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近代史的塵封，中醫與西醫，爭端不斷，我們從中可以看到不少故事，像民國初年的「舊醫登記案」，就是一處有趣的歷史「遺存」。

關於《舊醫登記案》

1929年初，新成立的國民政府衛生部主持召開了一次「全國中央衛生會議」，名曰「全國」會議，實際上參加者只限於各個通商大埠的醫院（西醫）院長、個別著名醫生以及很少量的衛生行政人員。

當時，中西醫之間的敵意甚深，遠遠深過當時在文化領域中的各種爭端，比如「中學」與「西學」之間的糾葛。結果當然可以想到，在這樣的氣氛下，由「清一色」的西醫人士參加的「中央衛生會議」，為了西醫的發展，抑制「舊朝勢力」，故「廢止中醫」的呼聲此伏彼起、甚囂塵上。

這次「大會」最後提出了一個荒唐的《舊醫登記案(草案)》，要求全國所有未滿50歲/從業未滿20年的舊醫（中醫）從業者，均須經衛生部門重新登記，接受「補充教育」，考核合格，由政府的衛生部門給予執照，方才准許營業；50歲以上的中醫，營業對象也受到很大的限制。《舊醫登記案》還提出，需要規範舊醫的發展，其中「不許宣傳舊醫」、「不許開設舊醫學校」是兩條比較重要的「限制」。

對此西醫限制中醫的「登記案」，中醫哪裡肯服？於是以此為「藥引子」，一場社會始料未及，但卻聲勢浩大、波及全國的「中西醫學大辯論」終於爆發了。

「龍虎鬥京華」

現在我們回顧這段歷史，在其中有四個十分厲害的角色值得一提。其中有兩個是論戰雙方的主角，首先是余巖博士，他是西醫代表，有過留日學醫的經歷，文章寫得好，《舊醫登記案》就是由他「領銜」提出來的。

其次是名醫陳存仁，他不但通曉中醫，同時也通曉西醫、西藥，至今仍非常著名的《中國藥學大辭典》就是他的編撰著作。在論戰中，陳先生是自然產生的「反對派領袖」，並與余巖幾度交手，一勝再勝，上演了一出精彩的「龍虎鬥京華」。

第三個是在幕後「唱幫腔」的大內高手，此人名叫褚民誼，國民黨中央委員，曾經留學日本和法國，屬政界、學界、商界的「三棲人士」，時兼上海醫師公會（專屬西醫）監察委員，他才是「廢除舊醫案」的真正主持人。

最後一位，要算當時的衛生部長薛篤弼。薛篤弼是西學出身，但比起其他三位來，卻「土」太多了。不過此人雖土，實戰經驗豐富，腦子也不笨，所以他對於中醫、西醫「兩不相袒」，這也是大辯論可以發生的一個充分必要條件。沒有他出面支持討論，形勢可能一邊倒。當時他的觀點是：對外傷相信西醫，這種認可情有可原；但在內傷方面，他認為「西醫無能」，頗多微詞、以及各種諷刺與挖苦。事實上，薛篤弼「生性好事」，願意大家爭個明白，所以只要有反對意見，他都「鼓勵」。

仔細分析，衛生大會提出的「舊醫登記案」對中醫是非常不公平的，不但斷送了50歲以下全國中醫的行醫資格，同時，也砸掉了很多中醫的飯碗。在議案行文之中，很明確地流露出所謂「廢止中醫」的意圖，儘管也有「臨時登記制度」，但此項登記，顯然只是一個「過渡辦法」。

在當時中西醫之間商業競爭激烈、勢同水火的情勢下，由西醫單方面提出這種方案「考核登記中醫」，貶中褒西，結果不問可知，無異是捅馬蜂窩。

所以戰局一開，在全國各大報刊，中、西醫互打筆仗，謾罵、攻擊，連篇累牘，南京政府機關門前也有很多中醫、患者前來圍堵、「請願」、「請飯」，再加上工、商、學各界「添亂式」的兩下聲援，「虎踞鷹揚，雞飛狗跳」，唯恐天下不亂!

據報刊記載，一番當堂比武，真刀實槍地鬧下來以後，以西醫失手告終。「舊醫登記案」當然就是「無法執行」、不了了之。此後，中醫照舊「把脈」，西醫照舊「測量體溫」，而於業界民憤甚大的幾位西醫，由於此次「改革」的敗陣，從此也不敢出頭，更有人退出爭論以後，從此再不談醫了。

當時有家報社評論「掐敗」的西醫說：「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如今學得烏龜術，得縮頭時且縮頭。」

蝸牛角上爭何事？

古人愛用「蝸角之爭」來比喻極微小的境界之爭。據《莊子-則陽》篇：「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

當年的中西醫之爭，現在看來，其實無非「蝸角大戰」，這個爭端從本質來說，名為維新、改革，實為利益之爭；其中，各自的商業與發展利益是貫穿全部爭議的主線。而且，雙方都搶著指責對方不是「正統」，借此機會，也給自己打些不要錢的商業廣告。

西醫在《廢除舊醫案》中，一上來就稱中醫為「舊醫」，自稱「新醫」，並以此為「正統」；對此，中醫反戈一擊，自稱「國醫」、「中醫」，根本不承認「西醫」才是所謂「新醫」，偏要叫他們「西醫」、「洋醫」、「外醫」、「鬼醫」，而且前面也經常要加上一個「舊」字，曰「舊西醫」、「舊洋醫」。

也許從一開始，這場爭論就不能算中醫、西醫的「存廢之爭」，而是一次炒作，是社會矛盾的乾柴烈火，一觸即燃，但它在最後階段，已經發展為新文化運動中後期的一次全社會的「大辯論」，並且引發了另外一場重要的理論爭論，即後來的「科學與迷信」的大論戰——這個「科學與迷信」的論爭，雙方觀點一開始也是一樣混亂。

但是經過這種學術優劣之爭，它帶來的最大好處就是，很多人發現，世界上任何理論其實都有各自的優點與缺陷，在這方面，中醫與西醫完全沒有本質不同。

比如，當時的西醫們將中醫的陰陽二氣、五行生剋、經絡脈案等等，統統打入「會、道、門」、胡大仙、江湖騙術之一黨，《舊醫登記案》的提議者余巖博士聲稱：中醫是「依神道而斂財之輩」，這就暴露出有的時候，作為西醫的余巖並不真正瞭解中醫，在學術方面，也存在著「反科學」的態度。

由於自恃有生理學、化學、物理學以及藥理學做後盾，開始時余巖的氣也很粗，頻頻出手，明顯處於攻勢，但是當問題「越辯越深入」以後，他才發現，不論是中醫的理論，還是西醫的理論，原來均不能完全驗證自身的正確，西醫也有很多不足之處，甚至也不是「完整的東西」。

而中醫則從一開始就抓住了辯論的主要觀點，並且控制了辯論的進程與走向。對此，當時的中醫根本不談「扁鵲」與「華佗」，也不談《黃帝內經》和《本草綱目》，所有深奧的理論全不提，從始至終，中醫只強調了兩個字，就是「效驗」——「中國醫藥確有優良治效，徒以理論上不合科學、致不得世界學者之信仰，此固因醫藥之起源先有經驗而得治效，後以理論補其解釋。不克偏於哲理，治效卻是實際也!」

由於中醫抓住了最關鍵的「效驗」兩字大做文章，所借助的正是非常正宗的實證科學，以及相關的西方理論，所以在理論上，中醫經過一番「詳論」，就已經不比西醫差，畢竟要論科學，大家先要統一語境，那麼西醫已經不佔上風；同時，由於中醫有數千年的經過千錘百煉的醫書醫案，其療效、功用「世所共知，人所共見」。所以，中醫也可以採用當時西醫的理論來說明中醫的學術，但是西醫卻很難用自己的理論進行同樣的反推。

「閉門造車，出門合轍」

中國人都知道有句成語叫做「閉門造車」，意思是關起門來在家中造車，而不瞭解外面的道路，脫離實際，其結果必然是造不出合適的車子。很多人不知道，這句話其實最早是朱熹所說，「閉門造車」之後還有下半句，叫做「出門合轍，蓋言其法之同」——所以，朱熹本來是提倡「閉門造車」的——「學者不出門，全知天下事」，只要合乎規矩，那麼，開門造車與閉門造車的結果應該是一樣的。

這種邏輯無異於手裡只拎著一根兒「現代科學」的大尾巴就想「壓人」。而且，既然在余巖博士看來，中醫之與西醫，就像駑馬與鐵路、帆船與軍艦、土槍土炮與洋槍洋炮一樣，那麼，中醫該送博物館、早死早埋；西醫才是天之驕子、國運攸關。這種不講理的怪誕邏輯，最終令西醫失去了廣大支持者、同情者。

論戰初期，西醫就犯了這個「閉門造車」的錯誤，比如他們居然可以指責中醫沒有自己的理論。由於西醫控制了部分輿論與報館，所以也顯得「咄咄逼人」，在他們眼中，中醫不僅是些混飯的蠅營狗苟之徒，而且與「拳匪、長毛一黨」，屬於阻礙進步、阻礙改革的「罪魁、禍首」了。

究其原因，當時的中國人之所以相信西方是進步的，是因為他們親眼所見西方的「船堅炮利」，看到了西方列強在法制方面，在民主方面確實比中國有優勢。正因為有效驗，所以才相信，也就是說，這些東西本是互為邏輯上的條件與因果關係的。而中西醫之爭，卻根本不似中西之間的其它論爭那樣直觀、明顯，特別是在實證與效驗方面。

事實是，在西方殖民主義強盜文化的「凱歌」聲中，中醫一直是一個例外，中醫之所以能夠在西醫與時髦文化的聯合圍剿下挺立、堅持，是由於中醫在學術上從來沒有輸給過西醫，包括在當時中國最時髦的上海，同樣如此。

所以在辯論過程中，最令西醫們難堪的是中醫「真金不怕火煉」，中醫的醫案居然「可以重複」!同樣的病，你可以用同樣的藥方，是同樣有效力的，就像科學試驗可以重複一樣。同時，中藥的療效無害、無副作用也令當時的西藥望塵難及。

從本質上說，西醫之所以不具將中醫掃除出去的技術能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西醫自己沒有在療效上徹底壓倒中醫。

此外，在「內科雜症」上，中醫也有極大的優勢；在中藥方面，比如當時西方醫學界對於罌粟(煙毒)的「完全植物性」也進行了研究，結果同樣證明，中醫的藥理學比之當時「最先進」的西方藥理學更加接近「客觀真實」。

所以，由西醫貿然提出「廢除中醫」在一開始就有些勉強，不但對民眾的支持力度相對估計不足，相關技術準備也不充分。

此外，還有環境的限制。因為當時的醫療行業主要是靠市場調節的，對於醫療市場而言，決定市場份額的一是療效，二是價格。相對來說，在價格上，中醫比西醫便宜，行醫的受制條件也相對簡單一些，在療效方面，西醫又沒有絕對的優勢，所以，兩者只能分割市場，而不可能一家獨佔，即使在較開化的口岸城市，同樣如此。至於那些沒有西醫的地區，並不是因為那裡中醫「獨佔市場」，而是由於那裡根本就沒有西醫「行醫」的條件。

畢竟，中國人是個特別務實求驗的民族，只要有效驗，他們是樂於放棄成見的，尤其是人命關天的時候，只要好醫生，中醫也好，西醫也罷，你能治好他們的病，比說什麼都強!

以此觀之，中醫與西醫之爭，畢竟還不能等同於後來的「科學與迷信」之爭，後來，也有人出面持中庸之論，他們提出「醫者父母心」，要反對「崇洋」與「復古」的左右偏激，以國計民生為本，「懸壺濟世」，不管你是中醫還是西醫，誰也別想吃了誰，大家共同發展也很好。

自找台階，悄然下台

當時在中醫們鬧著請願時，各界也發來一些聲援電報為他們壯聲勢，其中有一個比較特別，說是由於中醫的緣故，中國才擁有世界最多的人口（《大公報》1929年3月16日）。不消說，這個道理無論如何都是講不通的。但是此文提醒了中醫，後來，中國眾多的人口與極為落後的醫療衛生狀況，遂成中醫很有力的借口——既然80%的地區沒有西醫，4億多人口與6000名西醫的巨大反差，無論如何都是政府衛生行政機關所要正視的現實。不管如何改革，中醫也不能廢，因為當時中國的老百姓絕大多數要靠中醫、中藥來治病。

如今回首，這一「廢除中醫」的議案雖然讓中醫感到了生存的危機，但本質上與五四時期的「集體盲從」、「一邊倒」、「完全西化」已經有所不同——因為如果廢除中醫，不但解決不了中國的現實問題，恰恰又製造出來新的問題。中醫抓住了這一要點，不斷向政府疏通、呼籲，結果把衛生部弄得裡外不是人，畢竟官員們也是人，也要生病求醫，所以此事的驚動面相當大。薛篤弼坐在火爐上烤，「舉黨共討之，舉國共罵之」，結果只能是「自找台階下台」。全社會虛驚一場，西醫也徒勞許多腦筋、口水與金錢。

從某種意義上說，當年的中醫和西醫，也屬兩種文化中的學術體系，要想互相說明和解釋是非常困難的，而以某一方(比如西醫)的價值為標準來評判和衡量另外一方(比如中醫)肯定是不科學的。所以，上一個世紀早期，關於那場「廢除中醫」提案的失敗，主要還是失之於主辦者「浮燥」，缺乏全國統盤的考慮，同時，確實也低估了中醫與民間學術的反彈力。

事件過後，褚民誼也「沒敢」向國民黨的「三全大會」提議廢止中醫，而是一再呼籲「提倡科學」、「選拔人才」。衛生部長薛篤弼則很識時務，他也通電聲明說：中醫不可廢，但要科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