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晚，盤踞在中國東北境內的日本關東軍，炸毀了南滿鐵路柳條溝一段路軌，誣稱此舉乃中國軍隊所為，以此為借口，炮轟瀋陽北大營中國駐軍，自此揭開了「九一八」事變的序幕。此次日軍進攻，東北幾十萬大軍一槍未放就丟了東北三省一百三十多萬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作為封疆大吏與最為直接的軍事最高指揮者自然難逃干係。

　　此時，節制東北的封疆大吏正是號稱「少帥」的小六子張學良。就在輿論喧騰，世人對張學良皆曰可殺的歷史性時刻，上海《時事新報》11月20日以「馬君武感時近作」為題，發表了《哀瀋陽》七絕二首：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塚，哪管東師入瀋陽。詩中指名道姓，言之鑿鑿，一經刊發，即洛陽紙貴，國人聞之無不同仇敵愾。因了這首詩的廣為流傳，也更坐實了張學良「不抵抗將軍」之惡名。由此，張學良與民國影星胡蝶的風流韻事一時被傳的沸沸揚揚。張學良絕對可以算得上是一位風流將軍，他晚年曾這樣總結自己：平生無憾事，唯一愛女人。他曾經擁有過十一位情人。髮妻於鳳至和趙四小姐已是老生常談，而最讓人眾說紛紜的還是他和民國著名影星胡蝶的風流故事。「九一八」事變的當晚，張學良到底在做什麼？這個日寇鐵蹄踏入中國東三省的危急時刻，張學良難道真與胡蝶二人卻躲在了北京的一家舞廳裡翩翩起舞嗎？

　　據許多材料說「事變」當晚，張學良在北平陪同一位爵士看戲。戲看到一半，張學良就匆匆離去，再也沒有返回。當時爵士覺得張失禮，還有些不高興，第二天在報上看到日本侵略軍發動事變的消息，才明白張不辭而別的緣由。其實，對於「九一八」事變時「不抵抗主義」之真相，一生號稱敢作敢為的張學良晚年曾多次談及。他直言不諱地反覆說明，事變時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國民政府中央。張學良說的有道理，作為封疆大吏，這一晚上他有權下達一切命令，只是他把敵人的佔領意圖誤認為是一般的尋釁滋事，由於判斷失誤，故採取了「不抵抗主義」，眼睜睜地看著瀋陽被佔領的戰爭悲劇發生。

　　歷史呈現在世人面前一個不可隨意更改塗抹的鐵證是，就在上海《時事新報》發表馬詩的當日，胡蝶所服務的明星影片公司就做出了快速反應，並於11月21日、22日連續兩天在上海最具影響的《申報》以胡蝶的名義發表聲明闢謠，意謂馬君武之作乃一派胡言亂語，根本沒有此事。而後，胡蝶頗動感情，頗為慷慨和具有浩然之氣地表示道：「蝶亦國民一份子也，雖尚未能以頸血濺仇人，豈能於國難當前之時與負守土之責者相與跳舞耶？『商女不知亡國恨』，是真狗彘不食者矣！」1986年，胡蝶撰寫了自己的回憶錄——《胡蝶回憶錄》。在回憶錄中，胡蝶提到了往日馬詩引起的令她一生都為之耿耿於懷的跳舞公案。文中說：「馬君武這兩首詩是根據傳聞而寫。據後來瞭解，是日本通訊社從中造謠中傷張學良，以引起國人對他的憤慨，轉移目標。馬君武激於義憤，一時也未能考證事情的可靠與否，只是將我也牽連進去了。」這段記述，再次向世人清楚地表明，九一八事變之晚，她根本未在北平。而據北平報界報道，胡蝶一行抵平已是九月下旬，出車站時，受到熱情觀眾包圍，盛況空前，云云。那麼他與張學良在「事變」之夜相擁跳舞，當然是子虛烏有之事。

　　事實上，張學良與胡蝶確實終生都未謀面。「九?一八」事變後，張學良因公務到滬，有人欲從中促成其與胡蝶謀面，以不枉「翩翩胡蝶正當行」之詩意。張即正色謝絕：「如果這樣，謠言豈不得到證實？」1964年6月，胡蝶應邀赴台灣出席第11屆亞洲電影展，也曾有好事的記者問胡蝶是否要見一見張學良，他們可以代為安排。胡蝶頗為輕鬆地笑答：「專程拜訪就不必了，既未相識就不必相識了。」張、胡這對民國時期最為耀眼的酷男靚女，失去了最後一次翩翩起舞的機緣。

　　雖然張學良與胡蝶之間的情人關係據考證實屬子虛烏有。但為什麼這種傳聞老百姓們卻樂意相信?其中，除了有對於張少帥不抵抗日軍入侵表達憤慨之外，更深層的是沿襲了中國傳統「紅顏禍水」的思想。「溫柔鄉是英雄塚」，張少帥最終還是英雄，只不過是被「紅顏」迷了心竅的英雄。而詩裡的「阿嬌」才是真正的「商女不知亡國恨」。「紅顏禍水」論是中國封建社會遺留下的一顆毒草，包含著對女性的一種偏見和污蔑，是一種在男性話語社會中，女性沒有地位的表現。在當代文明社會，我們能否可以冷靜的分析歷史，尋找客觀的原因「將凱撒的歸凱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