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軍與新四軍哪一個級別高?這看似是一個簡單問題。因為，以一個簡單的邏輯推理：八路軍的正、副總司令朱德和彭德懷，後來成了解放軍的正副總司令，而新四軍軍長陳毅，後來是當時華東野戰軍的司令員。孰高孰低，應不是問題。

　　但是，一網友雖然結論與上同，但視角卻有異：八路軍是「集團軍級」，而新四軍是「軍級」，按照當時國民黨軍編制，集團軍可以下屬軍，以此觀之，八路軍的「級別」應高於新四軍。還有網友做了些很實際的補充：姑且不談人數，八路軍建軍時，下屬為師，師下又屬旅，旅再下屬團;而新四軍下屬的支隊，就是旅級單位(支隊)，再下屬為團。所以應該說它們之間的級別高低是清楚的。

　　竊以為，這個問題的提出及其回答，與其說，是在完成一個歷史「小專題」的歷史考證，弗如說，它更可以引出人們對歷史邏輯過程的一種合理思考，以「科學化」我們的史學理論。

　　首先，這裡提出了一個「國民黨軍級別判斷標準」出來，進而人們就會問：國民黨軍「級別」的高低是嚴格的嗎?

　　眾所周知，國軍的編制，先是從北洋軍沿襲下來的;其後，又參考了其它國家建立的軍隊編制;之後，北伐時期又接受了當時直系等軍隊的編制;再後，又因為種種原因不斷變化，甚至到解放戰爭時期，又不斷出現先是「整編軍(師、旅)」，後又取消旅級單位……編製一直比較混亂。這種混亂，在抗戰初期最為明顯：比如高於軍的單位，正式使用過的名稱，就有集團軍、軍團、兵團三種。在松滬抗戰中，此為當時一些將領的不滿之一。

　　在八路軍、新四軍改編時期，國軍開始用的「某路軍」(即後來的「集團軍」)，其下編製設置就有三種情況——第一種，設「實軍」。例如29軍改變的第一集團軍，下屬59、68、77三個軍，且軍下還設師、旅兩級。

　　——第二種，設「虛軍」。如吉鴻昌的22路軍就只下設兩個師，但又下設了一個「30軍軍長」，其實是為吸引張印湘投降而專為其設的。這與高樹勳在26路軍中又被任為「27軍軍長」(高原為27師師長)一樣，是為了拉攏雜牌將領的一種做法。這種所謂的「軍長」，其實相當於一種軍階，甚至是「爵位」。

　　——第三種，下屬只設師。像梁冠英的25路等就是如此，其下只有一個32師，外加一個臨時附屬的獨立第5旅。

　　需要指出的是，最初這種「路軍」設置，很大程度上是蔣介石為了拉攏雜牌將領而用的，蔣的嫡系部隊一般不用此類名稱。於是，為了適應雜牌各軍差異很大的情況，「路軍」下屬設置也是五花八門：有的設1個師，有的是2、3個師，還有多個師的;師又分甲種(3旅9團制)、乙種(2旅6團或4團制度)。一個有趣的例子，就是中原大戰時，蔣為了分化瓦解和拉攏一些雜牌將領脫離閻、馮，請出河南籍宿將張鈁，最後居然也給了張一個「20路軍」的名義，其實是把河南那些「山大王」(土匪)一一「兼收並蓄」，儘管號稱20萬，其實張手中無一兵一卒，所以張鈁曾哭笑不得地說「蔣公真是妙人」。

　　所以，當時設八路軍，蔣介石其實就是採用了這種對付雜牌的辦法：只給了下屬一級為師的編制，雖然編號上可以為3旅制(因為按照編號，115、120、129師都各還可補充一個345、360、387旅)，其實是2旅4團制的「小乙種師」。

　　但我們來看看新四軍，就有點不同。其下屬設置，採取了一種「臨時性」的「支隊」編製，其特點：一是可大可小，支隊大可為師，小可為旅;二是編為4個支隊，不合當時一個師2到3個旅的慣例，那麼只要稍加改動，就可以再改編為2師4旅的「小乙種軍」。所以，這裡其實暗留了一些「運作」的潛機。

　　留下這種「運作潛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新四軍的一張「特殊名片」——軍長葉挺。眾所周知，以葉任軍長，是當時國共妥協的一個產物：他為「前中共黨員」，故可以為「共方」所左右;而他又現為「非黨群眾」，還曾是蔣之「半嫡系」(葉與葉劍英、薛岳等為孫中山「韶關總部」時期的「貼身4營長」之一)將領，蔣又有拉攏他的餘地。所以，蔣曾經很想通過拉攏葉挺，使新四軍「國軍化」。

　　二，關於八路軍和新四軍「級別」的思考如此，就要看誰最後得手了。而一旦得手，那麼從理論上講，新四軍的擴張就比八路軍更遊刃有餘一些。其實我們不妨設想一下，以「蔣先生」的一貫的「收買」作風，如果葉挺真是死心踏地跟他走，完全可能出現這樣一種情況：給新四軍3師9旅27團的編制(即後來「整編軍」地位)，這就大大強於八路軍3師6旅12團了。

　　可能很使蔣遺憾的是，這個「如果」沒有實現。葉在新四軍，儘管與項英矛盾諸多，與國軍將領中舊時袍澤關係又不錯，甚至中途還負氣開過「小差」，但從未動「再做馮婦」之心，從被捕到獲釋，都一直是堅定的「共方人員」。

　　倒是共產黨的軍隊，成功地覓機利用了新四軍的這種「發展空間」：在皖南事變之後，新四軍的支隊，全部變為了3旅9團制的「甲種師」，並與八路軍類似，開闢了軍區、分區、縱隊、支隊等名目繁多的擴編途徑。於是，我們就有興趣和理由再設想一種「如果」：如果新四軍能夠按照八路軍那種發展思路，在師之下，設相當於軍的「軍區」(如129師最初設的冀南、太行等軍區)，充分利用所處的贛、湘、鄂、豫、皖、閩、浙、蘇等省的邊區、山區(大別山、井崗山等)等的有利基礎條件，「再造一個八路軍」，也不是沒有可能的。

　　可惜，歷史有它自身的演繹邏輯，這種邏輯，將使任何一種異想天開的「如果」變得蒼白無力。我們看一看新四軍的條件，就知道這種「如果」的「蒼白無力」：

　　——首先，與八路軍不同的是，新四軍所處區域，多為當時中國的富庶之地，因此也是日本人要拚力爭奪的地方。條件差一點的地方，國民黨軍又要去佔據。這就不像內戰時期，只有國民黨一家是根據地的爭奪對象，這使新四軍的實際發展的地域空間被大大壓縮。

　　——其次，日本人不是國民黨，他們內部高度一致，沒有各類軍閥之間的矛盾可以利用。反過來，日本人倒是一直把「以華制華」作為基本策略，所以新四軍想靠內戰那種利用此軍閥與彼軍閥「兩不管區」建立根據地的可能性，也變得比較小了。

　　——復次，新四軍主幹部隊，是主力紅軍離去留下的南方遊擊隊，不僅人員少，而且就起家時期情況看，其人員素質也總體上低於八路軍。所以，後來還靠八路軍支援了不少骨幹，包括最大規模的黃克誠縱隊的支援。加之三年類似「山大王」式的生存方式，相互之間信任度不高，內部矛盾也多一些。高敬亭被錯殺，雖然原因很複雜，但與內部矛盾錯綜複雜關係是很大的(參閱其結果，是導致了當時共產黨在南方最好最大的根據地——大別山根據地——的讓出，無疑是新四軍的一大損失。

　　——最後，共產黨是靠「武裝割據」起家的。「武裝」，就要武器，共產黨的軍隊主要是靠繳獲裝備自己的，但當時的情況是：國民黨不給武器，合作時期，又不能去繳其武器;日本人作戰能力和意志頑強，難以大量繳獲其武器;偽軍雖可以繳獲，但其裝備一般不良。所以，那時的新四軍即便想要大力發展，也受到了武器裝備的許多限制。

　　凡此種種，都使新四軍的擴張餘地沒有「如果」式的想像那樣大：與八路軍的師一級為「方面軍級」(下屬若干相當於軍的「軍區」)相比，新四軍的師一級只能算是「軍級」;儘管新四軍的軍區多達8個，但每個軍區的下屬「分區」(旅級)一般為3、4個，而八路軍的軍區下屬分區，有多達7、8個。我們再以最後的結果看：以八路軍為基礎，編成了解放戰爭中期的解放軍的三半個野戰軍(西北、華北、中原，東北一部)，而新四軍只編成了一個半(華東、東北一部)，其中去東北那「一半」，還是黃克誠的二師，其前身，又是原來的紅二十五軍改編成的115師344旅。

　　歷史的「演繹邏輯」，是一種最複雜的邏輯：它不會像形式邏輯那樣，「有其因則必有其果」，而往往是「多因多果」，甚至是「因果不定」。所以，對於歷史，我們或許可從中總結一些有用的經驗教訓，或許這種總結對於未來沒有多少用處，但無論如何，歷史是難以用一個「如果」去推理出什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