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纏足女子

文章摘自《歷史的臉譜》

這是一個「公民寫史」的時代，它給了我們每個人一支筆，以打破幾千年來被官史和史官壟斷的歷史書寫權和解釋權。

我們不僅有筆和紙，我們還有相機、攝像機、電腦、網絡社區、部落格……我們既可以記錄現在或還原過去，也可以通過追記家世修繕家譜來接續失落的傳統。我們定義的歷史，是任何已經發生而不應忘記的事情。我們寫就的歷史，未必是宏大敘事，但點點滴滴的事實，將會匯成最本真的大歷史。

當女人足之大小不僅取決於男人的好惡，甚至攸關文化興衰和國家命運，纏足與放足就不再是一項個人權利。

在現代人看來，中國古代婦女纏足是個「歷史之謎」，至今仍難理解。纏足，何時產生？何以流傳千年？

主流觀點把纏足看作一種病態或變態行為，認為纏足折射出的是一種「變態的文化現象，畸形的審美觀念，畸形的心理」，甚至相當長時期裡的古代社會也因此而被認為是一個「變態的社會」。

然而，讓我迷惑不解的是：纏足成為一種通行的社會習俗有千餘年歷史，小腳在那個時代是一種美的體現，纏足是實現這種美的手段，都是不爭的事實。在千餘年的時間裡，一個民族中的多數男子都喜歡小足，多數女子都纏足，是否可以簡單地說他們是病態呢？很顯然，一個民族集體「患病」千年，是說不通的。

收益與風險的博弈

司馬遷的《史記》稱：「臨淄女子，彈弦，跕纏」。其中跕纏可能指纏足，或許僅限於少數風月場所中的女性所特有。唐朝白居易的詩中有一句「小頭鞋履窄衣裳」，可能描寫的是纏足女性。杜牧詩中 「細尺裁量約四分，纖纖玉筍裹輕雲」，則刻畫婦女用布帶纏足的情況。但是，五代以前，纏足並不流行。湖南馬王堆古墓出土的漢代婦女是天足，五代時，韓熙載《夜宴圖》中的侍女也都是天足。

纏足得以流行，南唐皇帝李煜的「推廣」功不可沒。《道山新聞》記載說:「後主宮嬪窅娘，纖細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以帛繞腳，令纖小屈作新月狀。素襪舞雲中，迴旋有凌雲之態。」

上有所好，下必仿之。通過纏足，窅娘的體態更加輕盈，如弱柳扶風，備受皇帝讚賞與寵幸。為了爭寵，后妃們競相模仿，纏足便在皇宮內流行起來。

只要許多人捲入其中，那麼，從眾的情形就將是強烈的。一旦模仿作為一種策略被採納，那麼，它就可能轉變為一種日常的慣例或者習俗。由此，皇宮內流行的纏足，被貴族士大夫階層的家眷所模仿，進而蔓延到普通階層。

從文字記載和地下發掘物來看，在北宋已有相當一部分婦女纏足，到了南宋得到普及。《輟耕錄》云：「元豐(宋神宗年號)以前猶少裹足，宋末遂以大足為恥。」另外, 從福州黃升墓中出土六雙女鞋, 其中一雙穿在死者的腳上,五雙為隨葬品。平均長度為13.3至14厘米，寬度為4.4至5厘米, 死者腳上還裹著210厘米的裹腳布。這已經是較為標準的纏足，與明清兩代的纏足已十分接近了。

纏足在古代受到普遍歡迎，並非現代一些人所說的「陋習」、「醜惡」。連蘇軾、辛棄疾這樣傑出的男士都有歌詠和欣賞纏足的篇章。蘇軾的《菩薩蠻詠足詞》是專門為詠纏足而作：「塗香莫惜連承步，長愁羅襪凌波去；只見舞回風，都無行處蹤，偷穿宮樣穩，並立雙趺困；纖妙說應難，需從掌上看。」

許許多多男人對纏足入了迷, 沉醉其間不能自拔。元末著名詩人楊維楨用纖足妓女的鞋子「載盞行酒，謂之『金蓮杯』」。清代詩人袁枚在《答人求妾書》中說:「今人每入花叢，不仰觀雲鬟，先俯察裙下。」

纏足惡俗，攸關國體

不過，現代女子均為天足，纏足現象已然絕跡。流傳千餘年的習俗，為何消亡？我認為，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於模仿和偏見引致的。清朝末年，體制僵化，政治腐敗，在與海外殖民者的戰爭中，屢戰屢敗，割地賠款，民不聊生，起義不斷，可謂內憂外患，到了民族存亡之秋。社會精英從夜郎自大到虛心尋找與國外差距。

在尋找差距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兩種「偏差」：一是隱瞞信息。特別是一些官吏，為了逃避戰敗的責任和處罰，將與外敵戰敗的原因歸為纏足，認為小腳是中國「野蠻」和「落後」的主要象徵之一，是「國恥」。1896年，康有為在奏折中說：「最駭笑取辱者，莫如婦女裹足一事。臣竊深恥之。」

二是替代性考核失靈。一般地，由於直接考核的成本太高，人們往往使用替代性的指標進行考核。清末一些人尋找與國外差距的過程中，考慮到成本問題，也在尋找替代性考核的指標。恰好，被視為西方先進文明的掌握者傳教士，因為考慮傳教的成績，而採用的逆向選擇策略，給那些尋找替代性考核指標的中國官員和精英，提供了指標。

據考證，纏足被刻意進行由美轉醜的現代「製作」，傳教士是始作俑者。他們通過興辦教會學校和成立「不纏足會」來推廣不纏足之舉。當然，這些舉措的作用有限。於是，傳教士打著「科學」與「文明」幌子，製造事前的信息不對稱，將纏足行為置於一個非科學的、反動的境地，促使那些自認為「現代」而「文明」的人們劃清與纏足的界限。

傳教士把纏足看作是應在醫療領域中予以觀察的行為，試圖直接建立起纏足與「疾病」表現症候之間的關聯性，從而確立起了一種評價纏足的「衛生話語」。當時的醫生陳微塵說：纏足女性由於缺乏運動，「氣先不足已成定論，加以足帛之層層壓迫，使血管受擠，血行至足，紆徐無力。一人每日之血液，本應環行全身一周，若在足部發生障礙，則其周流必生遲滯之弊」。

當時像《萬國公報》這樣的教會報紙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批評纏足是導致女性健康衰弱的禍首，有的說纏足是害所謂「節片淫亂症」的表現，有的認為纏足應為中國瘋癲和災荒的頻繁發生負責。這種輿論迅速在知識界傳播開來，成為主流聲音。

一種典型的演化是將纏足與弱種退化相聯繫。張之洞譏纏足使「母氣不足」，袁世凱則說纏足「其於種族盛衰之故，人才消長之原，有隱相關係者」。進入晚清後期，纏足與國弱民窮的關聯性就不是「隱相關係」，而是直接的因果關係了。一位四川地方官的表述更加直白：「女子纏足，就會把一國的男子，天下的事情弄弱了。」

從中國歷史上看，幾乎所有的中原漢族王朝都被外族或者取代或者困擾，而其中至少千年以上的王朝並沒有纏足。再稍微引申一下，纏足導致弱種退化的論調，實際上是男性中心主義話語。

另一種演化是將纏足作為束縛婦女的一種手段，於是呼籲放足以解放婦女。如果說放足之後男女就人格平等，實際上等於拿腳的形狀來衡量婦女的人格，顯然仍帶有貶低婦女的傾向。從當時流行的言論看，天足不過是為了給「現代男子」看，是為了好嫁男學生，其思路與纏足者毫無區別。

假如「女為悅己者容」的社會體現了男尊女卑，從小腳美改為健康美，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這一「不平等」特性。所謂「女為悅己者容」就不平等，其實還是先存了社會已經男女不平等的固定認知，所以才從某一特定現象看出其不平等的性質來。重要的是，修飾身體的特定部位以順應社會的審美觀念(以及其它觀念習俗)，應當是個人的基本權力。

還有一種是，在前兩種演化的基礎上，將纏足上升到「國體」的高度加以批判。1912年3月13日，孫中山稱：纏足「惡習流傳，歷千百歲，害家凶國，莫此為甚。」到了1933年底，一些外國人在張家口一帶鄉村拍攝婦女纏足照片，當地駐軍經北平軍分會向上呈報至最高層，認為「纏足惡俗，系我國曾經通令嚴禁在案。……該外人未經我政府批准，復不明瞭我整個國情，割取前清時代所遺留之片斷惡俗，遽爾作惡意宣傳，更屬不當。且攸關國體」，故應予嚴禁。後由蔣介石親自下令：「未經當地政府允許，一概不准外人拍照。並呈准國府，交由文官處通令全國各省市政府一體查辦。」拍攝纏足一事驚動到這樣高的層次，且通令全國，正是因為此呈文說到的「國體」乃是清末以來反纏足者極為關心的問題。

我想，當時的社會精英的這些演化和上綱上線，傳教士們也許始料未及吧？

傳教士們是否想過，這樣的精神病竟能在千年中傳染許多億人，不是有點匪夷所思嗎？從嚴格的醫學角度，也不能斷然將纏足與婦女健康衰弱乃至精神病關聯起來。事實上，現代的一些研究表明，古代女性比男性長壽。其中，纏足與長壽有顯著關係。纏足後，腳趾彎曲在腳底，前腳掌不能著地，走路時主要用腳跟，這樣，只要走路就會刺激腳後跟的腎經穴位。而中醫認為，人的衰老的主要原因就是腎氣虛衰。

放足以掃除積弊

在以西方為典範的「文明」成為憧憬目標的時代，許多人或者真覺得否定中國的「野蠻」象徵的纏足，並不需要什麼學理的依據，畢竟，直接照搬他人的看似成功的模式，是短期交易成本最小化的一種策略。從歷史經驗看，後發國家的制度建設，採用模仿方式的效率高於干中學。

所以，當纏足被作為束縛婦女的一種手段，被當作病態文化的體現，「其於種族盛衰之故，人才消長之原，有隱相關係者」，應為中國瘋癲和災荒的頻繁發生負責，那麼，清朝要趕上並超過西方那些「船堅炮利」的「西方強國」，首先應該模仿西方國家，讓中國婦女「解放足」。這樣才能保障國民身體的強健乃至國力的增加。於是，從官方到精英開始大力開展「放足」運動。

1898 年8 月13 日，光緒帝頒發詔書:「令各省督撫，飭地方官勸誘士庶，光緒十五年所生女子至今十歲者，無得裹足」。1902 年清廷頒布了勸戒纏足上諭:「漢人婦女，率多纏足，由來已久，有傷造物之和。嗣後晉紳之家，務當婉切勸導，使之家喻戶曉，以期漸除積習。」

清廷的上諭不僅減少了社會上的阻力，在某種程度上也轉變了部分地方大員的趨向，使之成為不纏足思潮的鼓吹者和不纏足運動的參與者。官方的重視和推行，戒纏足運動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當時影響較大的《女子世界》就有《痛女子穿耳纏足之害》、《戒纏足詩十首》、《放足歌》等專稿。還出現了專門反對纏足的婦女刊物：《天足女報》、《天足會報》、《天足會年報》等。《天足會報》就宣稱：以勸導不纏足與謀利益為宗旨，以發動廣大婦女參加天足會及附設的女學堂為目的。強大的思想輿論不僅是戒纏足思潮深入發展必不可少的條件，同時又是戒纏足思潮深入發展的結果。到1904 年，「中國十八省總督皆有戒纏足之示，所缺者惟浙閩與陝甘而已。」

辛亥革命之後，把廢除纏足列為將來「掃除積弊」的重要工作。1928 年5 月, 南京中央政府批准由內政部頒發禁止男子蓄髮辮和婦女纏足的禁令，規定：「未滿十五歲之幼女, 已纏足者應立即解放, 未纏者禁止再纏, 勸導期滿而仍未解放者, 罰其家長一元以上十元以下之罰金, 並再限令一個月內解放; 十五歲以上三十歲以下之婦女纏足者, 應在解放期內一律解放, 期滿而未解放者, 罰其家長或本人一元以上五元以下之罰金, 仍限令兩個月內解放; 期滿而仍未解放者, 加倍處罰, 並由女檢查員強制解放之。」到1944年5 月, 內政部再次頒布《查禁民間不良習俗辦法》, 其中禁止婦女纏足仍是主要條款。

這場由官方主導的持久的禁纏足運動，經過種種意識形態的強化，人們對於小腳的偏好得以改變。纏足，在人們的認知中逐漸由美好變成邪惡，從而纏足習俗日益走向消亡。

20世紀90年代，報告文學《中國最後的小腳部落》揭示：在國內大部分地區，纏足絕跡了，僅有最後一塊土地——雲南通海縣的六一村，至今生活著300多位纏足的老太太，她們大多經歷纏纏放放，放放纏纏，有的1946年纏，1954年放；有的1943年纏，1950年放，1951年再纏， 直到1958年才解纏。現今70歲的老人差不多到共和國成立前後才放足，稱為「 解放腳」。小腳在人們的認知中終於逐漸由美變醜，最終走向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