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朝鮮，甲午戰爭讓其從一個半殖民地社會進一步朝全殖民地社會淪亡，這個事實上在當時赤貧至極的國度，內在上更加迫切需要徹底的現代化變革，於是有了後來的歷史結果。

　　在朝鮮王朝開國太祖李成桂之後的500年裡，朝鮮和中國一樣，是以農業為本的國家。在1876年，朝鮮全國的人口為1688萬，其中80%以上是農業人口(當時日本和歐洲的農業人口在65%左右)。

　　雖然伴隨著農業的發達，朝鮮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商業和手工業，但是商人和工匠的社會地位是非常低下的。以工匠來說，他們和明朝的「匠戶」一樣，從身份上來說是官府的奴婢，按照戶籍被編為固定的「京工匠」和「外工匠」，一旦官府有令，工匠就要無報酬地為其製作各種物品。

　　商業也不發達，朝鮮王朝時期，只有在漢城(京城)、開城(松都)和義州(龍灣)三地有勢力強大的商人階層，被稱為「京商」、「松商」和「灣商」，其中京商以販賣王室和士大夫所需的奢侈品為主，松商和灣商則經營對中國和日本的進出口貿易。20世紀初朝鮮京城、開城等地的商業巨頭，比如大昌貿易株式會社、泰昌財閥、永信社、高麗參業社等等，其祖先都是經營對華貿易的京商或松商。

　　朝鮮王朝對中國的主要出口產品是人參，此外還有高麗紙、花席、刀子、海產，以及牛黃清心丸、蘇合香丸等貴重成藥，從中國進口高級綢緞、藥材、書籍，以及針線刀剪、煙袋算盤、筆墨硯台等日用品。朝日貿易在18世紀之前是朝鮮出口人參和中國絲綢、換取日本的白銀和砂金。19世紀初日本限制金銀出口，朝日貿易的主要內容變成了朝鮮出口牛皮，從日本進口銅。

　　崩潰的貨幣體系

　　朝鮮本國的商品經濟落後，貨幣流通量也少。李朝初年仿照明朝發行了楮幣(紙幣)，但是由於增發、濫發，楮幣很快就失去了作為貨幣的信用。從15世紀初到19世紀中葉，朝鮮人在納稅、交易、置產，乃至行賄時，最常用的貨幣是裝在稻草包裡的大米，其次還有麻布和棉布。朝鮮流通的銅錢一方面依賴從中國進口，另一方面從1423年開始鑄造本國的銅錢「朝鮮通寶」，1678年又鑄造了「常平通寶」，鑄錢所需的銅全靠從日本進口。

　　由於朝鮮的錢法紊亂，朝廷一旦發生財政危機，就允許戶曹、常平廳、賑恤廳、訓練都監等文武官署自行鑄造銅錢，導致惡錢、私錢氾濫。這些銅錢成色低劣，重量飛薄，被稱為「葉錢」。英國旅行家伊莎貝拉·拜爾德女士在其著作《朝鮮和她的鄰居》中寫道，1894年時，雖然漢城、開城等大城市和仁川、釜山等通商港口已經可以使用日元紙幣，但朝鮮內地仍用銅錢當貨幣，1美元能兌換3200枚銅錢。10英鎊換成的銅錢需要用六個男人來抬，這給外國旅行家帶來了極大的不便。

　　1893-1894年，淮軍將領聶士成曾考察了朝鮮北部。在朝鮮鹹鏡道的富寧府，聶士成曾與當地府尹筆談，府尹感慨說「自從就任該職，已經四年，如今虧空公款四千餘貫，上國大人見到國王時，望代為吁懇」。 聶士成對於甲午戰爭前夜朝鮮的觀感是「城池荒陋至極，民苦可知……民情太惰，種地只求敷食，不思積蓄。遇事尤泥古法，不敢變通，讀書幾成廢物」。當時朝鮮雖然已經開闢了仁川、元山等貿易口岸，但是「各海口出產稀少，不通商賈大道，無甚起色」。

　　惡臭的京城

　　1894年前後，伊莎貝拉·拜爾德和日本駐漢城領事館書記生鹽川一太郎也曾像聶士成一樣遊歷朝鮮，並將見聞各自寫成書。他們在書中不約而同地對當時朝鮮經濟落後的面貌有所描述。連作為首都的漢城，街道都充滿了泥濘和惡臭，路旁堆滿了垃圾，人們隨意在街上傾倒大小便，載運貨物的牛只也隨地便溺。日本作家原田敬一在《日清·日露戰爭》一書中也寫道，甲午戰爭爆發前夕，乘船在元山登陸的日本陸軍士兵一上岸，就被空氣中瀰漫的臭氣和道路上的糞便、豬群驚呆了，不少日本士兵被撲鼻的臭氣熏得當場嘔吐。

　　鹽川還觀察到當時朝鮮的農業水平非常落後。河川堤防普遍失修，一旦霖雨連綿，就必然會暴發洪災。由於百姓砍伐樹木當燃料，山丘全都變得光禿禿的，降雨稀少，旱災頻仍。此外田地裡大多沒有引水灌溉的工程，農民面對旱災手足無措。此外朝鮮的農具和施肥方法都沒有得到改進，與日本17世紀江戶時代的水平差不多。在19世紀的最後20年裡，由於日本明治維新後出現大量工業人口，工廠主選用廉價的朝鮮米作為工人的主食。米和大豆成為當時朝鮮最主要的對日出口物資。由於大量出口，導致朝鮮國內米價上漲，從1886年的每石2600文左右迅速漲到了1903年的每石8589文。另一方面，由於從日本大量進口白棉布、食鹽、燒酒、洋釘、洋傘等商品，朝鮮傳統的農村手工業受到了嚴重打擊。

　　拜爾德和鹽川兩人在甲午戰爭前後對朝鮮的最大觀感是，一方面當地民眾生活困苦，另一方面作為特權階級存在的兩班(士大夫階層，兩班指的是上朝時的東班和西班，即文武官員)和政府官僚卻極盡掠奪、搾取之能事，已經成了禍害朝鮮的吸血鬼階層。按照「祖制」的規定，朝鮮官員的俸祿非常微薄(按照《續經國大典》的規定，正一品官員的月俸只有米三石八斗、豆二石)，因此受賄和貪污腐敗成為非常普遍的社會現象。1882年朝鮮爆發「壬午兵變」的原因，就是京城武衛營和莊御營的士兵連續13個月沒有領到俸祿，當全羅道運來一批漕米、好不容易發放一個月的俸祿後，又遭到宣惠廳堂上官閔謙鎬的剋扣和中飽，米中摻入大量米糠和砂石，不堪食用，導致憤怒的士兵發動嘩變。

　　朝鮮王朝的官員沒有保護私有財產的概念，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對商業階層進行無休止的誅求。地方商人要繳納的稅收包括「官分」(交給地方官府)、「營分」(交給兵營)、「洞分」(交給洞、裡等底層行政單位)、「貿易分」(營業稅)，以及交給國王、王妃、世子、義和宮、龍洞宮、竹峴宮(均為王室宗親)的孝敬費用等等。兩班和官吏常以「借錢」的名義向商人索取錢物，如果不及時孝敬，就要被抓到官府拷打。作為既得利益階層，這些人還反對對朝鮮實行任何方式的內政改革。

　　甲午戰爭日軍佔領朝鮮後幾個月時間裡，朝鮮的「軍國機務處」推出了208項重要的內政改革措施，包括新訂官制、設內閣總理大臣、改六曹為八部、捕盜廳改為警務廳，以及廢除科舉考試等等。經濟方面，新政府把分散在王室、戶曹和宣惠廳手裡的財政及賦稅大權統一收歸度支部，廢除實物納稅，實行銀本位制，發行白銀、白銅、赤銅、黃銅四種新式貨幣(銀幣一兩等於舊銅錢一百枚)。其他的改革措施還包括統一度量衡、廢除清朝光緒年號、廢除公私奴婢、禁止販賣人口、禁止早婚、懲治貪官、改善賤民待遇等等。這些改革措施被統稱為「甲午更張」。

　　千年外債

　　1895年2月，日本駐朝公使井上馨向外務大臣陸奧宗光提交了一份關於朝鮮經濟狀況的報告。在1894年(甲午年)，朝鮮的歲入為749萬日元(按照日元與銀兩的兌換比例1:0.644換算，約合紋銀482.4萬兩)。在朝鮮的歲入來源中，地稅為500萬元，平安道地租50萬元，紅參稅18萬元，漁業稅和鹽業稅1.2萬元，屯田稅30萬元，戶賦錢100萬元，海關關稅50萬元。駭人聽聞的是，當時朝鮮積欠的外債(包括向日本第一銀行、橫濱正金銀行、清朝招商局、同順泰票號的借款等)竟然高達7.12億日元(4.585億兩)，內債也多達9.46億日元(6.09億兩)。朝鮮政府的債務償還能力在每年96萬日元左右，也就是說，即使不計算利息，朝鮮要償清這些外債也需要花1727年的時間。為償還債務，一方面要把朝鮮每年的全國預算支出壓縮到650萬日元以下，另一方面要設法增加朝鮮的政府收入。

　　「甲午更張」雖然有不少內容是為了社會發展而應當實施的條款，有利於朝鮮向近代化國家轉型，但由於是在日本的武力背景下、由親日派來主持實施的，因此在朝鮮國內引起了激烈的反彈。1895年底，閔妃試圖借助俄國的力量來排除日本的勢力，被日本公使三浦梧樓派日本軍人和浪人殺害。隨後成立的第四次金弘集內閣在日本的鼓勵下推行更激進的「乙未更張」，包括頒布「建陽」年號、使用公歷、建立郵政網、在全國建設小學、推行種痘等措施，同時還下令全國男子剪髮，在朝鮮社會引發劇烈騷動，爆發了大規模的義兵運動。翌年2月，不堪忍受日本挾制的朝鮮國王李熙逃入俄國公使館，金弘集內閣垮台，隨後建立起以金炳始為總理大臣、李完用為外務大臣的親俄政權。

　　1897年8月，朝鮮年號改為「光武」，同年10月12日，朝鮮高宗李熙稱帝，建立了壽命只有十三年的「大韓帝國」。這一時期朝鮮的改革以「舊本新參」(指以舊制度為根本、參酌新事物)為基本路線，在政治上趨向保守，同時推行經濟和軍事的近代化。從1897年到1904年這段時期，大韓帝國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被後世總結為「光武改革」。

　　「光武改革」推行的改革措施與辛丑條約之後晚清政府推行的「慈禧新政」有很大的相似程度，都帶有濃厚而急進的西化色彩。最顯著的特點是君權的極度膨脹，各部的權力逐漸被削弱，一度準備改造為議會的中樞院也變得有名無實，一切權力都向代表宮中勢力的宮內府集中，宮內府下屬的內藏院代替度支部，成為全國財政賦稅的核心機構;宮內府警衛院代替警務廳，總管全國警察事務;宮內府鐵道院管理全國鐵路幹線;宮內府通信司代替電郵局，管理全國郵傳電訊……這與晚清推行的「皇族內閣」有異曲同工之妙。

　　郵傳鐵路方面，1899年大韓帝國從法國手中收回了京義線鐵路(漢城-新義州)的敷設權，並修建京元線(漢城-元山)、湖南線(漢城-大田-木浦)等新鐵路幹線。不過，京仁線(漢城-仁川)和京釜線(漢城-釜山)兩條重要鐵路幹線的敷設權被日本人所把持。1900年韓國加入萬國郵政聯盟，到1902年已經開通了漢城、仁川、平壤、釜山等地之間的長途電話。殖產興業方面，大韓帝國時期採取鼓勵工商業的政策，在日俄戰爭前出現了大朝鮮苧麻制絲會社、漢城織造會社、漢城電氣會社、仁川郵船會社、大韓天一銀行、漢城銀行等一系列新型企業。

　　大韓帝國在「光武改革」時期主動對外開放了木浦、鎮南浦(今朝鮮南浦)、馬山、群山、城津(今朝鮮金策)等通商港口，以及平壤等內陸城市，允許外國商人和僑民自由居留。同時利用美俄等國的外資發展電車、自來水等公用事業。1898年批准與美國合資的漢城電力會社建設首都的供電系統和有軌電車系統，漢城自來水公司也有美國商人的參與。

　　為了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大韓帝國在1901年宣佈實行金本位制度，請日本的大阪造幣局代為鑄造年號「光武」，面值5圓、10圓和20圓的金幣(成色90%金、10%銅，與日元等值)，並在1903年設立了韓國中央銀行。「光武改革」的另外一項重大措施是被稱為「光武量田」的全國土地丈量工作，聘請美國的測量人員，依據西洋式方法丈量國土，並依據丈量的結果重新授予地契。這是進行全國土地開發的前奏。在進行土地丈量的同時，還對韓國全國的山林、礦產、水力等資源進行調查。不過，由於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以及日軍佔領韓國，「光武量田」在丈量了全國土地的2/3後就被迫中止了。「光武改革」的進程在1904年因日俄戰爭爆發而告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