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一些地方官員現在玩的這套把戲，看來在我們國家是源遠流長。王安石也清楚這一點，他在針對當時時弊提出的各種變法中，就考慮到了這些新法在實施的過程中，會被一些基層官員篡改，因而在新法中加進了不少限制。比如青苗法，明明是規定在青黃不接之際確實是有困難的農戶，在自願的前提下向官府借貸，並明文規定地方官員不得「抑配」，就是說，地方官員不得為了搞政績工程或為了那二分利息而強迫老百姓借貸。又如均輸法，目的是由政府派出專門的官員，按國庫中的需要，就近去採購貨物，不再由地方直接上貢。反對變法的蘇東坡就指出，均輸法給了一些官員特權，有人為了能把貨物賣給官府就會去行賄他們。

　　價格由他們訂，他們為了中飽私囊也會把價格抬得比老百姓的高。果然，再好的政策一落到貪贓枉法的一些地方官員那裡，都會被曲解，被鑽空子，被利用。就如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開放的決策一樣，在讓祖國經濟騰飛的同時，一些從骨子裡就壞透了的大小官員，置法律於不顧，也置自家的身家性命於不顧，大鑽改革開放的空子，不顧一切地貪贓枉法，以至罷了那麼多，判了那麼多，殺了那麼多，但還是有人不顧死活地繼續往貪贓枉法的地雷陣裡跳。因而在改革開放之初，引起了一部分同志對「改革開放是姓社還是姓資」之類的疑問。這種情況在王安石那裡表現得更為激烈。他的變法在取得不少實際成效的同時，一些貪官污吏也大鑽變法的空子，貪贓枉法，中飽私囊，弄得一些地方的老百姓很不滿意，於是就給反對變法的人們提供了口實，因而在王安石變法的整個過程中，反對變法之聲一直不絕於耳。

　　應當說，王安石的時代，政壇和文壇上都是一個群星璀璨的時代。在王安石稍前些時，有寫下千古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與王安石同時的，有居官70年，其中50年出將入相高風亮節的文彥博;有三朝元老，被范仲淹譽為有「王佐之才」的富弼;有文壇領袖歐陽修;有幼時即以「司馬光砸缸」救人而聲名遠播的《資治通鑒》總編司馬光;有學富五車的大文豪蘇東坡及其父親和弟弟，等等。在歷史的長河中，這些人無不閃爍著自己獨特的光芒。然而，除老臣范仲淹自已遭遇過改革的失敗，因而對王安石的評價是：「進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之外，其餘上述那些各領風騷的人物，全都反對王安石的變法，並為此而結成了反對變法大聯盟。

　　史學界曾流行過一種定式評價：王安石變法代表了什麼階級階層的利益，而反對者們又代表了什麼階級階層的利益，諸如此類。這樣一來，涇渭倒是分明了，但變法者與反對者們也被強制得現代化了。試問，按此公式，小平同志倡導改革開放之初，小平同志自然可以說代表了無產階級和工農大眾的利益，那麼那些懷疑論者和反對者們，他們又代表了什麼階級的利益呢?至少，說他們代表了資產階級利益這樣一頂帽子總安不到他們的頭上去吧。其實，王安石變法，是為了富國強兵以期國家長治久安;以司馬光為首的反對變法者們，他們之所以反對變法，也是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他們竭誠為國的目的是一致的。司馬光認為王安石的變法好比是將一座還能住人的房子拆了重修，因此他在闡述反對變法的理由時就說：治理天下，就好像房子壞了，那麼就加以修理，房子不是壞到不能住人，就不需要動大手術改造，因為改造房子，必須有非常好的工匠和建築材料才行，而目前，這兩樣條件我們都不具備。台灣學者陳致平先生認為：王安石的變法主張，是純粹從立法的本身著想，而忽略了執法時在技術上的問題和人事上的障礙;反對變法的人則從實際人事上的流弊著眼，不甚重視立法本身之善，因而變法者是偏重於理想而忽略現實，反對者則是重視現實而忽略理想，加之在變法的過程中，兩方面缺乏溝通，而王安石個性執拗，不願謀求人事上的諒解與妥協。陳先生的見解值得參考。王安石的個性確實影響到了他的變法。反對者中，文彥博、歐陽修等都大力推薦過王安石;蘇東坡、司馬光等和王安石都曾私交甚厚。但王安石只聽得進順耳的話，以致在反對變法之聲越來越大時，乾脆提出不顧一切的「三不畏」(孔子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王安石為了變法公然反對說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不僅將敢於對他講不同意見的朋友全都推到了對立面，最後也失去了皇帝的支持，變法只有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