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時期的郡縣副職都以副署文書、佐理事務為日常工作，除非特許，沒有過問其他政務的權力。西漢末年，廬江都尉劉敞下到基層，民眾手裡拿著枯萎的稻穀投訴:「本地連年遭旱，縣吏竟然還強逼我們完稅!」劉敞說:「這事歸郡守管。」於是他就拿著枯萎的稻穀去向郡守反映民意。郡守先否認旱情，等到劉敞拿出枯萎的稻穀作為證據後，竟然惱羞成怒，反問劉敞道:「這是都尉該管的事嗎?」劉敞不服，就與他爭執起來。後來，分管該地區官紀監察的刺史向中央報告後，中央立刻將劉敞免職，召回長安。

　　司馬光的父親司馬池任永寧主簿時，與知縣感情相惡。司馬池去見知縣，說要研究某項公事。知縣故意面朝南坐擺出不予理睬的傲慢姿態。司馬池不買帳，走上前去硬將對方的身體扳轉過來，迫使他恭敬有禮地與自己對坐論事。這種情形簡直可以算作荒唐戲劇中的一幕，但是卻真切地反映出正副職之間關係的尷尬與無奈。

　　漢景帝時，郅都當濟南太守，先後有幾個都尉與他共事，都像害怕老虎一樣害怕他。後來中央調寧成來當濟南都尉。寧成比老虎更厲害，氣勢一下子就超過了郅太守，郅太守反過來還要小心敷衍他，向他籠絡感情。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因為，雖然同樣是副職，但都尉與郡守的相處又有不同了。其主要原因大概在官職級別上:郡守級別是二千石，郡丞級別為六百石，相差十分懸殊;但都尉級別比二千石只是稍微低一點而已。於是，副職對正官「不買帳」，甚至針鋒相對，出現相互對抗的現象，也不少見，前文所舉廬江郡尉劉敞與廬江太守相爭也是一例。

　　唐代韓愈寫過一篇《藍田縣丞廳壁記》，記載了一個姓崔的朋友，在擔任諫官時因上書言事而受人排擠，被打發到藍田縣任縣丞。崔縣丞本來想，當縣丞就當縣丞唄，照樣能夠有所作為。可事情卻不那麼如願。韓愈這樣寫道:辦理文書時，辦事小吏懷抱已經完成的案卷找到縣丞，左手把案卷前部捲起來，右手遞上筆，站直了看著縣丞，說道:「你應該在這兒簽名。」縣丞抓起筆，在預定的位置上小心翼翼地簽上名字，再問辦事小吏是否合適。小吏說:「可以。」公事就算辦完了。至於案捲上寫的是什麼，縣丞一點不清楚。所以韓愈慨歎道，縣丞「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好在庭院裡有老槐樹，靠牆有竹子，還有流水，崔縣丞於是每天清掃庭院，培土澆水，然後吟詩作賦。有人問他忙什麼呢?他就說:「我正忙於辦公，請勿打擾。」

　　宋代州縣的副職權位又有所提升。王安石初入仕途的差遣，就是去揚州當簽書判官，由於在公事處分上常堅持己見，少不了與長官韓琦鬧矛盾。因為他有通籤文書的權利，著實讓老韓撓頭。州縣正副相爭的故事在宋史上很多，據歐陽修稱，知州、通判相爭時，通判的氣焰甚至高於知州，曾經揚言，要對知州實行同級監督。有個叫錢昆的杭州人，喜歡吃螃蟹。他原在中央任職，後來請求外放去做知州。人事部門問他想去哪個州，他說只要是出產螃蟹、又無通判的地方就行，可見知州對通判敬畏到了何種程度。

　　明代起，地方正官權力反彈，即便是同知、縣丞這種有「二堂」、「二尹」名義的第一副職，也不再有過問全局的職權，而是依慣例由正官委派，分管某一方面的工作。但若對正官的施政方針或具體處置有意見，也可以直接向上級申訴。副職難於駕馭，所以許多正官以裁減乃至清除副職為快事。本文開篇所述海瑞建議要求為興國縣減副，固然有裁冗省費的正大名義，或許也有類似動機。以他那種雷厲風行的個性，來自左右的制約自然是越少越好。

　　何良俊記載過這樣一件事，嘉靖時，先父做糧長，常在府縣中聽候差遣，親見親聞松江府的同知吳獻臣是如何與知府劉琬相處的。按照慣例，每天早上知府升堂與同僚相見後，副職官員各自回自己的辦公室辦事，惟獨吳獻臣偏偏不走，就在府堂一側坐著，監視劉琬辦理公事。一旦劉知府言行稍微有什麼不當之處，吳獻臣馬上當面指責。說起來劉琬也是一個在官場上頗有聲望的官員，怎麼能夠心甘情願受到這種制約呢?有次他看見吳獻臣不走，就故意不辦公，乾脆和他相對而坐，忿忿地說:「看你有能耐閒坐到什麼時候!」吳獻臣也不甘示弱，悠哉悠哉地捉一隻虱子放在桌上，在虱子周圍吐一圈唾沫(據說虱子怕唾)，然後直視劉知府道:「看你這傢伙能走到哪裡去!」

　　再如萬歷時廣東番禺的縣丞唐同，也是類似角色。有一回他去見知縣議事，正好遇見知縣與「詩友」在堂上歌詠唱和，當場板下臉來教訓正官說:「縣堂自有政事，放著堂堂正事不做，吟詩作對有什麼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