」;利用人性的弱點，堪稱「善任」。斯二者，元璋無疑兼有之。元璋既能欣賞惟庸的便給任事之才，也必察覺他專寵恃才的弱點。但是，用他幹什麼，用他到什麼時候，這才真正體現元璋的手段。

　　國家草創，外患略盡，而內憂方起。試想，與元璋一起打天下的人，自覺彼此出身差不多，才能差不多，付出的血汗也差不多，從前呼兄道弟，好不親熱，轉眼之間，你是九五之尊，我卻要北面稱臣，觸景生情，百感交並，心內自會生出幾句不堪也不敢向外人道的說話。話憋久了，就會病;病重了，就成狂;狂不可遏，則覬覦帝座之心油然生矣。這套邏輯不一定對每個功臣都產生效力，但只要有一個人這樣想，元璋就會感覺不踏實。怎麼讓這個人自己蹦出來呢?此題極難解，或曰無解。因為，若不公然反叛，誰也找不出這個人。難道等這個人主動現身再對付他?然而一旦這個人明昭大號起而造反，元璋大半已經對付不了他。於是，為了不致出現被動局面，只好「有殺錯，冇放過」，元璋不得不假定所有功臣都要篡位。但是，也不能對著功臣簿一通亂殺，要講次序;講次序，自然先殺「名列前茅」的。劉基與徐達，一文一武，功勳卓著，名次最前，殺之必不謬。只是，這兩人根正苗紅，只要其人不首先造反，絕不可能找到理由殺他們。怎麼辦?借刀殺人。

　　且讀《明史》。惟庸嘗誘使徐達家人福壽誣告徐達，孰知福壽不吃他這一套，反而舉報他。中傷元勳，是多麼嚴重的事情，但書上說徐達知而「不問」，元璋亦未對此表態，遂不了了之。洪武八年，劉基病，惟庸請了醫生去看他，劉基遵囑服藥，旋即暴斃。也不見元璋追究，惟庸照樣做宰相。這算借刀殺人麼?惜不能起元璋於地下問他的口供。然徐、劉經此一遭，一廢一死，俱不足以威脅帝座，可以說，以惟庸為刀震懾甚而殺害功臣的客觀效果達到了。首功既不足為患，接下來要剷除的就是其他功臣。只是打擊面太大，單靠惟庸去聯繫家丁、配製毒藥，效率不高，能用的招就只有以點帶面，大興冤獄了。這也是借刀殺人。不過與前有別的是，這一回用完刀，得把它熔了;套用今語，可說惟庸過了保質期。於是，「胡惟庸案」發生了。當然，功臣如草薺，一撥割不乾淨。12年後，元璋抓著涼國公藍玉的毛病，借題發揮，再辦一回大案，牽連入案者，「族誅萬五千人」。於是，「元功宿將相繼盡矣」。

　　回過頭，再問為什麼殺人、殺人解決什麼問題，吾人或可從容作答。但是，殺功臣是否必然之事，容有疑惑。愚慮有得，試為進一解，其詞曰：在君主制下，特別是在開國之君出身平民，全無體制慣性思維亦不借舊體制絲毫助力，一心只要推倒舊君，自我作古，不恤其他的情況下，兔死狗烹是必然之理。此不取決於殺人者之品性，而是環境逼使他非如此不可。這是人的天性。天命之謂性，無善無惡，不必也不能用後天的道德條例去評價。若僅作為讀史者，僅作為戲院的觀眾，益智開心以外，似毋庸牽動別樣的情緒。痛恨他，憐惜他，為之哭笑，為之贊詈，都只應了那句俗諺：唱戲的是瘋子，看戲的是傻子。不瘋不傻，老實做人，這才是吾人的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