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新聞業是回報甚豐的「新興產業」,比如1898年秋,康有為、梁啟超向海外華僑集資創辦廣智書局(即其後新民叢報),梁啟超以提供文稿為「技術股」,占1/3股份,僅1902年-1903年,獲紅利上萬銀圓。其時,新聞業門檻甚低,銷三千份就不蝕本,超出即賺,稍有名氣,廣告即上門,如商務印書館每月兩千元包下《時報》報眼,專門介紹商務版新書。報業如此「賺得動」,娛興小報喧騰而起。這些小報概不刊登重大新聞,專門瞄準市民趣味,專載街談巷議軼事秘聞或伶界妓界「趣味新聞」,同時刊登通俗小說。這些小報雖只有半張紙,卻能賣到大報價錢。

　　依托這樣的背景,中國報業一路走熱,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開始從事報業。1905年科舉停廢前,為報館寫稿尚被蔑視,認為是「文人末路」之賤業。收入也不高,《申報》編輯費每月不過10-40銀圓。科舉停廢後,士林職業迅速多元化,出現第一茬非官場「白領」,知識分子進入文化教育、新聞出版、工程技術、金融實業等行業。新聞界因影響巨甚,「一紙風行、觀聽一聳」,除了維新志士投身其間,還有一批秀才、舉人紛紛「下海」,兼寫文學作品,如吳趼人、李伯元、曾樸、李涵秋、包天笑等。

　　隨著報業走熱,編輯記者的收入也顯著提高,如,包天笑1909年前後在《時報》時月薪為80元,每月為《時報》寫論說文六篇,小說2.5萬字。他還為《小說林》撰稿,月得40元;為有正書局編《小說時報》,再拿稿費;當時他全家花銷每月至多五六十元,日子很好過。包天笑曾回憶說:「除了編輯報紙雜誌以外,每天還可以寫四五千字,在賣文上收入很豐。」其時物價很低,一塊錢可買五六十個雞蛋。上海生活水準為中國之最,住校生伙食費每月六塊,內地只要三塊。

　　辛亥期間,報紙從業者收入豐厚,又能參與國務,指點江山,因此普遍自我感覺極好,包天笑說:「那時上海的記者們,以『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的態度,謝絕各方交際應酬,以自示清高。」與此相應,當時記者、編輯的社會承認度也很高。此一時期,報館訪員身著西裝,出入各種集會與重要會議。因身份中立,甚至被用於參與勸降清軍。如1911年11月3日傍晚,陳英士(其美)攜敢死隊員高子白,就是以《民立報》訪員的名義進入清軍重地江南製造局勸降,遭拘捕,次日義軍強攻得手方獲釋。對於辛亥時期報紙的影響力,時人評論說:「前清末葉,報紙勢力漸呈偉大之象,清室竟因之而亡;袁世凱稱帝,報界不贊成,即至傾覆,此其最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