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簡介:中國最後一個被誅九族的宰相 | 陽光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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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惟庸簡介:中國最後一個被誅九族的宰相

2015年10月24日 歷代宰相, 風雲人物 暫無評論 閱讀 224 次

  導讀:胡惟庸(?~1380年),漢族,濠州定遠縣(今屬安徽)人。胡惟庸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宰相。因被疑叛亂,爆發了胡惟庸案,遭朱元璋處死,同時藉辭窮追其友好,包括開國第一功臣韓國公李善長等大批元勳宿將皆受株連,牽連致死者三萬餘人。

  雲奇告變

  洪武十三年正月,丞相胡惟庸稱他家的舊宅井裡湧出了醴泉,邀請明太祖前來觀賞。這是大明的祥瑞呀,朱元璋欣然前往,走到西華門時,一個名叫雲奇的太監突然衝到皇帝的車馬前,緊拉住韁繩,急得說不出話來。衛士們立即將他拿下,亂棍齊上,差點把他打死,可是他仍然指著胡惟庸家的方向,不肯退下。朱元璋這才感到事情不妙,立即返回,登上宮城,發現胡惟庸家牆道裡都藏著士兵,刀槍林立。於是立即下令將胡惟庸逮捕,當天即處死。

  雲奇身為內使,居西華門,離胡宅非常近,既然知道胡惟庸謀逆,為何不先期告發,一定要事迫眉睫時,才攔駕告發?況且如果胡惟庸真要謀反,也是秘密埋伏,即使登上城牆也不可能看到刀槍林立。謀反這麼大的案件,胡惟庸當天下獄,當天就被處死,處置得如此匆忙,實在蹊蹺。據《明太祖實錄》記載,四天前,也就是正月甲午,中丞塗節已經告胡惟庸謀反,以明太祖猜忌多疑的性格,怎麼還會去胡惟庸家看所謂的祥瑞?可見,雲奇告變純屬子虛烏有。

  胡惟庸案前後株連竟達十餘年之久,誅殺了三萬餘人,成為明初一大案。事後朱元璋還親自頒布《昭示奸黨錄》,告誡臣下,切以胡惟庸為鑒。

  胡惟庸案真相到底如何?明代法令嚴峻,多諱言此事。即使到清朝修《明史》時,也只是說胡惟庸被誅時「反狀未盡露」,這不免讓人生疑。


  丞相胡惟庸

  胡惟庸(?~1380),鳳陽府定遠縣(今屬安徽)人,為李善長的同鄉。在朱元璋攻克和州時,歸附紅巾軍,頗受寵信。

  朱元璋登基,任命李善長為左丞相,徐達為右丞相。李善長是朱元璋攻下滁陽後,接納下來的謀士,指揮作戰,組織供應,事事皆能妥善處理。還在朱元璋稱吳王時,李善長便出任右相國,充分展現他裁決如流的才幹,為功臣之首。洪武元年任左丞相,封韓國公,在朝廷上位列第一。徐達常年帶兵在外作戰,實權掌握在李善長手中。之後,他的兒子李祺又被朱元璋招為駙馬,權勢更加顯赫,成為朝廷中掌握實權的淮西集團首領。

  淮西集團勢力的日益膨脹,威脅到皇權。朱元璋對他頗存顧忌,於是在洪武四年,以年高有病為名,讓李善長告老還鄉,時年五十八歲。其實,朱元璋早就有意撤換李善長,還曾經向劉基請教合適人選。

  劉基說:「善長為元勳舊臣,能調和諸將,不宜驟換。」朱元璋道:「善長屢言卿短,卿乃替他說情麼?朕將令卿為右相。」劉基連忙頓首道:「臣實小材,何能任相?」可能劉基預料到在淮西集團當權的情況下,必然會受到排擠,故而堅決不肯任相職。朱元璋又問:「楊憲何如?」劉基答道:「憲有相材,無相器。」朱元璋又問:「汪廣洋如何?」劉基道:「器量褊淺,比憲不如。」

  太祖又問及胡惟庸,劉基連連搖頭道:「不可不可,區區小犢,一經重用,僨轅破犁,禍且不淺了。」朱元璋默然無言。但是後來朱元璋還是根據李善長的推薦,任用了善於逢迎的胡惟庸。劉基歎道:「惟庸得志,必為民害。」胡惟庸得知後,便對劉基忌恨在心。不過,後來的事實證明,劉基的話還是有道理的。

  因李善長的提攜,胡惟庸於洪武六年,進入中書省,與汪廣洋同任右丞相,左丞相空缺。胡惟庸入相後,他的精明幹練很快得到朱元璋的賞識。這期間,胡惟庸還將自己的侄女嫁給了李善長的弟弟李存義的兒子李佑為妻,結成姻親,使得他與李善長關係更進一步。有這樣的元老重臣為後盾,胡惟庸更加膽大妄為。加上李善長的舊屬們也極力幫助他,胡惟庸可謂如魚得水。由於他逢迎有術,漸得朱元璋寵任。到洪武十年,進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獨攬丞相之權。

  隨著權勢的不斷增大,胡惟庸日益驕橫跋扈,獨攬丞相大權,生殺黜陟,為所欲為。內外諸司所上的奏章,胡惟庸必先取閱,對自己不利的,就隱匿不上報。他任意提拔、處罰官員,各地喜好鑽營熱衷仕進之徒、功臣武夫失意者,都奔走於他的門下,送給他的金帛、名馬、玩好,不計其數。胡惟庸一時間權傾朝野,許多人都看他臉色行事,敢怒不敢言。

  大將軍徐達對胡惟庸的擅權亂政,深惡痛絕,便把他的劣跡上告朱元璋

  對於異己者,胡惟庸必定會打擊報復。之前,因入相問題,胡惟庸就與劉基有過節。恰恰甌閩間有一片空地名叫談洋,一向為鹽梟佔據,劉基奏請設巡檢司進行管轄,鹽梟不服,反而糾眾作亂。劉基兒子劉璉將實情上奏,沒有事先向中書省報告。掌管中書省的胡惟庸認為劉基蔑視他,越加憤怒,於是唆使刑部尚書吳雲彈劾劉基,誣稱談洋有王氣,劉基想據為己有,用來修墓,應嚴加懲處。朱元璋便對劉基奪俸,劉基憂憤成疾,沒過多長時間就去世了。

  大將軍徐達對胡惟庸的擅權亂政,深惡痛絕,便把他的劣跡上告朱元璋。誰知竟被胡惟庸聞知,忌恨在心,企圖誘使徐達家的守門人福壽謀害徐達。但因福壽揭發,未能得逞。可見胡惟庸氣量狹窄、心計毒辣。

  對於胡惟庸的所作所為,朱元璋也略有察覺,對他的擅權更是感到不滿。洪武十二年九月,又有阻隔占城貢使一事發生,胡惟庸等人未及時引見占城貢使,又與禮部互相推卸責任,朱元璋一怒之下,將他們盡行囚禁,不難看出,此時胡惟庸已經受到朱元璋的嚴重猜忌。就在這年十二月,又查出汪廣洋被賜死時,有個從死的妾陳氏,竟是獲罪後妻女並皆入官的陳知縣的女兒。朱元璋得知後,更為震怒,說道:「沒官婦女只給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給?」敕令法司要徹底追查此事,因此從胡惟庸以至六部堂屬各官都難辭其咎、負有罪責。此時胡惟庸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了。


  在胡惟庸已明顯失寵的情況下,大概是揣度到朱元璋的心理,洪武十三年正月,御史中丞塗節首先告胡惟庸謀反。與此同時,被謫為中書省屬吏的御史中丞商暠,也揭發了胡惟庸的許多隱私。

  朱元璋接到告變後,立即命廷臣進行審訊,隨即就把胡惟庸處死了。告變人塗節,也因朝臣參劾說他本來準備參加謀反,因事不成才告變,連同胡惟庸和另一主犯,曾與汪廣洋一同參劾李善長的御史大夫陳寧,同時被殺。

  罪名升級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被處死後,胡惟庸案遠沒有結束,對於胡惟庸的罪狀一直都在搜集查證。

  洪武十八年(1385),有人告發李存義和他的兒子李佑,不僅是胡惟庸的至親,還曾經夥同胡惟庸謀逆。胡惟庸雖已被誅,李存義也必須連坐。這可是禍從天降,並且為禍不輕,李家揣揣不安。但是朱元璋對此事並未嚴懲,還特別下詔,李存義與李佑都免於死罪,只是被貶到崇明島閒住。可能是因為李善長為功臣元老,朱元璋念及舊情,因而特地從輕發落。按理李善長受到如此殊遇,應該上書謝恩,但是李善長對此事全然不予理會,這種態度令朱元璋感到非常不快。

  胡惟庸案的查證一直都在繼續著,並且有了新的進展。洪武十九年(1386)明州衛指揮林賢通倭事發,經審訊得知,他是奉胡惟庸的命令下海通倭的,胡惟庸謀反案有了進一步的證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又捉拿到奸人封績。封績本是元朝的舊臣,後來歸降於明,據說他經常往來於蒙、漢之間,曾經為胡惟庸給元嗣君送過信,胡惟庸在信中稱臣,並請元嗣君出兵為外應。其實早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大將軍藍玉出塞時,在捕魚兒海地方就捕獲過封績,但是由於李善長施加影響,並未上奏,就把封績給放了。直到這次,由於封績再次被捕入獄,李善長終於也被牽連進來了。

  恰在此時,李善長為了娛老,大興土木,因缺少工人,向信國公湯和借用衛卒三百名,以供營建。以營卒為工役,這種事情本是常事。但湯和膽小怕事,又不敢得罪李善長,因而表面應允,暗中卻向朱元璋報告,這無疑是說李善長私自集結兵力。湊巧,京中吏民為黨獄誅累,坐罪徙邊,約有數百人,中間有一個叫丁斌的,為李善長私親,李善長便替他求免。由於朱元璋對李善長的猜忌之心日重,他不但沒有答應李善長的請求,反而命令將丁斌拿獲。經審訊得知,丁斌偏巧曾經供事胡惟庸家,於是供出不少李、胡兩家的往來之事。這樣,便認定了李存義、李佑父子夥同謀叛的罪狀,立即將他們從崇明島拘捕進京,重新審理定罪。

  接著,朱元璋便頒布嚴敕說,李善長以「元勳國戚,知逆謀不舉,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於是,七十七歲的李善長被賜死,其妻、女、弟、侄等一門七十餘人被殺。只有李善長的長子李祺及兩個兒子,因為臨安公主的緣故,得以免死,流徙江浦。

  然而胡惟庸的獨斷專行,使相權與皇權的衝突更為明朗化了

  與此同時,朱元璋又策劃陸仲亨的家奴告發陸仲亨與唐勝宗、費聚、趙雄三名侯爵,曾串通胡惟庸「共謀不軌」。一場「肅清逆黨」的政治運動鋪天蓋地而來,到處偵捕,牽連蔓引,共有三萬餘人被誅戮。連一向與胡惟庸關係疏遠的「浙東四先生」也未能倖免,葉昇以「胡黨」被殺,宋濂的孫子宋慎也牽連被殺,宋濂本人則貶死於四川茅州。

  為了平服人心,朱元璋特地頒布《昭示奸黨錄》,刊印多冊,發往各地,曉諭臣民,以此為戒。胡惟庸案至此才算告一段落,前後遷延近十年。

  朱元璋如此煞費苦心,興此大案,究竟是何用意?

  廢相的借口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設有宰相制,宰相都稱為丞相,當時丞相共有左、右二員,左比右大,分任左、右丞相的是李善長和徐達兩人。

  朱元璋即帝位後,逐漸感到帝權與相權的衝突,唯恐臣下權力太大,會導致元末「宰相專權」、「臣操威福」的局面重演。有鑒於此,幾次設法試圖調整,以加強皇權。最早被殺的是中書左丞相楊憲。楊憲於洪武二年九月入為中書右丞,洪武三年李善長病休時,便實際操縱中書省大權,升為左丞。他玩弄權術,陷害同僚,「市權要寵」,很快被朱元璋殺死。

  接著是右丞相汪廣洋被殺。朱元璋鑒於李善長權力過大,威脅帝權,於是在撤換李善長後,最初選中了汪廣洋接替李善長的相位。汪廣洋遇事小心謹慎,又以「廉明持重,善理繁劇」而著稱。

  洪武六年,胡惟庸進入中書省,與汪廣洋共任右丞相。之後,汪廣洋以「無所建白」貶為廣東參政。但是汪廣洋一離相位後,胡惟庸遇事專斷與李善長相比有過之無不及。況且李善長還借胡惟庸等人,遙執相權,勢力更甚於前。

  汪廣洋被貶後,當然也不服氣,便暗中收集李善長的不法證據,於洪武九年(1376)與御史大夫陳寧,合疏參劾李善長有「大不敬」之罪。這當然正中朱元璋的下懷,於是洪武十年九月,朱元璋先升胡惟庸為左丞相,再調回汪廣洋為右丞相,以牽制胡惟庸,改變胡惟庸獨相的局面。

  然而汪廣洋復相後,整日喝酒,並沒有起到應有的牽制作用,反而事事調和,公事「惟以他官剖決,不問是非,隨而舉行」。這令朱元璋大為失望,又把他貶往廣南地區。即使這樣,仍未能平息朱元璋的怒氣,便又追加詔書,下令追到後,即將汪廣洋就地處死,洪武十二年十二月汪廣洋被貶殺。

  由上可知,明初的丞相擅權不行,尸位素餐也不行,放權、抓權均無好下場。朱元璋對於相權的存在實際上已深為反感,他不能容忍相權過大,絕不希望有凌駕於眾人之上的權臣存在,廢相只是時間問題。

  然而胡惟庸的獨斷專行,使相權與皇權的衝突更為明朗化了。胡惟庸之前,李善長小心謹慎,徐達經常帶兵在外,汪廣洋只知飲酒吟詩,皇權與相權的矛盾尚不突出。但胡惟庸為相七年,擅權亂政,使得朱元璋感得大權旁落,除了剪除別無選擇。

  胡惟庸案實際是一個冤案,明初的冤案又何止這一個?

  早在洪武十一年三月,為了限制丞相的權力,朱元璋就下令凡奏事不得先「關白」中書省。在此之前,凡是各地送給皇帝的奏章都要關白中書省,就是給皇帝一份,同時也要給中書省丞相送一份。接著,又令六部奏事不得關白中書省,這樣就大大削弱了中書省的權力。然而即使這樣,也還不能令朱元璋滿意。

  於是就有了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朱元璋接著就宣佈裁撤中書省。丞相廢除後,其事由六部分理,六部直接對皇帝負責,朱元璋大權獨攬。秦、漢以來實行了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從此廢除,皇權得到進一步加強。稍後,朱元璋還宣佈以後嗣君不許議置丞相,大臣如敢奏請者,處以重刑,並立為祖訓。

  我們再回頭看一下胡惟庸案就可明白,說胡惟庸獨斷專行確有其事,但謀反其實是子虛烏有,它只不過是朱元璋廢丞相的一個借口。胡惟庸被告稱謀叛時,證據並不充足,如果深究下去,胡惟庸可能不會被坐成死罪。因此朱元璋才迅速認定謀逆是實,即行殺掉,連告發的塗節也全不放過,只是為了死無對證,並可以借此另做文章。

  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後,仍然能時時刻刻感受到李善長的威脅。李善長為功臣之首,雖已退位,但勢力還很大,加之與胡惟庸的姻親故舊關係,始終令朱元璋耿耿於懷。為了鞏固帝業,就必須徹底消除這一隱患,因而胡惟庸案不斷升級。明代的心腹大患是「北虜南倭」,於是又為胡惟庸添上了一個「通倭通虜」的罪名,就是說他勾結蒙古和日本,企圖謀反。但是據吳晗先生《胡惟庸黨案考》,通倭通虜都是「莫須有」的罪名。胡惟庸事件正像一個傳說中的故事,時間越長,故事的範圍便越擴大。到後來胡惟庸東通日本高麗,西通卜寵吉兒,南通三佛齊,北通沙漠,東西南北諸夷,無不與胡惟庸叛逆案發生關係。朱元璋在殺胡惟庸若干年後又給他加上這些謀逆罪名,是想借胡案興起大獄來誅殺文武功臣,以防功臣們日後威脅朱姓子孫。平心而論,胡惟庸的被殺完全是咎由自取,但是所謂的「胡黨」卻未免牽強附會。胡惟庸案實際上成為朱元璋整肅功臣的借口,凡是他認為心懷怨望、行為跋扈的大臣,都被加上「胡黨」的罪名,處死抄家,開國功臣李善長也最終被牽連進此案。

  有明一代任丞相的只有四人,李善長、徐達、汪廣洋、胡惟庸,有三人被殺。據說徐達也未能善終,洪武十八年他患上了極為凶險的背疽,按中醫的說法,忌吃蒸鵝。朱元璋偏偏派人送一隻蒸鵝給他吃。徐達心知肚明,皇上不希望他繼續活下去,只好當著來人的面,流著眼淚吃下蒸鵝,沒過幾天就死了。

  李善長是受禍最慘的,不僅本人被賜死,還被族誅。他死後一年,郎中王國用為其鳴冤,由御史解縉起草《論韓國公冤事狀》,疏中論道:李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又何必為胡惟庸謀事,況且他已經年邁,根本沒有精力再折騰,何苦如此!當時正值胡黨株連,氣氛異常恐怖,很多人擔心會招來禍事。但朱元璋看了以後,未作任何批示,可見他也默認是枉殺。

  所謂的胡謂庸案只是一個借口,目的就在於解決君權與相權的矛盾,結果是徹底廢除了宰相制度。胡惟庸案實際是一個冤案,明初的冤案又何止這一個?胡案剛剛結束,藍案又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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