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富聚散終有時，來時擋不住，去時留不得。這背後，幾千年來誰在主宰?

　　斑斕的歷史畫卷中，商人的面目多數被碾碎、軋平，變成一抹灰色的背景，財富湧動其中，被壓抑、被貶斥、被剝奪，然後被冷落。於是，我們抖落畫捲上的灰塵，底色雖不再鮮艷，但仍算生動，足矣。

　　我們試圖從歷史的點滴中找尋到千年不變的財富密鑰。

　　販賣為王

　　一個不生產任何產品只提供交易平台的淘寶，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裡擁有的註冊用戶超過了3.7億，交易額超過4000億元，成為亞太最大的網絡零售商圈;兩家國內最大的連鎖家電銷售企業國美和蘇寧，多年前就因「進場費」爭論飽受製造商的詬病，但時至今日，兩大巨頭仍是這些家電製造商最重要的「合作夥伴」。

　　販賣很賺錢，不僅現在如此，五千年來都是如此。

　　利潤都在通道手中

　　仔細審視「販賣為王」這一重要的現代商業理念，中國幾千年來似乎都沒有過根本性的變化。細數歷代的富商大賈，竟然也少有真正意義上的生產者。有實力的販賣者對生產者壓價，對購買者抬價，利潤遠高於生產，擅長低買高賣的投機買賣者成為真正的財富主宰，最大的利潤掌握在「通道」手中。

　　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司馬遷第一個提到的具有傳奇經歷的著名商人，就是曾經幫助越王勾踐成就霸業，又在位極人臣之時急流勇退下海行商的范蠡，《史記》就說他「候時轉物」，即根據季節、時令變化轉運不同的商品，低買高賣。

　　儘管歷史記載范蠡從事的產業主要是農耕和養殖業，但其重要的商業思想卻源自他從事的季節性長途販運，其中一個著名的經商理念就是「待乏」。 所謂「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夏季的時候要儲備皮貨，冬季的時候要囤積薄紗，旱天購買舟船，天澇購買車輛，一切都需要提前準備，等待貨物缺乏的時候，就可獲百倍千倍之利。

　　另一個靠販賣成為富豪的商人，名氣也頗為響亮，他就是孔子的弟子子貢。《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記載：「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資 家累千金」，這裡的「廢舉」正是賤買貴賣的意思。據說子貢遊走於各國諸侯之間，販賣的商品是珠寶，所到之處，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地位之高可見一斑。

　　滿城皆是「遊閒公子」

　　在商品經濟還並沒有真正發達的春秋時代，商人就已經靠販賣商品成為巨富，隨著商品經濟的繁榮和社會分工的進一步細化，通過長途販運和商品貿易致富就更不是什麼新鮮事了。當然，要使其成為幾千年來中國商人最重要的致富途徑，還有一些更深層次的原因。

　　首先，中國歷史上雖然戰亂不少，但大部分時期都處於相對統一的狀態，於是也就擁有了維持時間最長的統一市場，為各地區之間的商品流通提供了基礎條件。這與歐洲中世紀之前封建分割、自給自足的地方領主經濟全然不同;同時，中國也是世界上第一個人口過億的國家，龐大的內需市場為商業生產和流通創造了得天獨厚的環境。

　　藍獅子財經出版中心簽約作者王俞現，在其作品《中國商幫600年》中談到山西商幫在明朝萌芽的真正原因時就認為：明代鹽政或者屯田制，充其量是古時汲水用的那個轆轤和繩索，儘管不可或缺，但牽引繩索的那股無以觸摸、只能感知的無形力量——以交通便利和長途貿易為支撐的國內統一大市場的形成，以及絲茶與白銀貿易在國內外的流轉，才是最終導致商幫興起的真正原因。

　　其次，自秦始皇統一貨幣之後，銅錢的規格和形狀被固定下來，一直沿用了兩千多年，但銅錢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笨重。隨著商品交換的空前發展，在宋代就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一方面這說明長距離大規模的貿易流通異常活躍;另一方面，這種貨幣創新也極大地方便了商品交換，降低了交易成本，從而進一步促進了貿易流通領域的發展。

　　最後，「販賣為王」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恐怕就要追溯到綿延千年的集權制度上了。中國歷史早期並不是沒有出現過在其他領域成就斐然的巨商，鹽鐵就是很好的工商合營產業，其原料得自天然，有壟斷經營的優勢，從業者一面自製商品，一面進行販售。

　　但這種百姓賴以生存的資源從管仲之後就開始了國有經營的傳統，到漢武帝時期更達到全面的國有壟斷，目的無非是通過對這兩種基本資源的佔有掌握經濟命脈，鞏固中央集權的絕對地位。

　　吳曉波(微博)在他的新作《浩蕩兩千年》中就認為，管仲事實上是將鹽鐵的專賣看成「間接稅」或者說是「變相的人頭稅」——因為鹽鐵的不可或缺性，國家通過對之控制，實際上對每一個人變相地徵收了賦稅，而在表面上，民眾似乎沒有納稅。這種巧妙曲折的治國理念一直延續數千年，其實正是中國與西方諸國在經濟制度上的最大差異所在。

　　製造業所需的資源都掌握在國家的手中，商人當然沒有發揮的空間，於是流通領域的低買高賣就成了更容易致富的方法。因此，即使是在中國商人獲得短暫自由發展的西漢初年，《史記·貨殖列傳》中提到的靠冶鐵致富的魏國大梁人孔氏，也是在致富後投身長途販賣業，帶著成隊的車馬，往來於各諸侯國之間，各國由於他的商業活動而受益，人們稱呼他為「遊閒公子」。

　　土地生金

　　胡潤研究院與中國銀行聯合發佈的《2011中國私人財富管理白皮書》中，面對面地訪問了全國18個重點城市的千萬元級別以上的高淨值人群，他們平均年齡在39歲左右，其中四分之一是靠地產致富，而全球富豪從事地產行業的只有不到十分之一。

　　一個私人擁有房屋產權只有70年的國家，房地產卻成為整個經濟社會中最容易賺錢的行業，當然不是偶然。那些代表家庭和安全感，進而代表財富和權力的房屋，正是兩千年來農耕社會所傳承的對土地和房產的特殊情結。

　　「大地主」岳飛

　　中國古代的農業社會中，最重要的資源就是土地。我們幾千年來生活衝撞的核心就是圍繞著土地資源的你爭我搶。可見，土地乃是人類永不可磨滅的財富，但土地的供給卻難以在短期內擴大，因此，土地在財富中佔據著非常重要的位置。

　　美國《華爾街日報(部落格,微博)》曾經統計出千年世界首富50名，作為富豪榜上六位中國人之一，成吉思汗的名字赫然在列。在對他的介紹中，職業是侵略者，資產為五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如果財富用佔領的土地來衡量的話，成吉思汗恐怕是從未有過的世界最富有的人，他的職業生涯開始於聯合不和的蒙古部落，然後開始佔領了將近五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現在的中國、伊朗、伊拉克、緬甸、越南和大部分的朝鮮、俄羅斯。成吉思汗，他名字代表的含義就是「世界統治者」。對統治者來說，土地就是他權力和財富的象徵，而對普通人來說，土地和房產是保值增值功能最為明顯的資產，也是最好的可傳承資產。

　　岳飛生前不但善於打仗，還精於買房產。宋高宗因忌恨他阻攔自己與大金議和，將其殺害。宋孝宗上任後，為其平反，凡是有真憑實據的房產全部返還給了岳飛的子孫。戶部調查後，寫過一份報告：「岳飛田七頃，八十八畝一角一步 」用今天的計量單位換算，岳飛光在江西就有「房屋498間、田地2300畝，出租的土地，一年純收租不低於11萬斤。加上皇帝的巨額賞賜、杭州的別墅、高達48萬元的月薪 」簡直是名副其實的富翁。岳飛二十歲從軍，四十歲受害，可謂戎馬一生，儘管身後再多的產業也無福消受，但這些實實在在的不動產還是安全地留給了自己的子孫。

　　超越金銀的保值功能

　　幾千年前，人們就知道土地的保值增值功能要強過金銀。原因很簡單，金銀就是一塊金屬，放久了能不磨損就已經很不錯了，哪裡談得上增值?土地就不同，不管是租給人耕種，還是建好房子租給別人居住，都可以產生源源不斷的現金流。土地本身的買賣交易也很方便，幾乎沒有賣不出去的可能(除非是戰亂年代)。

　　土地就像一台永動機、搖錢樹，只要擁有，便可一直得利。而且買賣土地的風險，比買賣股票基金小多了。股票基金都是被人為包裝過的，而且未來會如何，很難有人預測得准。但土地就不一樣了，哪怕是不識字的農婦，也可以輕鬆地判斷出一塊土地的好壞，或者一處房屋的優劣。所以直到民國時期，很多城鎮婦女一旦有了點錢，就會在附近買塊地租出去耕種。現代，城市中買很多房子出租賺錢的人也不在少數，而且這種投資操作的難度之低，只要有錢幾乎人人會做。

　　正是因為這種金銀和珠寶都無法替代的財富保全與傳承作用，土地和房產對財富積累的意義才尤其重要。

　　歷史上為加強中央集權，都是將農業經濟放在宏觀政策的主導地位。社會要穩定發展，首先要解決吃飯問題。之所以「重農」之餘還要「抑商」，就是因為統治階層認為，作為副業的工商業的發展會衝擊主業的發展。特別是富商大賈力量的膨脹，恰恰與以農業為主的經濟結構產生了衝突。這其中的原因並不僅僅是因為人們會漸漸發現「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紛紛跑去做買賣，沒人種地了;更重要的是因為那些靠經商發了大財的人，為了守住自己的財富都去買土地、建房子，把農民賴以為生的土地奪了去，致使農民流離失所，破壞社會穩定。

　　可商人沒有地位，只能靠擁有土地和房產給自己更多安全感。這就是司馬遷所謂的「以末致富，以本守之」。

　　吳曉波認為，司馬遷意識到了工商產業的高營利性特徵，同時也發現其中的不確定性，他對土地價值的「終極認同」，表明在很早的時候，中國人已經將土地視為一種「類貨幣」。

　　李劍農在《先秦兩漢經濟史稿》中寫道：「司馬遷之觀念如是，秦漢間大多數人士之觀念亦如是，甚至由於秦漢以至於今日，中國大多數人之理念，尚未能大異於是也。因此一切士農工商的活動，最後以取得大量土地而成富為目的。」

　　「山寨」千年

　　此「山寨」非彼「山寨」，但又多少與當今中國頗為尷尬的「山寨」有些淵源。幾千年來，古人致富的訣竅無非是模仿(做學徒或者向身邊的人學習)，再加上誠信+勤奮+運氣。 商業模式的創新在幾千年中少之又少，就連產品的升級換代也是慢上加慢。

　　這也與中國的傳統文化相關，因為中國的文化中有視創新為洪水猛獸的基因。傳統的理學家認為，人們一旦把注意力放在新奇的玩意上，心就亂了，國家也就跟著亂了。

　　這就造成，中國商業的地域性也很強。說直白一些，就是扎堆在一起互相「抄襲」、相互「山寨」。由此想到今天深圳華強北的電子廠商、晉江滿大街的鞋廠、溫州到處的服裝廠，也可以理解這是幾千年的一脈相承了。

　　「低賤」的商學院

　　經商之道需要系統的理論傳承和實踐思考，突破性的創新也需要以此作為基石，但長期在「重農抑商」思想的禁錮下，商業教育的缺失也就不足為奇了。歷代的理論著作中，幾乎沒有關於經商的教育，連商人的面孔都是模糊不清的。

　　《史記》中著墨最多的當然是王侯將相之類的大人物，而專門寫工商業者的《貨殖列傳》在其中只是一小部分，而且被放在了倒數第二篇。在司馬遷之前，專為工商業者樹碑立傳的歷史書籍從未有過，而在司馬遷之後，除了班固的《漢書》模仿司馬遷的寫法有一篇《貨值傳》之外，再也找不到專門為工商業者樹碑立傳的歷史文獻了。幾乎可以說是「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這也是司馬遷的卓越之處。

白圭

　　春秋末期的大商人白圭，被譽為「商人之祖」，也是最早的經商理論大師，據說范蠡曾向他求教過致富秘訣，「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即是他首創的經商名言。曾有經商哲學理論著作問世，可惜都已經失傳。唯一一部能稱得上經商理論的著作《計然之策》也被描述得面目模糊，范蠡曾用它使越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實現了富強，他自己也用《計然之策》家累萬金，成為一代巨富。其中 「旱則資舟，水則資車」、「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務完物，無息幣，無敢居貴」等商業原則成了當時商界的「葵花寶典」。

　　但就是這麼一部經典，卻也已經失傳，更可笑的是，至今人們都沒搞明白這《計然之策》裡的「計然」到底是作者本人，還是只是書名，或原本就是范蠡本人。

　　關羽的財神位是山西人贏來的

　　其實，從僅有的歷史記載來看，中國人在經濟領域中是十分早慧的，但教育的缺失讓這些經典的東西慢慢消融，再加上傳統上對商人的歧視，很少有人願意為經商之道著書立說。於是，商人的經商智慧更多只是靠簡單的口口相傳和互相模仿，看鄰居或親戚家這樣賺錢，自己也照葫蘆畫瓢地去幹，不僅傳播的內容有限，傳播的範圍也非常有限。到了近代，這種商業文化的地域性傳播，加上以家族和地域為主要紐帶的人際關係特點，使得商人的地域性特徵十分明顯，為商幫的崛起提供了重要的基礎。

　　明代興起的晉商就是很好的寫照。「開中制」推行後，山西商人收糧販鹽，成為勢力最大的區域性商人群體，堪稱是一個「白銀帝國」。因為其信奉關羽，明清兩代，關帝廟遍佈全國，與晉商崛起不無關係。直到今天，大家幾乎一提財神便知指的是關羽，但其實在之前很長的時間內，關羽只是山西人的財神而已，其他各省都供奉著自己的財神。

　　商幫文化以其血脈關係、內部聯繫和捆綁在一起的利益，撐起巨大的壟斷勢力網，成為商人的「保護傘」，但是一旦商幫中的核心力量遭受打擊，其他的商人也很難倖免。這是一條用鎖鏈串起來的救生衣，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刀口舔蜜

　　幾千年來，許多中國商人沒有意識到自己「刀口舔蜜」的危險處境，只看別人表面風光，不知他人背後淒涼。手握財富的輝煌，讓太多人前赴後繼，「人為財死，鳥為食亡」，既使意識到，又有多少人能抵禦那風光的旖旎誘惑。

　　福布斯「索命榜」

　　當今的福布斯富豪榜在民間還有一個諧稱——「索命榜」，許多富豪寧願給錢也不願意上榜。因為富豪榜的威力已經顯現，榜上有名後，過不了幾年出事的人很多。拋去個人品性優劣不談，至少從商也是一個高風險行業。

　　本期稿件中，我們盤點了中國幾千年來12位頂級富豪，其中的多數最後不是被殺，就是在淒涼中死去，哪怕之前再如何輝煌。

　　財富過多，在中國傳統的文化中會被視為「亢龍有悔」「不祥」，因為太讓人羨慕嫉妒恨了，甚至連皇帝都想來分一杯羹。但又有多少人有范蠡那樣的大智慧，一旦有了錢，就散了，然後再賺錢。看起來荒唐，其實卻躲過了多少殺身之禍。

　　被《華爾街日報》列為世界級富翁的中國第一人是劉瑾，明代正德朝的一個宦官，他的所有財富均來自貪污，傳說其受賄所得合為33萬公斤黃金、805萬公斤白銀。而李自成打進北京後所繳崇禎一年的全國財政收入才僅為白銀20萬公斤。另外一個被《華爾街日報》排進富豪榜的是和珅，點評只有一句：嘉慶抄家時所獲財產相當於乾隆盛世18年的全國賦稅收入。

　　這兩個權臣的悲慘結局，歸根結底還是對財富的貪婪，而且無比守財，最後只能變成過路財神，無福消受。

　　別離「皇帝」太近

　　和皇帝關係太近，賺錢會快，但可能「死」得也快。歷史上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清朝初年，山西介休的范家是順治帝扶植的八大皇商之首，曾在明末依附滿人靠發戰爭財成了千萬級富豪，也曾因自願承擔部分費用為清廷運送軍糧受到政治上的表彰，在經濟上得到的實惠當然更大，獲得了北方中國最主要的兩大鹽場——河東與長蘆的引鹽經營權，還進入了當時獲利甚豐的銅業貿易。范家極盛之時，整個家族有50多人被授予官職，行走政商兩道，家產遍佈南北各地。

　　可到了乾隆後期，四海安定，作為軍糧運輸商的范家利用價值已然耗盡，就成了被圍獵的對象。1782年，日本幕府政權以銅礦開採殆盡為由限製出口，朝廷官員趁機催討官銅，范家接連受到打擊，由此欠下巨額債務。兩年後，朝廷以欠款為由抄辦范家，風光無二的皇商模式走到了淒慘的盡頭。

　　如此的「皇商」「官商」的例子，歷史上何止成千上萬，著名的就有呂不韋、石崇、胡雪巖、張謇 就連《紅樓夢》中的賈寶玉，也不過是一個敗落官商的犧牲品而已。

　　「先用之，後棄之」，已經成了歷代統治者的慣用伎倆。像江春那樣，能討皇帝一輩子開心、老年還能受皇帝接濟的又有幾個人呢?

　　中國古代富豪的特點就是大多與最高權力結緣，其財富來源或為官商所得，或為貪污所獲，其致富積累速度之快、財富量之大在中外富豪中皆屬罕見，但也正因為其與最高權力太過接近，風險也很大、敗落速度也最快。古諺云「富不過三代」，恐怕就是這樣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