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皇帝趙頊首先想到了上次變法的領袖人物之一的富弼。熙寧元年(西曆1068年)，富弼徙判汝州(今河南汝州市)，奉詔入覲。神宗對這位老臣特別禮遇，敕許肩輿至殿門，其子扶掖進見，不須參拜，坐下說語。言辭之間，神宗覺得這位富鄭公不愧是三朝重臣，老成練達，久經政務，應該是一位可以依靠的老臣，就向他請教富國強兵的策略。誰知道，富弼只是老套地回答道：「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奸人得以傅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無不得其實。」神宗又以邊事相問，富弼說：「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蘇軾全集·前集》卷37《富鄭公神道碑》)」二十年政壇的摸爬滾打、風風雨雨，竟然讓一個人的變化如此巨大，巨大得令人詫異，這還是當年那個叱吒風雲、雄姿英發的富弼嗎?他顯然老了，老得成了老江湖、老油條、老滑頭。政壇這個東西呀，現在很多年輕人都想擠進去，做公務員。可是他們不知道這裡面有多麼複雜，多麼的消磨人性。大多數人跳進去了就再也出不來了，只能沉到水底做了淤泥。年輕人有銳氣和熱情，真好!可能保持多久，就是個問題了。三年?五年?十年以後呢?能剩下來多少?難得的是冷靜，因為冷靜，你能真正的潛下心來觀察問題、研究問題、反思問題，作出正確的決斷。更難得的是信念，是信仰。一個有信仰的人，什麼也不能改變他。

　　筆者少而失學十七歲便上班了，在機關裡面從打雜幹起，一直幹到戴上金頂子的蚊子官兒，在宦海裡面沉浮了足足十年，把我人生中最璀璨的青春時光都奉獻給了共青團的事業，每每聽到一首《光榮啊!中國共青團》，我都禁不住熱淚盈眶。做了十年，煩了，厭了，於是掛印讀書去了。十年了，在機關裡面，我經歷了冷眼、沉浮了宦海、參與了滄桑，觀察了鬥爭，但我還有信念，所以我能毅然決然的辭職，我能寫寫鮮少人看的長篇，作為十年行政的變相總結。問我這十年感觸是什麼?我只有蘇子瞻的兩句，「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做官難，難做官，也許當初他們也是一樣的憂國憂民，一樣的雄姿英發，一樣的想有番大作為。就像慶歷新政時候的富弼。可是十年、二十年的宦海沉浮之後呢?也許只顧及自己家裡的柴米油鹽醬醋茶了，也許只會想到我應該分到平方米的房子、坐什麼樣的車子、有多大的面子，還能不能為了這些好處，在政治上再有些進步呢?這就需要人云亦云、完全按照領導意志辦事，只問上級喜怒，卻不問對錯善惡;需要謹小慎微，處處不能隨意放屁，不痛不癢、不麻不辣、諍言不說、直話不講，報喜不報憂，只學喜鵲喳喳不做仗馬之鳴;需要只對長官負責，不對人民負責，不對國家負責，渾渾噩噩、不冷不熱，領導小事是大事，百姓大事是小事。至於年輕時的那些雄心壯志，初入宦海時的自我約束，都將被看作是政治不成熟的孟浪。不信嗎?慶歷新政二十年後的富弼，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嗎?

　　富弼老於世故的回答，對於青年皇帝趙頊，無疑於一盆涼水劈頭澆下。一個安於現狀，一個要有所作為。顯然，富老頭子連湯帶水的洛陽水席，不大合適神宗的濃重口味。於是，神宗把目光轉到元老重臣之外，其他有才幹特別是一樣有雄心有抱負的官員當中。同時，青年皇帝趙頊也從中看到了改革即將遇到的阻力有多麼巨大，他也在為變法的各項前期籌備工作，進行著積極的運作。

　　神宗不愧是佳子弟的風格，其變法中興的膽識自毋庸質疑。但在登基之初醞釀變法的時候，他的各項工作的著眼點卻無不落在一個「穩」字上，沒有採取以往變法者那種首先急於在制度上進行大刀闊斧、改弦更張的辦法，而是採取了一系列比較穩健而謹慎的舉措。「其即位也，小心謙抑，敬畏輔相;求直言，察民隱，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不治宮室，不事遊幸，勵精圖治，將大有為。(《宋史·神宗本紀》)」特別是在人事工作中，「一朝天子一朝臣」，本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既定習慣。神宗卻沒有採取「大換血」的傳統辦法，對幹部隊伍進行清洗，而是選擇了盡量穩定原有宰執班底，力爭最大限度的緩解消化矛盾、爭取各方面支持的新辦法。首屆內閣中的吳奎、韓琦、曾公亮、文彥博、歐陽修、趙概等人，基本還都是上屆政府中的老班底，變化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