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9日，北京醫院的小會議室裡，接到通知的幹部們排隊來向周總理遺體告別。由於「四人幫」控制著不能擴大周總理逝世的影響，安靜的隊伍慢慢向前移動，從小會議室一直排到醫院門口。周巍峙與王昆的小兒子周八月則在醫院門口，哭著求警衛放他進去，最後看一眼自己的「周伯伯」。頭一天，當街上哀樂開始盤旋的時候，正在家裡的周巍峙和王昆夫婦抱頭痛哭。總理病重的消息一直對老百姓嚴格保密，周巍峙夫婦通過朋友得知總理身體不好，「雖然有精神準備，但是一聽到哀樂，那種悲傷的情感止不住啊」。

　　到了遺體前一看，總理「臉是黑的，滿臉老人斑，那麼瘦」，周巍峙說他雙腿一下子軟了，「總理他走得這樣慘，過去他跟我們講了那麼多豪情壯志，現在都沒了。我想，若不是『文革』，總理不會走得這麼快」。王昆則說她在總理逝世時哭了一個星期，「造反派也知道我哭得最傷心，天塌下來了，這一輩子也還不了清白了」。

　　看著形容枯槁的遺體，周巍峙不由得想起了第一次見到周恩來的樣子，「兩個對比太強烈了，那種儒雅和瀟灑，讓人不由得不親近他」。

　　那是在1938年9～10月間，周恩來在太原商議抗戰大計，曾做過李公樸秘書的周巍峙也從上海轉移到太原。在上海參加救亡運動時，周巍峙聽到過關於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宣傳，「不過都是毛、周被扭曲的形象」。李公樸與山西軍閥閻錫山那時共同辦了「全民通訊社」，一共只有兩個工作人員，周巍峙就負責與八路軍在太原的辦事處聯繫。「一次我去『八辦』，看到一個幹部模樣的人，站在防空洞上指揮大家轉移進洞，避免敵人炮彈襲擊。別人告訴我，這就是周副主席。當時我還暗暗納悶，這就是『大鬍子』周副主席，鬍子還沒有蓄起來啊。」

　　不久太原形勢告急，周恩來給各界幹部做「武裝保衛山西」的動員，一開口，「同志們啊——」，身為蘇北人的周巍峙就被鄉音感染了，「一下子情感上靠得很近」，「講話時的那種激昂全是真情實感，非常有吸引力」。

　　一直做文藝工作的周巍峙真正與周恩來有近距離接觸，是在1944年。前幾年，已經加入八路軍的周巍峙帶領西北戰地服務團在前線演出宣傳，人們熟悉的詩人田間、作曲家李劫夫、電影導演凌子風、電影演員陳強都是「西戰團」成員。在重慶領導抗日鬥爭的周恩來偶爾回延安進行匯報。等到1944年「西戰團」回延安，毛澤東、周恩來經常和大家一起聊天，偶爾也一起跳舞。周恩來對話劇很有興趣，常和周巍峙他們一起討論劇本。「他在窯洞前坐個小凳，戴上眼鏡就翻劇本」，和大家面對面接觸時，「感覺他對人很誠懇，有什麼說什麼，在他面前完全沒有拘束」。

　　13歲時在家鄉河北唐縣參加婦救會的王昆，因為一副好嗓子，1939年被吸收進「西戰團」。1944年在延安，活潑的小姑娘王昆到組織部去玩，第一次見到周恩來正和彭真一起散步。王昆的三叔王鶴壽之前已經參加革命，鄧穎超看到王昆樂呵呵地說，「哎呀，侄女長得這麼像叔叔」，周恩來就主動和王昆打招呼，自然而親切。

　　1945年歌劇《白毛女》的演出，讓王昆一下子成了名滿延安的「喜兒」。王昆清晰記得當年4月28日在中央黨校大禮堂首演，剛演完，打著赤腳的她正泡腳盆子洗腳，周恩來來了，「大家圍著他說話，他說戲很好，但還要不斷改進，變得更緊湊」。後來王昆從張瑞芳那裡得知，周恩來在重慶提到這齣戲時，說「延安最近演出了一台戲，感人至深，許多人看後都忘不了」。王昆一直牢牢地記著周恩來的這句評價，看作一輩子的榮耀。

　　「那時候見領導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人和人的關係非常近，也很自然。」到了聯歡會上，毛澤東、周恩來總會和大家跳跳舞。年紀最小的王昆幾乎總是第一個被周恩來邀請，「他喜歡和我們拉家常，比別人還要親近些」，周到的周恩來總會把在場的每位女士都請到。

　　他們的大兒子周七月，因為對當時形勢不滿，帶著「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和「叛國」的罪名坐牢九年半，兩次被判死刑。1976年1月8日晚上19點多，當「新聞聯播」裡哀樂響起，正在河北衡水勞改隊的周七月感覺當頭棒喝，「完了，全完了，國家也完了，我也完了」。

　　忙碌而親近的一國總理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時任中央歌舞團團長、中央實驗歌劇院院長、文化部藝術局局長等職務的周巍峙家很早就有了電話，周總理往往一個電話直接打過來，交待工作。那時在初中寄宿的周七月，週末回家時住在父親的辦公間裡，有時半夜會接到總理的電話，「我是恩來啊，周巍峙同志在嗎?」周七月便趕緊去敲父母的房門，放下電話的周巍峙披上外套就出門了。

　　50年代一次開會，周恩來和管理文化工作的周揚、周巍峙一起探討民間藝術問題。說著說著，總理突然一樂，「我們三人都姓周，我是老周，你是小周，那周揚就是大周了」。等到後來見到周巍峙的兩個兒子，總理又樂呵呵地跟孩子們說，「我還是老周，你們是小周，你爸爸是大周了」。又給孩子們送來大貝殼做禮物，孩子們非常喜歡這個慈愛的周伯伯。

　　周七月當時從一個孩子的眼睛裡看，「首先是一個叔叔伯伯的形象，其次才是領導人」。那時候領導們經常去北京飯店、人民大會堂、天橋劇場看文藝節目，上小學的周七月爬到周總理的腿上坐著，周總理讓服務員送來冰淇淋，前面就坐著毛主席，「他們都是一起打天下的兄弟，隨隨便便坐在一起，根本沒有太多講究，領袖們常常混坐在群眾中間」。老百姓自然會從信息中感受到領袖的魅力，「1966年3月8日，邢台大地震，我早上躺在床上有震感，晚上聽廣播，總理就已經到了邢台災區了」。

　　在總理身邊工作的周巍峙，感覺和總理相處愉快，總理非常關心人，佈置工作時會順帶問問，「吃飯了嗎」。但是和總理一起工作又會緊張，「他對情況非常瞭解，佈置工作問得很細，我們如果不知道就得說『不知道』，若是敷衍他，他發現了會發脾氣的」。一次某國元首來訪，當時安排的演出節目是《紅色娘子軍》。陳毅元帥一看著急了，「這個元首就是個大地主，怎麼能給他看娘子軍的故事呢」。總理連忙叫來周巍峙，準備換成傳統戲劇，「他不放心，一定要我去把演員找好，讓他們表演一下拿手把式，看到不出錯才拍板定下來」。在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排練過程中，總理十幾次到現場指導，擔任總指揮的周巍峙說，「他才是真正的總導演」。

　　周恩來經常帶著周巍峙等去演員家裡看看，趙青、於藍等人都受到過周恩來的直接關心。有一次，周恩來讓人請一位演員來給排練提意見，等到開研討會時，又忘了通知這位演員。周恩來發現後，特意讓周巍峙到演員家裡，代表他對自己的疏忽表示道歉。周巍峙回憶，那時沒有誇張的宣傳，總理平易近人的故事似乎更多來自老百姓的口口相傳，「總理對北京飯店的理髮師傅、掃地的工人都很親熱，對不起眼的小人物很關心，這類小事非常多」。

　　一直受周總理喜愛的王昆，二十多年來直接得到周恩來對民族唱法的指點和幫助。1954年文化部讓王昆去中央音樂學院向蘇聯聲樂專家學習。王昆臨行前偶然跟總理提及此事，周恩來說:「你只能學好，不能學壞，要唱得更好，更不費勁。如果哪天無線電裡傳來一個聲音，我不知道是誰，別人告訴我是王昆，那就失去了你的特色。我們不能損失一個王昆。」蘇聯專家想改變王昆「原始的」「村野的」狀態，王昆自己也被「洋嗓子」「土嗓子」的爭論弄得有些迷茫。1962年底王昆試著用新學到的發聲方法演唱了三首歌，總理聽了不高興，「哎呀，你怎麼學成這種不洋不土的樣子了?」直到半年調整後，王昆寫信邀請總理夫婦聽她演唱，總理聽後才高興地說:「謝謝你，你的歌聲使我們今晚回了一趟延安。」

　　「為人民歌唱」是周恩來當年在延安送給王昆的一句話。1964年看了《東方紅》後，總理說王昆，「她是二十年前的《白毛女》、二十年後的《農友歌》呀」。這幾句飽含感情的話，成了一個文藝工作者一輩子享用的精神支柱。

　　他們的大兒子周七月，因為對當時形勢不滿，帶著「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和「叛國」的罪名坐牢九年半，兩次被判死刑。1976年1月8日晚上19點多，當「新聞聯播」裡哀樂響起，正在河北衡水勞改隊的周七月感覺當頭棒喝，「完了，全完了，國家也完了，我也完了」。

　　「為他擔憂 他在希望在」

　　人們對周總理情感的起源，如今細細追究，似乎來得不露痕跡。在大家眼裡，周總理和當時別的領導人一樣，沒有架子，受人喜愛和尊敬。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隨著政治形勢急劇變化，老百姓逐漸把信任和希望都集中在了周恩來身上。那種真摯的情感，既有對國家命運的惶惑和擔憂，也摻雜著個人申冤的強烈訴求。

　　「文革」初期，直率的王昆就對江青一些言行很不滿意，在朋友中幾次議論，說「主席夫人怎麼提倡武鬥呢」。後來周巍峙和王昆都成了江青親自點名要狠狠整的對象。大兒子周七月為王昆的事，被扣上「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和「叛國」等莫須有罪名，蹲了9年半監獄。小兒子周八月，「文革」開始時才10歲，父母被專政，由好心的保姆偷偷保護起來，根本沒法上學。周巍峙說，「我們一家四口常常分住四處，是典型的夫離子散，天各一方」。

　　周七月形容當時人們的心情，一方面非常替周總理擔心，一方面又把最後的希望全部放在了總理身上。在人人自危的年頭，小道消息滿天飛，「有些小道消息傳了幾天就變成真的了，誰都很難說下一個被整的是誰」。雖然這時一家人分散各地，但是對總理的擔心卻非常一致。周巍峙說，總理做的決定經常被否掉了，總理說的話又被批判了，一會讓他抓生產力，一會又不抓，儘管沒有確鑿的消息，但是「我們都明白他的處境非常艱難」。

　　在監獄中的周七月，飢渴地通過報紙上的簡短消息來判斷局勢。「有時候就在茅坑旁邊撿報紙，看所有領導人的排名，今天提到誰了，明天又不提誰了。」眼看著毛主席周圍的一個個領導人倒下，周總理漸漸承載了大家絕望中的希望。那時候挨整的人要往外寫信，幾乎全部想到的是遞給周總理。在「文革」嚴密的消息控制中，普通人被訓練得對信息相當敏感。到了1975年，周恩來在報紙上出現的相片，「人已經相當消瘦了，一副力不從心的樣子」。

　　周七月在1974、1975年兩次托人偷偷向監獄外送信，都是直接寫給周總理的，很多人也寫信向總理求援。周巍峙在咸寧「五七干校」的艱苦歲月裡，曾兩次夢見了總理。「頭一回夢見他時，見他很忙，而且更瘦了，我便上前去訴苦，總理安慰說，『事情都過去了……』第二次做夢，是總理找我去分配工作。」後來周巍峙和王昆團聚時，兩人說起來，差不多在同一時間，王昆也夢見了總理。

　　黃永玉老先生在《比我老的老頭》一書裡，描寫到那個特殊年代人人惶恐不安的情形，張仃和陳布文夫婦的兒子郎郎，「在『文革』期間被腳鐐手銬地押到美術學院挨『批鬥』，大會幾天之後分組討論槍斃不槍斃他。我難以忍受決定孩子生死的恐怖，逃到北海，一進門就遇到王昆，她的孩子周七月那時也要被槍斃。我們默默地點了點頭，說聲『保重』，擦身而過。那天雪下得很大，登臨到白塔山頭，俯覽塵寰，天哪!真是訴不盡的孤寂啊!」

　　在那樣的年月裡，周巍峙形容，總理成了人們手裡「最後的一根救命稻草啊，大家都相信，只要總理在，希望就還在」。

　　「文革」中總理至少三次問到周巍峙和王昆，這也成了夫婦倆感激至今的記憶。第一次是在北京文化部系統開會，總理問:「怎麼看不見周巍峙了，他到哪裡去了?」總理又說:「王昆有多大問題?頂多人驕傲一點，群眾關係差一點，本質是好的嘛!」最後一次是1973年周巍峙回北京後，在6月間周總理看了朝鮮藝術團演出後，他點了當時的文化部長於會泳，很生氣地說:「為什麼朝鮮還在唱《志願軍戰歌》，我們中國反而不唱?周巍峙有多大問題?王昆就更沒有什麼問題了，她從小參加革命，在革命隊伍長大，她在延安時演出了《白毛女》，對文藝事業是有貢獻的嘛!」

　　他們的大兒子周七月，因為對當時形勢不滿，帶著「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和「叛國」的罪名坐牢九年半，兩次被判死刑。1976年1月8日晚上19點多，當「新聞聯播」裡哀樂響起，正在河北衡水勞改隊的周七月感覺當頭棒喝，「完了，全完了，國家也完了，我也完了」。

　　理性與記憶中的兩種情感

　　如今已到耄耋之年的周巍峙和王昆，在某種程度上，仍然繼續著革命年代的工作方式。記者採訪王昆時，80歲的老太太正在浙江忙著三天的演出，深夜12點才閒下來。今年在上海演出的交響合唱音樂會《東方紅》中，王昆仍然登台親自領唱她的經典歌曲《農友歌》。在1998年出版的《王昆從藝六十週年紀念畫冊》中，老人深情地寫道:「總理去世，我流了有生以來都不曾有過的那麼多的淚，我的淚真的哭干了。事過多年，不管什麼時候，不管我捧起任何人紀念總理的文章，包括我自己寫的『猶聞總理擊節聲』在內，眼淚就又會奪眶而出。我們的好總理啊!我有多少話想跟您說呀!……雖然我現在已73歲了，但歌喉還依然年輕，還能在國家的大型的慶典晚會上演唱……我心中永遠有一個思念不盡的周總理。」

　　而現今89歲的周巍峙老人仍然是中國文聯主席，並擔任總編委會主任主持中國民族民間文藝集成志書。十年前周巍峙在出版社的要求下開始整理個人文集，但十年後的今天還沒整理出來，「我太忙了」，書沒出來，等待整理的文章在十年間又多了48篇。老人開玩笑地說:「我是一輛慢速行駛的大貨車，旁邊的人總是快速超車，我不停地趕，可還是趕不上啊。」

　　然而與依舊沉浸於舊時情懷的父母不同，1947年出生的周七月，會經常不自覺地跳開一段距離，來看待父母那一代人的感情。從一個孩子的感受出發，從小他的家庭就缺少普通人家的溫暖，「直到現在我也非常不願意在台下看媽媽演出，從心眼裡害怕看到的不是她。只有在側幕看她演出，才感到親切。這毛病就是打小落下的」。

　　「文革」中兩次險些被執行死刑、30歲才走出監獄的周七月，從頭開始忙著創業、結婚、生子。過早經歷了人生起伏的他，對曾經的政治氣氛有著與父母不一樣的冷靜反思。隨著「文革」中文獻和個人回憶錄的逐步公開，「周總理在『文革』時的處境確實為難，但很多荒謬的事情他也是知情的」。當年對政治領袖的狂熱情懷，會逐漸加上理性的判斷和解讀。但是周七月自己也不禁感慨，「感情這東西很奇妙，它有時候是和理性完全分離的」，即使在今天回想起來，他記憶中的周總理還是那個親切和藹的伯伯，「感情的因素很難抹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