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七月的一天，號稱「十全老人」的乾隆帝已經67歲了，但一點也不糊塗，依然有精力在宮內接見浙江解餉官紹興府通判張廷泰。通判，只是一個正六品官，能得見天顏，可謂皇恩浩蕩了。

　　可麻煩就出在這皇恩浩蕩上。皇帝照例會問地方官的籍貫、出身、履歷等等以示親切關懷。張回答說他是順天府(今北京)人氏，可精明的乾隆帝聽出了紹興口音。

　　這在當時是大事。一則本地人在本地當官，違反迴避制度;二是張某可能是冒順天府籍在京師參加的科考。儘管張廷泰回奏：「幼曾隨父至紹興住居數年，遂習其土音。」

　　乾隆還是大怒，下旨曰：「順天應試，例有審音御史、驗看月官，則特派九卿、科道，皆宜悉心詢察。且朕於各官引見，奏對履歷，為時無幾，尚能辨其語音。諸臣審音驗看時，如果留心聽察，南北音聲無難立辨。皆由諸臣視此等事不以為意，遂至混淆莫辨，殊失敬事之義。」

　　意思是說，我就憑兩句話聽出了張某說的是南方口音，你們那些「審音御史」是吃乾飯的嗎?

　　何謂「審音御史」呢?這是專門為打擊「科考移民」，即「冒籍」而設置的。

　　古代中國十分重視籍貫，即使是父、祖做大官，其子弟依然要回原籍參加科考。清朝對考試報名地點有嚴格規定，祖父在某地入籍20年以上，當地有祖墳、田產、住宅，才能在當地報名應試，後來改為考生本人入籍20年以上方准應試。

　　朝廷如此防範「冒籍」，乃是為了最大限度地平衡大一統帝國各地的利益，維護政治穩定。不過規定也有例外，國子監(國立最高學府)的監生即使籍貫為外省，也可在順天參加鄉試。所以當大官的只要給兒子弄一個國子監監生的資格，就可以來北京考試了。

　　宋代已出台措施防止「冒籍」，但由於當時版圖沒有明清兩代大，各地經濟、文化發展相對平衡，因此這一規定並不十分嚴厲。

　　到了明、清兩代就不一樣了，帝國疆域廣闊，士子眾多，而各地經濟、文化教育發展極不平衡，因此對某些地方進行政策性傾斜是必要的。

　　鄧雲鄉在《清代八股文》中介紹：「舉人各省均有定案。一般只一百幾十或零幾名，因此文化發達的省份和文化較差的邊遠省份，在考試難易上大不相同，在程度上也不大一樣。像江南江寧試場(即貢院)、浙江杭州等試場，都一萬多號捨，應試者都過萬人……邊遠省份，參試者少，中試名額亦少。如貴州中額三十六，甘肅中額三十，參試者人數與中試名額比例，大省如順天、江南(包括江蘇十之六、安徽十之四)、浙江、福建等，大約均是百分之一強的機會，即一百零幾名中才能取中一人。」

　　邊遠省份雖然錄取名額少，但參加考試的人也少，而且教育不發達，像江浙一帶文風鼎盛地區的士子「冒籍」應考，顯然比在本省把握大得多。而首都所在的直隸省，得到朝廷的照顧，其錄取名額和江、浙為最多的地區，其本地士子的考試水平不如江浙等省，這也是江南士子喜歡冒順天籍的原因。

　　不僅僅是考舉人的鄉試，即便是科考的最低階梯——— 考生員(即秀才)，也難易程度不一樣。

　　齊如山先生說他的家鄉直隸高陽，文風盛時，30餘名童生才取一名生員，而同一省的淶源，常常考生還不夠應錄取的名額，基本上能把前兩行八股文寫順溜就可以中秀才。

　　由於生員錄取是以縣為單位，童生們彼此熟悉，要「冒籍」很容易被人告發。而且考秀才有「作保」制度，考生拿錢請「廩生」(生員的一種，可以在政府領糧食，相當於公費生)做保人，考試前考官點完考生名後，再叫「某人保」，作保之廩生必須應聲「某人保」，一旦「冒籍」事發，作保的廩生也會被革去功名。

　　鄉試以省為單位，而且考取舉人的利益更大，那麼防範「冒籍」則難度更大，只能用嚴刑峻法待之。

　　據明末的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記載，明朝對冒籍處罰非常嚴厲。萬曆十三年乙酉科順天鄉試後，冒籍之說紛起，給事中查明馮詩等8名浙江士子冒籍在順天考試，奉旨查辦，將馮詩等二人枷示於順天府前，和其他6人都發配為民，禁錮終身，即終身剝奪考試資格。8人中有名史紀純者，他父親是翰林編修，也被革職。一干官員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罰。

　　不過王朝處罰冒籍有如鬆緊帶，不同皇帝在位，其嚴厲程度不一樣。

　　嘉靖年間有個超級考試牛人、浙江紹興籍的陶大順，冒籍順天考了個經魁(前五名)，這也發揮太好了，太扎眼了，被人告發，剝奪舉人資格。不過這次朝廷很仁慈，沒取消他日後的考試資格，過了幾年他在浙江鄉試中考了第四名，緊接著登乙丑科進士，官至左副都御史。

　　明亡清興後，冒籍的這種把戲仍然時有發生，清朝打擊「冒籍」如明代那樣嚴厲。到了康熙年間，開始對考生「審音」，憑其口音確定是否冒籍。

　　到了乾隆十年，在順天鄉試時，朝廷特派滿、漢御史各一人參與「審音」，被稱為「審音御史」。但那些冒籍者的父、祖，多半是有能量的官員，「審音御史」往往睜隻眼閉只眼，送順水人情。於是就出現了乾隆爺痛斥審音御史「殊失敬事之義」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