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容其人

     早年經歷

　　郭布羅·婉容，達斡爾族，旗籍滿洲正白旗，1906年11月13日出生於內務府大臣榮源府內。婉容的父親郭布羅·榮源，是位開明人士，時任內務府大臣，一向主張男女平等，認為女孩子應該和男孩子同樣接受教育。

　　除了教她讀書習字、彈琴繪畫，還特意聘請了於中國出生的美國人任薩姆女士(Miss Isabel Ingram)為英語老師。 婉容作為一個達斡爾族旗人家的小姐，優裕富足的生活環境、顯赫的家族地位、民族文化及傳統文化的教育都對她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婉容的生母愛新覺羅氏是定郡王溥煦的孫女、毓長的第四女，人稱「四格格」，在生下婉容時因產褥熱而故。

　　婉容的後母恆香(字「仲馨」，後改名「金仲馨」)，同樣也是定郡王溥煦的孫女、毓朗的第二女，人稱「二格格」，對婉容一生的影響極為深刻。 恆香對婉容不但細心照料，甚至是寵愛備至，母女相處非常和睦。家中其它成員還有長婉容兩歲的同母哥哥潤良(娶溥儀大妹韞英)，小她六歲的異母弟弟潤麒(娶溥儀三妹韞穎)。婉容的家住北京東城區地安門外大街帽兒胡同。

　　嫁予溥儀

　　1922年，已滿16歲的婉容因其不僅容貌端莊秀美、清新脫俗，且琴棋書畫無所不通而在貴族中聞名遐邇。同年，被選入宮，成為清朝史上最後一位皇后。

　　然而婉容的當選並不是因為她的美麗與多才，而是在瑾皇貴妃(端康皇貴妃)的堅持下，溥儀才勉強圈點的。因為皇帝溥儀第一個圈中者為文繡而非婉容，但文繡長相平平，當時十七歲的婉容卻出落得美麗高貴，而且她的家世顯赫，最後溥儀還是選了婉容當皇后。而文繡既被皇帝圈上了，也不能再嫁別的人，於是成為了妃子。1911年，中國延續了2000多年的帝制結束，國家從君主制走向共和。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給予清室的優待條件是「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尊號仍存不廢，中華民國以各外國君主之禮相待。」為此，遜帝溥儀的婚禮還是完全照搬皇帝大婚的禮儀，民國政府特准皇后的「鳳輿」從東華門抬進紫禁城的後半部。1922年11月30日，婉容成為名義上的皇后。

　　婉容出身滿州旗人，知書識禮，也寫得一手不錯的詩詞。她跟溥儀的書信有很多都是用英文寫的，署名「伊麗莎白」。溥儀在她初進宮時十分寵愛她，為她聘請過英文老師。婉容相貌嬌美、談吐文雅、舉止端莊、儀態不凡、內剛外柔並富有善心，她是一位兼收中西方文化優勢於一身的貴婦。但由於溥儀身體原因，兩人婚後一直無子。

　　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11月5日，溥儀被驅逐出紫禁城，婉容也隨之離宮。隨溥儀前往天津居住後，婉容對鴉片成癮。出宮後的婉容精神煥發，她一改宮中的裝束，換上了時裝旗袍和高跟皮鞋，還燙了頭髮，成為租界中的「摩登女性」。對她吸引力最大的則莫過於到各大百貨公司購物，反正有溥儀付錢，她可以無所顧忌地大肆揮霍，有用的沒用的看中了就必須買回來，導致後來發展成婉容和文繡之間爭寵的手段。

　　隨著時間的推移，溥儀性格上的弱點逐漸暴露出來了，而他生理上的缺陷最終更是導致了文繡提出離婚。可是溥儀卻把這場給他帶來奇恥大辱的「刀妃革命」的所有過失都推到了婉容的身上。

　　1922年，溥儀大婚，17歲的婉容因其容貌端莊秀美、清新脫俗而被採選入宮，成為清朝史上最後一位皇后。但她不能與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皇后相比，因為她是給一個末代遜帝做皇后，她僅擁有皇后的名義，而無皇后之實。

　　所以婉容的入宮正是她不幸命運的開始。但與這種離群索居，與世隔絕的宮廷生活相比，時代的風雲激盪著舊時的社會秩序，她在心靈上始終獲得不了自我解放，甚至於心甘情願地套上精神束縛的枷鎖，這就使她的一生極富變化和戲劇性，同時也使她的人性開始了異化，她內心漂泊的痛苦和人格的不自由，讓她痛不欲生，她唯一的解脫就是自甘墮落，自我毀滅，直至離世。

　　婉容與溥儀同庚，嫁時年方17歲，正當美好的青春年華。婉容是時尚、時髦和多情的，也確實給了溥儀很多柔情，而她的飽學多識，更使溥儀視之為知己。婉容在宮中引進了許多社會上的各種新鮮玩意兒，如外國電影，單車，照相機等。但溥儀的心思全不在此，他的觀念早已形成，在眾多遺老遺少和宮廷大臣的慫恿下，溥儀一心一意要恢復祖業，時刻想著復辟。

　　竟至於在新婚之夜，離開洞房，獨自一人跑到養心殿，而把婉容孤單的丟在洞房裡。由此可見，溥儀這個人的怪異行為與漠視他人的冷酷心理。他一心想的只是：復辟。如果不是革命，他就可以親政了。當然，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溥儀的本身功能有問題，他害怕夜晚，害怕面對如仙女臨閣一樣的新婚妻子。他不知道該怎樣保持自己男子漢的尊嚴，特別是在女人面前。

　　所以躲避靜思成了最好的借口。婉容與溥儀雖然在表面上看還算歡愉融洽，但實際上從他們建立夫妻關係開始就潛伏著危機。所以婉容很快就變得鬱鬱寡歡了。而時局的動盪與溥儀內心深處的極端自私、多疑，又讓她的失望漸漸加重。因此，婉容在歷史上的地位是非常微弱和尷尬的，是最不幸的皇后。

　　1931年11月，溥儀在日本人的誘騙和策劃下，獨自一人秘密離津，逃往東北。溥儀拋棄了婉容，這深深地傷害了她。她曾經兩次試圖逃出這座陰森恐怖的皇宮，但她兩次托人，兩次都被人出賣，她徹底絕望了。婉容在偽滿皇宮裡越來越不如意，她與溥儀的感情幾近於零，行動又受到日本人的嚴密監視和限制，這一切使婉容的身體和精神處於崩潰的邊緣。

　　而溥儀作為日本人的兒皇帝，稍有不慎即遭到"御用掛"吉岡安植的訓斥，溥儀就把火發在婉容身上，婉容為此常遭溥儀的暴打。於是婉容越來越放縱自己，她狂躁易怒，嗜毒成癮。婉容就是在此精神空虛、生活狀態惡劣的情況下，投入到了侍衛李越亭的懷抱中，並懷孕生子。或許婉容想以此作為對溥儀的報復，只要能使溥儀激怒，並沒有想到後果，正像她吸毒一樣。

　　這件宮廷"穢聞"，使溥儀怒不可遏。他變得易怒而暴躁。孩子生下後，他將無辜的孩子憤怒的投入火爐，活活燒死。將29歲的婉容打入冷宮，永不饒恕，直到40歲去世。他要把婉容折磨得人不如鬼，似乎才解氣。經過這一次的沉重打擊，婉容的精神又一次遭到重創，徹底地崩潰了。

　　婉容被關在屋子裡與外界隔離起來。僅僅兩年時間，昔日寂寞宮花似的嬌美恬靜的美人，竟變成了一個形如槁木的精神病人。她已經不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緒，甚至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行為能力了，整天喜怒無常。唯有一個習慣還保留著，就是每天瘋狂的吸食鴉片，一直吸到兩腿發軟為止。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維持了13年零5個月的偽滿洲國也像枯木一般倒下了，婉容名義上的皇后也當到了盡頭。婉容死後，無棺材，無花圈，無親屬相伴，更無追悼會，亦未立碑，起一墳頭，日久而被風吹平了。一代皇后，就以這樣的方式消失在天地之間。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維持了13年零5個月的偽滿洲國也像枯木一般倒下了，婉容名義上的皇后也當到了盡頭。婉容死後，無棺材，無花圈，無親屬相伴，更無追悼會，亦未立碑，起一墳頭，日久而被風吹平了。一代皇后，就以這樣的方式消失在天地之間。婉容的一生，看似輝煌，實在她的內心淒苦!她是一個時代最後的女人。婉容的悲劇，自她被選為皇后就開始了，她決定不了自己的行動，更決定不了自己的命運。

　　在那個特定的時代和惡劣的環境中，精神極度苦悶，因此自暴自棄，自我毀滅，而陷入更大的絕望，最後導致精神分裂。婉容是有史以來最為不幸的一位皇后，她的一生是難以避免的悲劇的一生，是人性的弱點和女人的虛榮將她推向了歷史的深淵，她是中國社會最後時代皇權的祭品，從這一意義上說，她又是歷史的犧牲品。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維持了13年零5個月的偽滿洲國也像枯木一般倒下了，婉容名義上的皇后也當到了盡頭。婉容死後，無棺材，無花圈，無親屬相伴，更無追悼會，亦未立碑，起一墳頭，日久而被風吹平了。一代皇后，就以這樣的方式消失在天地之間。婉容的一生，看似輝煌，實在她的內心淒苦!她是一個時代最後的女人。婉容的悲劇，自她被選為皇后就開始了，她決定不了自己的行動，更決定不了自己的命運。

　　在那個特定的時代和惡劣的環境中，精神極度苦悶，因此自暴自棄，自我毀滅，而陷入更大的絕望，最後導致精神分裂。婉容是有史以來最為不幸的一位皇后，她的一生是難以避免的悲劇的一生，是人性的弱點和女人的虛榮將她推向了歷史的深淵，她是中國社會最後時代皇權的祭品，從這一意義上說，她又是歷史的犧牲品。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維持了13年零5個月的偽滿洲國也像枯木一般倒下了，婉容名義上的皇后也當到了盡頭。婉容死後，無棺材，無花圈，無親屬相伴，更無追悼會，亦未立碑，起一墳頭，日久而被風吹平了。一代皇后，就以這樣的方式消失在天地之間。婉容的一生，看似輝煌，實在她的內心淒苦!她是一個時代最後的女人。婉容的悲劇，自她被選為皇后就開始了，她決定不了自己的行動，更決定不了自己的命運。

　　在那個特定的時代和惡劣的環境中，精神極度苦悶，因此自暴自棄，自我毀滅，而陷入更大的絕望，最後導致精神分裂。婉容是有史以來最為不幸的一位皇后，她的一生是難以避免的悲劇的一生，是人性的弱點和女人的虛榮將她推向了歷史的深淵，她是中國社會最後時代皇權的祭品，從這一意義上說，她又是歷史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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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摘自 《末代皇帝溥儀自傳》 作者：愛新覺羅·溥儀 出版社：群眾出版社

　　我先後有過四個妻子，按當時的說法，就是一個皇后，一個妃，兩個貴人。如果從實質上說，她們誰也不是我的妻子，我根本就沒有一個妻子，我有的只是擺設，為了解決不同問題的擺設。雖然她們每人的具體遭遇不同，她們都是同一個制度的犧牲品。

　　在很長時期內受到我冷淡以及惱恨的婉容，她的經歷也許是最使現代新中國的青年不能理解的。她如果不是在自己的家庭一出生時就被決定了後來的命運，也是從一結婚就被安排好了下場。我後來常想，她如果在天津時能像文繡那樣和我離了婚，很可能不會有那樣的結局。當然，她畢竟和文繡不同。文繡的思想裡，有一個比封建的身份和禮教更被看重的東西，這就是要求自由，要求有一個普通人的家庭生活的思想。而婉容的思想裡，她更看重了「皇后」的身份，她寧願做個掛名的妻子，也不肯丟掉「皇后」的身份。即使她忽然想開了，也起了離婚的念頭，她的處境也和文繡不同，文繡從親友中還能找到一些支持的力量，而婉容的父親、兄長、師傅都不但不會支持她，恐怕還要加以阻難，甚至是加以壓力。

　　自從她把文繡擠走了，我對她有了反感，很少和她說話，也不大留心她的事情，所以，我沒有從她嘴裡聽她說過自己的心情，苦悶和願望。後來發生的事情說明，她究竟是個人，有一般人的正常需要。她是在一種非常奇特的心理下，一方面有正常需要，一方面又不肯或者不能丟開皇后的尊號，理直氣壯地建立合理的生活，於是就發生了私通行為，還染上了吸毒(鴉片)的嗜好。

　　這種事情，無論如何不能由她負責任，至少不該全部都由她自己負責。事實上，當時我把全部責任都放在她身上，我根本沒有責怪過自己，當然更談不上責怪那個吃人的制度。

　　事實上是，她的吸毒是由於她的父兄給出的主意，甚至在私通問題上，也受過她哥哥(已死)的鼓勵。直到很晚我才知道，早在她那次離津去大連的路上，她的哥哥就由於換取某種利益，把自己的妹妹賣給一個同行的日本軍官了。

　　1935年，由於她有了身孕並且將近臨產，我才發現了問題。我當時的心情是難於描述的，我又憤怒，又不願叫日本人知道，唯一的辦法就是在她身上洩憤。我除了把和她有關係的人和有嫌疑的人，一律找詞驅逐之外，還決定和她離婚，用當時我的說法，是把她「廢」掉。由於當宮內府次長的日本人和關東軍都不准許，我不敢冒犯日本人，於是又做出一個成心給婉容看的舉動，即另選一個「貴人」。

　　婉容也許至死還做著一個夢，夢見她的孩子還活在世上。她不知道孩子一生下來就被填進鍋爐裡燒化，她只知道他的哥哥在外邊代她養育著孩子，她哥哥是每月要從她手裡拿去一筆養育費的。編者註：婉容初生嬰兒被填進鍋爐焚燒之事，被定本刪削。

　　「八·一五」後她和我分手時，煙癮很大，又加病弱不堪，第二年就病死在吉林了。

　　一九三七年，為了表示對婉容的懲罰，也為了作為「皇帝」必不可少的擺設而新選的犧牲品——譚玉齡，經北京一個親戚的介紹，成了我的新「貴人」。

　　她原姓他他拉氏，是北京一個初中的學生，和我結婚時是十七歲。她也是一名掛名的妻子，被我像一隻鳥兒似的養在「宮」裡，一直養到一九四二年死去。

　　她的死因，對我至今還是一個謎。如果我的疑心屬實的話，她還是雙層的犧牲品。

　　她得的病，據中醫診斷說是傷寒，醫生並不認為是個險症，我也知道，中醫對傷寒是有把握的。後來，我的醫生黃子正介紹了市立醫院的日本醫生來治，吉岡表示「不放心」，破例地搬到宮內府的勤民樓裡來住，說是要「照料」。日本醫生來了，給譚玉齡診斷說是顆粒結核，在進行治療的第二天，她突然死去了。

　　令我奇怪的是，日本醫生一開始治療，表現得非常熱心，在她身邊守著她，給她打針，讓護士給她輸血，一刻不停地忙碌著。這時吉岡突然出現了，他把日本醫生找到另外一間屋子裡，關上門談了很久時間的話。正當醫生忙著治療，有什麼更重要的事必須在這時候要談，而且談得這麼久呢?更奇怪的是，那個熱心的日本醫生走出了那間屋子，再也沒有了原來的治療熱情，沒有再忙著注射、輸血，而變成了沉默而悄悄的。吉岡這天在勤民樓裡整夜不住地叫日本憲兵給病室的護士打電話，訊問病況。這樣過了一夜，次日一清早，隨侍報告我說：「貴人殯天了!」

　　她的死訊我剛聽到不久，吉岡就來了，說他代表關東軍司令官向我弔唁，並且立即拿來了關東軍司令官的花圈。我心裡越發奇怪，他們怎麼預備得這麼快呢?

　　由於我犯了疑心，就不由得回想起譚玉齡的生前，她是時常和我談論日本人的。她在北京念過書，知道不少關於日本人的事，也說了不少學校裡的抗日活動的事。自從德王那件事發生後，我有時疑心德王亂說，有時又不能不疑心日本人是用什麼玩意兒偷聽了我們的談話。譚玉齡死得奇怪，我就又想起了這些事。

　　吉岡在譚玉齡死後不久的一個舉動，更叫我相信，即使不是吉岡偷聽了什麼，她的死還是和關東軍有關。吉岡的這件引人疑心的舉動，就是他太快地給我拿來了一堆日本姑娘的相片，讓我選妃。

　　我拒絕了。我說譚玉齡剛死，我很悲痛，無心談這類事。他卻說，正是因為要解除我的悲痛，所以他要早日為我辦好這件大事。我只得又說，這確是一件大事，但總得要合乎自己的理想，能談得來，不能這樣草率地決定，此外語言不通，也是個問題。

譚玉齡

　　「語言通的，嗯，這是會滿洲語言的，哈!」

　　我怕他看出我的心思，忙說：「民族是不成問題的，但習慣上理想上總要合適才好。」

　　我是拿定了主意，絕不能要個日本妻子。這不是等於在我床上安上個耳目嗎?這話不好明說，只好推三推四，找各式借題來抵擋他。

　　這個御用掛，真像掛在我身上一樣，使我無法擺脫他。他死皮賴臉，天天糾纏我，我怕把他惹惱，又不好完全封口。後來他明白我是不要日本人的，也許關東軍有了別的想法，吉岡又拿來了一些旅大日本人辦的學校的中國女生的相片來。我後來在這批相片裡，也挑出了一個對象，可是我二妹提醒我說，這是日本人訓練好的，跟日本人還不是一樣嗎?我一想也對，又推回去了。吉岡催問我的時候，我就推說還沒挑上中意的。當然，這樣總拖也不是辦法，我又怕總不挑出一個，也許關東軍硬做主給我指定一個，那時我還不是也得認賬?我忽然想出一個辦法，就是挑一個年歲幼小的，文化程度也低些的，也就是說，要一個孩子。這樣的對象，即使日本訓練過，也還好對付，只要我功夫做好，還會把她訓練回來呢。這個辦法我認為不錯，於是向吉岡說了，我要一個小學的，十四五歲的。

　　就這樣，一個後來被稱做「福貴人」的十五歲的孩子，成了第四名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