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右任(1879—1964)，陝西三原人。原名伯循，字誘人，典出《四書》「夫子循循善誘人」。1905年，他因在《新民叢報》批駁錢基博《中國輿地大勢論》中「長江流域民族處置大河流域民族」的荒唐論點而聲名大噪。此文首次署名「於右任」。「右任」，既是「誘人」的諧音，亦暗含反清之意。因我國一向以「左衽」來指受異族統治，故「右任」 之「任」，系從「衽」而來。

　　於右任兩歲喪母，由伯母房氏撫育成人。幼時家貧，於右任6歲牧羊，差點葬身狼口。17歲中秀才，20歲中舉人。庚子年國難當頭，八國聯軍攻佔北京，慈禧太后與光緒出逃西安。陝西巡撫岑春煊命學堂師生恭迎聖駕，跪道側一小時。血氣方剛的於右任要致書巡撫，希望他「手刃西太后」，後為同窗王麟生勸阻。於右任剃成光頭，脫去上衣，光膀子提著大刀，以一副「換太平以頸血，愛自由如髮妻」的對聯為背景，照了張相，意訣清廷，頗有殺氣。不料，此照片落入三原縣令德銳手中。縣令以於的《半哭半笑樓詩草》和這張照片為證，誣其為「革命黨」，下令通緝。於右任得訊後，逃至「志士之集，議論風發」的上海，化名劉學裕(「留學於」之意)，就讀於馬相伯的震旦學院。於右任的才學深受馬相伯賞識。1905年震旦學生反對洋教會，集體退學，馬相伯也脫離震旦，決意與同學們一道組建一所新校。馬接受於的建議，擷取《卿雲歌》中「日月光華，旦復旦兮」中的「復旦」兩字為校名，創建復旦公學(即復旦大學前身)。次年，於右任在日本結識孫中山，入同盟會，開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於右任由一個三秦大地上的牧羊少年，勵志奮鬥，不僅成為集詩人、書家、報人、教育家於一身的社會賢達，而且官拜「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畢生經歷了多少滄桑，有過多少喜怒哀樂!院長任上，他明德肅貪，曾信誓旦旦要整肅吏治，既打蒼蠅、蚊子，也要打老虎。史實是蒼蠅、蚊子倒拍了兩隻，彈劾過兩個魚肉百姓的縣長，殺了一個中央信託局的貪污處長林世良;而面對巨貪鐵道部長顧孟余、財務部常務次長顧翊群等老虎，於右任剛剛持槍瞄準，汪精衛、蔣介石便挺胸堵住了槍口。胳膊擰不過大腿，於右任無奈。難怪世人譏他「監而不察，察而不明」、「養虎遺患」。於右任也只能悲鳴：「監察何用?監察何能?可慨也夫!可慨也夫!」他拍案過，驚堂木驚不動老虎;他拂袖過，可蔣介石為「收招人心 」，欲借他做擺設而死纏不放。於右任在院長的位置上一坐33年，業績不顯。檢視反思，除于氏本身的人性弱點之外，當歸結於盤根錯節的官場腐敗。一句話，民國官場太複雜，複雜得筆者三言兩語說不清;民國官場太黑暗，黑暗得筆者不屑為文。且讓我從容地描摹一下官場之外的於右任吧。

　　辦報，勇為蒼生鼓與呼

　　於右任84歲華誕時，台灣「郵政總局」發行了一枚「元老記者於右任」的紀念郵票。票上印有于氏的親筆題詞「為萬世開太平」。端詳這枚紀念郵票，於右任感慨萬端：「在我生活的歷程中，最使我難忘的也最使我懷念的還是從事新聞記者時期。」青史作證，在辦報的崢嶸歲月，他的確是昂揚奮發、不屈不撓，為辛亥革命做出了卓越貢獻。其激烈、壯觀簡直是驚心動魄!

　　於右任在上海先後創辦過《神州日報》、《民呼日報》、《民吁日報》和《民立報》4種報紙。雖然報紙存續時間短暫，但影響很大，且一個勝過一個。

　　自1903年《蘇報》被封後，上海的革命報刊幾乎全部緘口，而保守派報紙卻十分活躍，某報社論更公然為清廷張目，誣革命為叛逆。於右任忍無可忍，撰文反擊，但投稿如泥牛入海，這使他產生了辦報的慾望。1906年他與邵力子赴日本考察報業，同時謁見神交已久的孫中山。他在日本的華僑中籌募了3萬銀元，又在國內招遊資入股，於次年創辦了《神州日報》，以「神州」為旗幟，意在喚起民眾的故國之情。報上的紀元一改慣用的清帝年號，而用公元和干支紀年，寓意良深。為讓報紙站穩腳跟，他針砭時弊注重策略，巧用「旁敲側擊」之法，在華美的文字中暗藏革命的精魂。正當報紙要騰飛時，天不作美，報社附近的廣智書局失火，報社化為一片灰燼，僅靠一點保險金維持。屋漏偏逢連夜雨，報社內部又鬧窩裡鬥，於右任一氣之下拂袖而去。當時上海的道台秦乃煌為控制輿論，擬以重金聘於到《輿論日報》當總主筆。道不同，於右任豈能與之為謀?

　　1909年於右任別樹一幟，創立《民呼日報》。此前，他在上海各報大刊廣告，公開宣稱《民呼日報》「以民請願為宗旨，大聲疾呼，故曰民呼，辟淫邪而振民氣。」創刊號上刊發的社論旗幟鮮明：「民呼日報者，黃帝子孫之人權宣言書也。有世界而後有人民，有人民而後有政府;政府有保護人民之責，人民亦有監督政府之權。政府而不能保護其人民，則政府之資格失;人民而不能監督其政府者，則人民之權利亡。」字字鏗鏘，擲地有聲。創刊號一面世，即被搶購一空。於右任有了辦《神州日報》的經驗，加之又網羅了戴季陶、吳宗慈等筆桿，僅用3個月時間，發行量扶搖直上，居上海群報之首。

　　《民呼日報》不僅針砭時弊，揭露清廷的腐敗，更注重關心民瘼。是年甘肅大旱，良田龜裂，餓殍載道，哀鴻遍野。而陝甘總督升允搞假大空，3年匿災不報，又不減田賦，以致釀成人人相食的慘劇。《民呼日報》刊登一篇《如是我聞》揭露：一飢餓老嫗，讓女兒到野外尋草根回來充飢。女兒摳得手指出血，只得一把草根回來，而母親已無蹤影，唯見地上一攤血。原來被人吃了。該女悲得昏死過去，第二天未出門，鄉鄰推門探看，只見地上一堆骨節，她又被人吃了。報紙據此義憤陳詞： 「升允之肉較嫗肥百倍，甘民竟不剖食之，意者甘民雖餓，猶擇人而食呼?」任誰讀之，能不憤慨!

　　於右任一面揭露社會黑暗，一面發起募捐賑災活動，開我國報業參與社會賑濟事業之先河。升允惱羞成怒，誣陷於右任和另一負責賑災事務的陳飛卿「侵吞賑款」;一面又與上海道台蔡乃煌、公共租界巡捕房私通，拘押於、陳二人，製造了轟動一時的「民呼報案」。於右任等被關押月餘，審訊7次，身心遭到摧殘。報社同仁知道，當局意在迫報社關門。為營救於、陳，報社同仁不得不委曲求全，「自行停刊」，於右任才得以解除羈押，但被逐出英租界。《民呼日報》短壽，只存在了92 天。

　　於右任雖一介文弱書生，但脊骨是硬的，折而不彎。數日後他再創《民吁日報》。於右任闡釋報名：「民不能言(呼 )則唯有吁耳!」又說「『吁』字，又適為『於某之口』」，沉痛中含著幽默。於右任不便出面，委請范鴻仙當社長。《民吁日報》面世時，日本侵華日甚。報紙發表《論中國之危機》等社論，揭露日本軍國主義在華要求種種特權的罪惡;又針對傾銷日貨發表《買日貨者看看》等時文。報紙此舉惹怒了日本駐上海領事松岡。是年10月26日，朝鮮志士安重根在哈市刺死日本前首相伊籐博文。(脅迫清廷簽《馬關條約》者)上海數十家報紙裝聾作啞，唯《民吁日報》在顯著版面刊發這大快人心的好消息，稱伊籐為「土匪流氓頭子」、「大渾蛋」、「死有餘辜」。廣大讀者拍手稱快，松岡則暴跳如雷，讓上海道台蔡乃煌查禁《民吁日報》。《民吁日報》被查封，並被判令「永遠不得出版」。《民吁日報》更是短壽，存在了四十又八天。

　　辦報，勇為蒼生鼓與呼

　　於右任84歲華誕時，台灣「郵政總局」發行了一枚「元老記者於右任」的紀念郵票。票上印有于氏的親筆題詞「為萬世開太平」。端詳這枚紀念郵票，於右任感慨萬端：「在我生活的歷程中，最使我難忘的也最使我懷念的還是從事新聞記者時期。」青史作證，在辦報的崢嶸歲月，他的確是昂揚奮發、不屈不撓，為辛亥革命做出了卓越貢獻。其激烈、壯觀簡直是驚心動魄!

　　於右任在上海先後創辦過《神州日報》、《民呼日報》、《民吁日報》和《民立報》4種報紙。雖然報紙存續時間短暫，但影響很大，且一個勝過一個。

　　自1903年《蘇報》被封後，上海的革命報刊幾乎全部緘口，而保守派報紙卻十分活躍，某報社論更公然為清廷張目，誣革命為叛逆。於右任忍無可忍，撰文反擊，但投稿如泥牛入海，這使他產生了辦報的慾望。1906年他與邵力子赴日本考察報業，同時謁見神交已久的孫中山。他在日本的華僑中籌募了3萬銀元，又在國內招遊資入股，於次年創辦了《神州日報》，以「神州」為旗幟，意在喚起民眾的故國之情。報上的紀元一改慣用的清帝年號，而用公元和干支紀年，寓意良深。為讓報紙站穩腳跟，他針砭時弊注重策略，巧用「旁敲側擊」之法，在華美的文字中暗藏革命的精魂。正當報紙要騰飛時，天不作美，報社附近的廣智書局失火，報社化為一片灰燼，僅靠一點保險金維持。屋漏偏逢連夜雨，報社內部又鬧窩裡鬥，於右任一氣之下拂袖而去。當時上海的道台秦乃煌為控制輿論，擬以重金聘於到《輿論日報》當總主筆。道不同，於右任豈能與之為謀?

　　1909年於右任別樹一幟，創立《民呼日報》。此前，他在上海各報大刊廣告，公開宣稱《民呼日報》「以民請願為宗旨，大聲疾呼，故曰民呼，辟淫邪而振民氣。」創刊號上刊發的社論旗幟鮮明：「民呼日報者，黃帝子孫之人權宣言書也。有世界而後有人民，有人民而後有政府;政府有保護人民之責，人民亦有監督政府之權。政府而不能保護其人民，則政府之資格失;人民而不能監督其政府者，則人民之權利亡。」字字鏗鏘，擲地有聲。創刊號一面世，即被搶購一空。於右任有了辦《神州日報》的經驗，加之又網羅了戴季陶、吳宗慈等筆桿，僅用3個月時間，發行量扶搖直上，居上海群報之首。

　　《民呼日報》不僅針砭時弊，揭露清廷的腐敗，更注重關心民瘼。是年甘肅大旱，良田龜裂，餓殍載道，哀鴻遍野。而陝甘總督升允搞假大空，3年匿災不報，又不減田賦，以致釀成人人相食的慘劇。《民呼日報》刊登一篇《如是我聞》揭露：一飢餓老嫗，讓女兒到野外尋草根回來充飢。女兒摳得手指出血，只得一把草根回來，而母親已無蹤影，唯見地上一攤血。原來被人吃了。該女悲得昏死過去，第二天未出門，鄉鄰推門探看，只見地上一堆骨節，她又被人吃了。報紙據此義憤陳詞： 「升允之肉較嫗肥百倍，甘民竟不剖食之，意者甘民雖餓，猶擇人而食呼?」任誰讀之，能不憤慨!

　　於右任一面揭露社會黑暗，一面發起募捐賑災活動，開我國報業參與社會賑濟事業之先河。升允惱羞成怒，誣陷於右任和另一負責賑災事務的陳飛卿「侵吞賑款」;一面又與上海道台蔡乃煌、公共租界巡捕房私通，拘押於、陳二人，製造了轟動一時的「民呼報案」。於右任等被關押月餘，審訊7次，身心遭到摧殘。報社同仁知道，當局意在迫報社關門。為營救於、陳，報社同仁不得不委曲求全，「自行停刊」，於右任才得以解除羈押，但被逐出英租界。《民呼日報》短壽，只存在了92 天。

　　於右任雖一介文弱書生，但脊骨是硬的，折而不彎。數日後他再創《民吁日報》。於右任闡釋報名：「民不能言(呼 )則唯有吁耳!」又說「『吁』字，又適為『於某之口』」，沉痛中含著幽默。於右任不便出面，委請范鴻仙當社長。《民吁日報》面世時，日本侵華日甚。報紙發表《論中國之危機》等社論，揭露日本軍國主義在華要求種種特權的罪惡;又針對傾銷日貨發表《買日貨者看看》等時文。報紙此舉惹怒了日本駐上海領事松岡。是年10月26日，朝鮮志士安重根在哈市刺死日本前首相伊籐博文。(脅迫清廷簽《馬關條約》者)上海數十家報紙裝聾作啞，唯《民吁日報》在顯著版面刊發這大快人心的好消息，稱伊籐為「土匪流氓頭子」、「大渾蛋」、「死有餘辜」。廣大讀者拍手稱快，松岡則暴跳如雷，讓上海道台蔡乃煌查禁《民吁日報》。《民吁日報》被查封，並被判令「永遠不得出版」。《民吁日報》更是短壽，存在了四十又八天。

　　《民吁日報》被封後，上海市民在報館門上貼悼詞者眾多，且竟有焚香痛哭者。與此同時，當局在租界內外搜捕於右任。於右任一度曾躲在一名叫荷花的妓女家裡。他給那妓女12元，說好只住半個月。可迫於形勢一住住了5個月，再無錢付房飯費。那妓女非常爽快，也不向他要錢，照供食宿。因於右任見常有人來窺視，怕遭不測，在一個晚上悄悄溜走。後於右任一度困在小旅店裡「絕糧」，一位同情他又與他一樣窮的同志，到馬路上一燒餅鋪想偷幾塊燒餅帶給於右任，但遭鋪主發現，被打得滿臉是血。鋪主問他為何要偷，那同志據實相告，是為接濟快被餓死的朋友。那鋪主聽後深受感動，主動送了他許多燒餅。當於右任拿到燒餅時，兩人抱頭痛哭……

　　那時，於右任時時處在被監視之中，過著東躲西藏、度日如年的「流浪」生活。

　　吉人天相。終於，上海南市商會會長沈縵雲仗義疏財，送給於右任一大筆錢，讓他辦報。於又從友人處籌集到一筆。在九九重陽節那天，於右任又創立《民立報》，並薈萃一大批革命報人主筆政，有宋教仁、張季鸞、邵力子、葉楚傖、馬君武等。於右任選定重陽節創刊，把《民立報》喻為「植立於風霜之表」，「經秋而彌茂」的「晚節黃花」，祝福她像秋菊那樣不畏嚴寒獨自開，「使吾國民之義聲，馳於列國。」於右任親自撰寫的那篇文采奪目、寓意雋永的發刊詞，被載入《中國報學史》，戈公振譽其為新舊文學合流交匯的代表作。

　　於右任辦這張報可謂瀝盡心血，該報的國際新聞報道，在上海報業中鶴立雞群。它在世界各主要城市派有駐外記者( 留學生兼)，有一次為一篇重要稿件，於右任不惜付600塊銀元電報費。《民立報》還以大量篇幅宣傳孫中山在國外的演講和活動;同時把報社當作同盟會中部總部的聯絡、指揮機構，為辛亥革命立下汗馬功勞。孫中山為答謝他宣傳之功，送他一隻炮彈筒作紀念，鼓勵他像炮彈一樣直飛猛進。1936年毛澤東對斯諾說：「在長沙，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報紙——《民立報》，那是一份革命的報紙。……這份報紙是於右任辦的，他後來成為國民黨的一個有名的領導人。」於右任為新聞記者講課強調職業道德時說：「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昔人以此為執政者之天職，吾則以此為新聞記者之不二法門。」「為維護新聞自由，必須要恪守新聞道德。新聞道德與新聞自由是相輔相成的，沒有新聞道德的記者，比貪官污吏還可惡。」

　　「先生一支筆，勝過十萬毛瑟槍」，於右任當之無愧。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於右任是孫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他一生中作書最多的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他的座右銘是「天下為公」。

　　於右任的口碑，在民國政要中絕對是最好的。他一生布衣粗食，早年穿的布衣布鞋，都是夫人親手縫製。到台後，由一南洋華僑家屬供給，直至臨終。他做高官，享厚祿，但他是真正的一介布衣：窮。於右任幾乎是一輩子鬧窮。30年代，他患傷寒，上海的名中醫陳存仁為他治癒，他無錢付診費，親書一帖懷素體的《千字文》贈之。於對陳說：「(我)僅拿公務員的薪水，所有的辦公費、機密費一概不收。所得的薪水，只夠很清苦的家用，到東到西，袋裡從不帶錢，身上只帶一隻『褡褳袋』，別人是放銀子的，我的褡褳袋只放兩顆圖章，參加任何文酒之會，或者有人饋贈文物，我別無長物為報，只好當場揮毫，蓋上兩個印就算了。」某年，已身為監察院長的於右任到上海，想回報一下當年濟助他的妓女荷花，但囊中羞澀，不得不一下火車就尋訪陝西在滬做生意的老鄉，以求資助。

　　1948年，國民大會選舉，於右任競選副總統，只能靠送字、贈照片「拉票」，僅在臨選舉的前夕，請了幾桌客，席間道出了真情：「我家中沒有一個錢，所以沒有辦法和各位歡敘一次，今天的東道，實際上是老友馮自由等二十位籌集，我只借酒敬客而已。」抗戰歲月，他的長子於望德在德國留學，他期望兒子早日回國為抗戰出力，「盼兒歸國，但無路費」，想想也罷，讓「國家總賬上減少幾文支出」。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還都南京，他的所謂官邸(寧夏路二號)非他所購，是租賃舊部下馮雲亭的宅第……

　　貴為黨國元老、五院之一長的於右任，是在哭窮、作秀?非也。他的錢呢?

　　「子規夜半啼血，聲聲都是思鄉情」。

　　於右任出身寒門，又有濃厚的桑梓情結，他把錢都放在故鄉人民的口袋裡了。他認為「欲建設新民國，當建設新教育 」。他十分注重興學，除在上海創辦「復旦」、與共產黨人共辦「上海大學」外，更關注家鄉的教育。二三十年代，他就呼籲社會賢達「興學興農」、「開發西北」。在陝西，於右任首倡西北農學院(今西北農大)，他任國民革命軍陝西總司令期間，創辦了陝西中山軍事學校，以及渭北中學。最早於1917年在三原縣建民治小學，讓窮人的孩子上學，減免學雜費，甚而提供助學金。資金完全由他募集。他無產業，亦不經商，其困難窘迫可以想像。1940年前後，民治小學校長王麟生寫信給於，稱學校經濟困難難以為繼。於右任覆信云：「我就是窮得賣字，也要支撐這所學校。」整個三原縣的教育讓他縈繞心懷，在上海辦報期間，聽說三原縣小學實行統考，他便從上海寄了一批練習本、橡皮、鉛筆作為獎品。為彌補全縣教育經費的不足，於右任與好友段兆麟(三原人，留美學者)計議，於托段購地482畝，栽速生優質的泡桐樹，待樹成材後出售，濟助全縣各小學。

　　國難當頭，於右任艱難興學，深得孫中山讚賞。孫在1919年9月1日致於的信中說：「從事新教育之設備，及改造社會之籌策，於干戈擾攘之秋，猶能放眼遠大，深維本根，遠道聞之，深慰新望。」

　　於右任辦這張報可謂瀝盡心血，該報的國際新聞報道，在上海報業中鶴立雞群。它在世界各主要城市派有駐外記者( 留學生兼)，有一次為一篇重要稿件，於右任不惜付600塊銀元電報費。《民立報》還以大量篇幅宣傳孫中山在國外的演講和活動;同時把報社當作同盟會中部總部的聯絡、指揮機構，為辛亥革命立下汗馬功勞。孫中山為答謝他宣傳之功，送他一隻炮彈筒作紀念，鼓勵他像炮彈一樣直飛猛進。1936年毛澤東對斯諾說：「在長沙，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報紙——《民立報》，那是一份革命的報紙。……這份報紙是於右任辦的，他後來成為國民黨的一個有名的領導人。」於右任為新聞記者講課強調職業道德時說：「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昔人以此為執政者之天職，吾則以此為新聞記者之不二法門。」「為維護新聞自由，必須要恪守新聞道德。新聞道德與新聞自由是相輔相成的，沒有新聞道德的記者，比貪官污吏還可惡。」

　　「先生一支筆，勝過十萬毛瑟槍」，於右任當之無愧。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於右任是孫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他一生中作書最多的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他的座右銘是「天下為公」。

　　於右任的口碑，在民國政要中絕對是最好的。他一生布衣粗食，早年穿的布衣布鞋，都是夫人親手縫製。到台後，由一南洋華僑家屬供給，直至臨終。他做高官，享厚祿，但他是真正的一介布衣：窮。於右任幾乎是一輩子鬧窮。30年代，他患傷寒，上海的名中醫陳存仁為他治癒，他無錢付診費，親書一帖懷素體的《千字文》贈之。於對陳說：「(我)僅拿公務員的薪水，所有的辦公費、機密費一概不收。所得的薪水，只夠很清苦的家用，到東到西，袋裡從不帶錢，身上只帶一隻『褡褳袋』，別人是放銀子的，我的褡褳袋只放兩顆圖章，參加任何文酒之會，或者有人饋贈文物，我別無長物為報，只好當場揮毫，蓋上兩個印就算了。」某年，已身為監察院長的於右任到上海，想回報一下當年濟助他的妓女荷花，但囊中羞澀，不得不一下火車就尋訪陝西在滬做生意的老鄉，以求資助。

　　1948年，國民大會選舉，於右任競選副總統，只能靠送字、贈照片「拉票」，僅在臨選舉的前夕，請了幾桌客，席間道出了真情：「我家中沒有一個錢，所以沒有辦法和各位歡敘一次，今天的東道，實際上是老友馮自由等二十位籌集，我只借酒敬客而已。」抗戰歲月，他的長子於望德在德國留學，他期望兒子早日回國為抗戰出力，「盼兒歸國，但無路費」，想想也罷，讓「國家總賬上減少幾文支出」。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還都南京，他的所謂官邸(寧夏路二號)非他所購，是租賃舊部下馮雲亭的宅第……

　　貴為黨國元老、五院之一長的於右任，是在哭窮、作秀?非也。他的錢呢?

　　「子規夜半啼血，聲聲都是思鄉情」。

　　於右任出身寒門，又有濃厚的桑梓情結，他把錢都放在故鄉人民的口袋裡了。他認為「欲建設新民國，當建設新教育 」。他十分注重興學，除在上海創辦「復旦」、與共產黨人共辦「上海大學」外，更關注家鄉的教育。二三十年代，他就呼籲社會賢達「興學興農」、「開發西北」。在陝西，於右任首倡西北農學院(今西北農大)，他任國民革命軍陝西總司令期間，創辦了陝西中山軍事學校，以及渭北中學。最早於1917年在三原縣建民治小學，讓窮人的孩子上學，減免學雜費，甚而提供助學金。資金完全由他募集。他無產業，亦不經商，其困難窘迫可以想像。1940年前後，民治小學校長王麟生寫信給於，稱學校經濟困難難以為繼。於右任覆信云：「我就是窮得賣字，也要支撐這所學校。」整個三原縣的教育讓他縈繞心懷，在上海辦報期間，聽說三原縣小學實行統考，他便從上海寄了一批練習本、橡皮、鉛筆作為獎品。為彌補全縣教育經費的不足，於右任與好友段兆麟(三原人，留美學者)計議，於托段購地482畝，栽速生優質的泡桐樹，待樹成材後出售，濟助全縣各小學。

　　國難當頭，於右任艱難興學，深得孫中山讚賞。孫在1919年9月1日致於的信中說：「從事新教育之設備，及改造社會之籌策，於干戈擾攘之秋，猶能放眼遠大，深維本根，遠道聞之，深慰新望。」

　　於右任之善舉，始於光緒二十五年，陝北大旱，顆粒無收。陝西學政沈淇泉(沈鈞儒之叔)籌辦粥廠，委於右任當廠長。「恩師知我信我」，「不由我不動心，不努力啊!」1918年，陝西又遭大旱，為賑災，他派員四處奔走呼號，募款，先後向關中20個縣發放賑款11次。那時他患足疾在滬，又適長子於望德結婚，親朋故舊、慕名攀貴者都來道賀。於右任把辦喜筵的一品香飯莊當成募捐現場，發表演說：「余久抱與家鄉父老同生同死的宗旨。今天各位送來的賀禮，權做賑款送回陝西。於某今以薄酒，感謝各位為陝助賑的熱情。」是年8月，他抱病回陝視察災情，捐款購100擔小米，開設捨粥廠，救濟災民。當時的《西安日報》有長篇報道。三秦大地旱災頻發，他建議三原縣興修水利，先後兩次捐款，以工代賑整修河道。

　　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王陸一，同為「三原三才子」，曾是於的得力助手。王積勞成疾於1943年逝世，鄉人想為王立碑，於右任當然更想。但偏適關中大旱，他沉痛地對要求立碑者說：「還是省幾個錢，讓百姓多喝幾碗粥吧!」於右任曾作詩以記：「豐碑為慕文豪，凶歲難安父老;秋風忽起咸陽道，多少高墳蔓草。」詩末，他作了自註：「友人欲為王陸一立碑，予以年荒阻之。」

　　最令人感動的是，1927年間，陝西三年大旱，饑民為了活命，挖墳掘墓，變賣殉葬品度生。撫育於右任成人的伯母房太夫人的墳也未能倖免。鄉人報告於右任，於右任悲痛萬分。他由此猜度災情嚴重，理解那是饑民「萬不得已」，自感不該責怪饑民，復電：「不要追究」。後，於右任返故鄉掃墓以詩記之：「發塚原情亦可憐，報恩無計慰黃泉。關西赤地人相食，白首孤兒哭墓年。」

　　於右任矢言：「不置私產」。古人云：前人栽樹後人乘涼，子承父業。於右任反其道而行之，他「栽」樹，拒絕兒孫享福。這則是「大道為公」佳話中的佳話了。

　　1931年，於右任目睹家鄉人口外流，田園荒蕪，便收購省外客戶轉售的土地千餘畝，在鬥口村辦農業試驗場。建造辦公室時，於右任親書辦場宗旨石刻一塊，鑲在牆壁上。文曰：「……我去世後，本場不論有利無利，即行奉歸公家，國有、省有臨時定之，庶能發展為地方永遠利益。以後，于氏子孫，有願歸耕者，每家給以水地六畝，旱田十四畝，不自耕者勿與。」他怕此碑萬一不存，同時在樓南院另豎八稜石碑一座，其上文意與前碑相同。

　　1935年，民治小學擬擴建初中班，一柏姓鄰居願贈送家門前空地基及樓房，於右任堅拒，以市價收購。在辦理契約時，經辦人意寫在於右任名下。於再三叮囑：「不敢，不敢，僅防留下禍根，不要使我的子孫將來去爭奪遺產。」契約主名最後歸在民治學校名下。

　　於右任多次回鄉，一直拒絕地方政府招待，住民治學校。某次，農場、學校經辦人張文生(於原秘書)捧出多年來鬥口農場、民治學校的收支賬簿請於過目，內有民國十八年一些鄉鄰向他借款的賬單。於右任撫賬簿良久，歎息：「這些錢本來就屬於老百姓的，」他說他不看了，讓張文生一把火燒掉，「免得將來子孫討債，他們應該自食其力。」並以自己所著《牧羊兒自述》，勉勵子女自力更生。

　　晚年的於右任，仍然鬧窮。耄耋之年患牙疾，想裝一口假牙，因付不起8000元新台幣而作罷。生病住不起醫院，對小方副官鬧著要回家。(當時於月奉5000元新台幣，而一天醫藥費要1000元)蔣經國來探視後，才讓他住進榮民醫院。

　　於右任逝世後，「監察院副院長」李嗣璁、「秘書長」螘碩、「立法委員」程滄波等與於的長子於望德一道，尋於的遺囑，不見。打開他的保險箱後眾人呆了：箱內既沒有錢財寶物，也沒有股票證券，多為生前重要日記、信札;為三公子於中令出國留學籌集旅費所出具的借款單底稿，還有平時挪借副官宋子才數萬元賬單;以及夫人高仲林早年為他縫製的布鞋襪。鐵箱之謎揭開後，人們讚譽：「右老遺產，僅有賬單，清廉自苦，元老典範。」《歐洲日報》總編輯陳祖華撰文稱訟：「清操厲風雪，典型在夙昔。」

　　台報則說：「三十功名袖兩風，一箱珍藏紙幾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