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浚是南宋初年一位主戰派大臣，幾度執政，幾次率大軍與金決戰，兼為將相，權傾一時，頗為顯赫。然而八百多年以來，人們對他的評價，卻存在著截然相反的兩種意見：褒之者譽之為抗戰派英雄;貶之者斥之為害國之狗熊。他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張浚(1097一1164)字德遠，漢州綿竹(今屬四川)人。出生於一個世代仕宦之家，政和八年(1118)，二十二歲時進士及第，歷褒城令、太常寺主簿諸職.建炎元年(1127)，赴行在南京，除樞密院編修官，擢殿中侍御史。建炎三年(1129)，杭州發生苗劉之變，張浚以御營使司參贊軍事同節制諸路軍馬駐守平江，遂朕絡呂頤浩、韓世忠諸路軍馬起兵勤王，一月後平叛，高宗復辟，有功而除知樞密院事，成為執政大臣。

　　張浚力主抗金，建議經營川陝，以保東南，遂出任川陝宣撫處置使。建炎四年九月，合陝西五路兵馬四十萬人，與金兵會戰於富平，諸路兵皆失利，關陝失陷。此後三年，退守四川，擢吳玠為大將，每戰輒勝，趙開為轉運使，善於理財，劉子羽為上賓，頗有才略。人謂張浚知人善任，得保全蜀。紹興四年(1134)，遭御史彈劾而罷職奉祠。九月，偽齊入寇，十一月，復除知樞密院事。紹興五年，除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命岳飛進討洞庭楊么義軍。紹興六年，偽齊入寇，張浚督張俊、劉光世、楊沂中諸將擊退之。紹興七年，張浚「總中外之政」，部署淮西軍不當，大將酈瓊率四萬人馬叛降偽齊，張引咎辭職。

　　此後，秦檜執政，被排斥在外二十五年，或知州郡，或為貶黜.因堅持抗金立場，不附和議其名愈高，「四方之士，莫不傾心，健將悍卒見之者必咨嗟太息」(《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六一)。

　　紹興三十一年(ll6l)，金兵大舉南侵，朝廷復召張浚，及浚至而敵兵已破。官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老當益壯。孝宗即位，有恢復志，除浚少傅、江淮東西路宣撫使，封魏國公。隆興元年(1163)擢張浚為樞密使，督師八萬北伐。終因將領不和，符離之戰失利。次年四月，張浚由是解職，朝廷遂作求和之議。八月，去世。

　　肯定褒揚者，如宋高宗曾將張浚譽之為東晉之王導，多次談到「張浚愛君愛國，出於誠心」。宋孝宗對張浚也「倚之如長城」，曾說：「今朝廷所恃惟公。」(《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朱熹評論張浚在平定苗、劉之亂諸事件中的表現時讚賞道：「自靖康後，紀綱不振，王室陵夷。公首倡大義，率諸將誅傅、正彥，乘輿返正，復論瓊罪，而後國法立，人心服。自武夫悍卒，小兒灶婦，深山窮谷，裔夷絕域，皆聞公名，盎然歸仰，忠義之感，實自此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五上)楊萬里《誠齋文集》更是對張浚讚不絕口：「身兼文武全才，心傳聖賢之絕學」，「出將入相，捐軀許國」，「忠義勳名，中興第一」。

　　《宋史·張浚傳》同樣讚不絕口，認為富平之戰雖敗，但張浚知人善任，得保全蜀，以形勢牽制東南，大大減輕了東線金軍對南宋朝廷的壓力，江淮得以平安。並載金將粘罕臨終時話：「自吾入中國，未嘗有敢攖吾鋒者，獨張樞密與我抗。我在，猶不能取蜀;我死，爾曹宜絕意，但務自保而已。」後「浚去國幾二十載，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慕之……金人憚浚，每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紹興末，「時浚起廢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為重」。把張浚描繪為一個深得人望也頗有功績的抗戰派大臣。

　　現代一些學者的論著中，也時把張浚與岳飛並稱為「抗金英雄」，或稱為當時「朝野上下熱烈擁護」的「抗戰派的代表」等。

　　否定貶抑者，如當時太學生就說張浚「有中興之心，無中興之才」，「侈言誕計，專權誤國」(《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在數次戰敗後，宋高宗也稍有醒悟道：「朕寧亡國，不用張浚。」隆興北伐前夕，曾告誡孝宗：「毋信張浚虛名，將來必誤大計。」(《齊東野語》)後果不出其所料，元人揭徯斯甚至說：「宋之不能中興，由張浚之逐李綱，殺曲端，引秦檜，殺岳飛也。」(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九《李忠定公》)史學家王鳴盛《蛾術篇》卷六十，說張浚「無分毫之功，有邱山之過」。那麼這又如何理解呢?

　　現代學者楊德泉指出，張浚於建炎中為御史時，親附投降派宰臣汪伯彥、黃潛善，首劾抗戰派宰臣李綱，綱在位七十五日被劾罷相，浚猶論劾不已。建炎初，李綱入朝，首正張邦昌僭逆之罪，斬宋齊愈等從逆之臣，中外鼓舞。汪、黃卻百般阻撓，而張浚首劾李綱「以私意殺侍從，典刑不當有傷新政，不可居相位」，還論李綱「杜絕言路，獨擅朝政」等十數事。於是李綱遂罷相奉祠。而張浚猶抨擊不已，誣稱靖康之禍，二帝被擄，皆李綱之罪，甚至直指為「國賊」(《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於是李綱落職，責鄂州居住。所以史學家王鳴盛不平道：「人知沮綱而逐之者汪、黃也，而浚實沮抑之。史以汪入奸臣傳，而曲譽浚，烏得為公論乎!」(《蛾術編》卷六十)此後，汪、黃把持朝政，培植私黨，國事日非，廣大軍民無不切齒痛憤，而身居言職的張浚，對汪、黃誤國之罪卻「緘口不言」。原來，其御史之官乃黃潛善所提拔，後張居相位，仍不忘其恩。

　　同時，張浚奏劾李綱時所論救者，多為偽臣叛黨，所攻擊者，如陳東、胡珵等抗戰派人物，無一倖免。王鳴盛指出：「陳東力言汪、黃不可任，李綱不可去，東竟坐誅，東之死，浚有力焉。」(《蛾術編》)陳東既死，張浚又奏劾秘書省正字胡珵曾筆削東書，「意欲使布衣草萊之士，挾天子進退大臣之權」。於是胡珵罷官，編管梧州。

　　曲端是南宋初年一位文武雙全的愛國將領，他長於兵略，治軍嚴明，屢與敵角，威名遠播，最後卻被張浚以「謀反」罪處死，實為南宋初年僅次於岳飛的一大冤案，激起軍民的紛紛叛變，致使陝西五路全部落人金人之手。張俊初入陝，曾拜曲端為威武大將軍，曲端反對張浚進攻戰略，即被收繳兵柄。當曲端直言張浚此戰必敗時，又被懷疑有「反心」。後果如曲端所料，富平一戰大敗，此時參謀王庶提出曲端寫有「反詩」指斥皇上：「不向關中興事業，卻來江上泛漁舟」，張浚便入其罪名，將曲端捕進監獄，隨即用火刑迫害致死，年僅四十一歲。其後，張浚還不敢向朝廷報告處死曲端的實情，也編造不出其「謀反」的證據。明人馬貫感慨道：張浚之殺曲端，「此何異於秦檜之死岳飛乎!岳飛之見殺，百世之下，雖婦人亦知憐其冤。若曲端之見殺，及浚之屢敗，史冊事俱難掩，而中不無掩飾。故不謂其殺戮忠良，敗壞國事，而反謂其能雪仇復土，謬歸以中興之功。後世儒臣不加詳察，誤入帝王之祠，享我祖宗俎豆，即古帝王與忠良之心必羞與之列矣!(《野獲編補遺》卷二)

　　秦檜之投降倡和，千載唾罵，其奸謀之所以得逞，除與宋高宗之投降政策不謀而合外，與張浚之稱讚引薦也不無關係。秦檜第一次罷相後，高宗曾將其罪狀揭榜朝堂，表示永不復用。但紹興六年(1136)時，張浚為了排擠趙鼎，乃引薦秦檜為行宮留守，權赴尚書、樞密院參決庶事而召至行在，後又授秦檜樞密使。「而檜為樞密使，無所建明，惟奉張浚而已。」於是趙鼎被擠出朝廷，張浚與秦檜共同執政，最後張浚因淮西軍叛而罷相，秦檜遂得以重新執掌大權，南宋進入最為黑暗的歷史時代。

　　紹興七年(1737)，張浚為相，部署江淮諸路兵馬準備北伐，與諸將協商。劉光世請守，韓世忠請進兵，「惟岳飛以為不可用兵，浚再三問之，飛堅執不可之說，浚以飛為玩寇，議不協而罷。」(《三朝北盟會編》)後張浚又與岳飛討論淮西軍諸將問題，岳飛指出諸將都不合適，又引張浚惱恨。(後淮西軍叛，說明岳飛有先見之明。)高宗先命岳飛盡統淮西諸軍以圖中原，後出爾反爾又收回成命，岳飛遂乞解兵權，奔喪歸廬山。張浚勃然大怒，「累陳岳飛積慮專在並兵，奏牘求去，意在要君」(《宋史·高宗紀》)。所以，首先給岳飛加此「並兵」、「要君」數端罪名者，張浚也。而後秦檜誣陷岳飛諸罪，實操張浚故技而已。數年後，岳飛冤獄成，韓世忠之輩猶能責問秦檜，而張浚於岳飛之死卻不置一詞。

　　張浚一生主要指揮了宋金之間三次大戰役：即富平、淮西、符離三次大潰敗。富平之戰前，許多將領與官員都反對此戰，張浚卻一意孤行，集陝西諸路四十萬人馬，與敵決戰，激戰只半日，諸軍皆潰，致使關陝全失，而金人繳獲堆積如山。此戰是宋金戰爭史上規模最大的兵團決戰，敗得也最慘，說明張浚基本不懂軍事，斷送了關陝形勢之地，中原永無恢復之期，而南宋偏安一隅之局基本形成。《南宋書·高宗紀》謂：「此後而議恢復，亦萎人之望起矣!倚秦檜以偷安，固勢所必然。」所謂減輕東線金軍壓力以保全江淮之說，實微乎其微，東南抗金主要靠岳飛、韓世忠等軍的積極抵敵。

　　淮西之役，宋軍還沒開戰就已敗北，大將酈瓊率所部精兵四萬餘人叛降劉豫，創造宋金戰爭史上又一次可恥記錄。初，張浚謀北伐，淮西軍帥劉光世持守論，而兵部尚書呂祉每有平戎之志，張浚遂欲罷劉光世兵柄，而以呂祉節制淮西諸軍，以劉的部將王德為都統制，酈瓊副之，酈瓊出身流寇，與王德有積隙。許多官員提出此人事安排非常危險，岳飛還明確告之;「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使揠之在上，勢所必爭。呂尚書雖通才，然書生不習軍事，恐不足以服之。」(《齊東野語》)而張浚依然一意孤行，等看出事故端倪，密謀奪酈瓊兵權並處其死刑，然而消息走漏，酈瓊搶先叛變投敵，最終導致如此不堪之敗局。

　　隆興北伐，張浚為樞密使，集江淮兵八萬，號稱二十萬，分兩路挺進。以李顯忠為淮東招撫使，率軍出定遠;邵宏淵為副使，率軍出盱眙。李顯忠是陝西驍將，全家遭金軍殺害，抗敵堅定，五月先克靈壁，而邵宏淵卻久攻虹縣不下，還是顯忠派靈壁降卒前去勸降，虹縣守將才放棄抵抗。後李顯忠率軍又克宿州，進入巷戰，邵軍才投人戰鬥。攻下重鎮宿州，孝宗聞報深受鼓舞，升李顯忠為招討使，邵宏淵副之。邵恥居李之下，向張浚表示拒絕接受李的節制，張浚居然遷就了邵的要求，使邵更有恃無恐。其後兩將又在賞賜問題上發生矛盾，士兵一經挑唆，人心浮動。李顯忠部很快遭到金軍反擊，邵宏淵卻按兵不動，謂眾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且猶不堪，況烈日中披甲苦戰乎?」軍心遂搖，無復鬥志。「顯忠、宏淵大軍並丁夫等十三萬眾，一夕大潰，器甲資糧，委棄殆盡，士卒皆奮空拳掉臂南奔，蹂踐饑困而死者，不可勝計，二將逃竄，莫知所在。」此戰也使「國家平日所積兵財，掃地無餘」。(《齊東野語》)

　　宿州舊郡名符離，故史稱「符離之潰」。此戰中張浚為帥，非但不知用將，且指揮部遠離前線而不達軍情，人或以為是情況不利時能率先奔逃。如清人昭槤在作了有關考證之後說：「今考其出師顛末，富平之敗，魏公方在邠州;淮西之失，公方在行在：符離之潰，公方在泗州，皆去行間數百千里，安得使士卒奮勇而能保其不敗哉?」《嘯亭雜錄》)

　　南宋之不振，高宗秦檜一味屈膝投降，自然是罪魁禍首。但張浚三戰三敗，實從另一方面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明朝人馬貫說：「宋高宗之不能中興者，豈特壞於秦檜之主和，張浚之為將，有累中興者多矣!」(《野獲編補遺》卷二)由此亦可推論，張浚一生倡言恢復，堅持抗戰，實際無此能力，往往空言誤國。錢大昕《二十二史考異》謂，張浚「平居好大言，以忠義自許，輕用大眾，為僥倖之舉，故蘇雲卿料其無成」。

　　所以一些持基本肯定論者，就常以張浚「才智不足」、「志廣才疏」為辭，替張浚開脫。如朱熹說：「張魏公材力雖不逮，而忠義之心，雖婦人孺子亦皆知之。」後高宗問張浚：秦檜可否繼任相位?他答;「今與共事，始知其暗。」應該說對秦檜的本質似有所認識。現代學者虞雲國的《細說宋朝》作如此評價：「張浚是南宋前期主戰派重要代表，但從富平之戰與隆興北伐看來，他在軍事上的全局決策是並不成功的，其中固然有當時當地宋軍素質與雙方力量對比等客觀原因，但其志大才疏而急於求成的個人因素也是無可諱言的。王夫之批評他『志大而量不弘，氣勝而用不密』，可謂知人之論……總之，他一生堅持抗金，雖受秦檜迫害而不改初衷，終究是值得肯定的歷史人物。」

　　但持基本否定論者，卻以為張浚的根本問題並非才智的長短，而是「心術」不正。即愚蠢固執而不納善言，心胸狹窄而又剛愎自用。如確「有中興之心」而「無中興之才」，那也可大量薦用一些忠義才能之士，但張浚卻是一個專權自恣、以高明自許，不僅不用人才，反而疑忌和扼殺人才的人。如「富平之役，李綱尚在，浚忌之而不能用;淮西之舉，岳飛在營，浚惡之聽其歸而不能留;符離之戰，虞允文遠在川陝，浚雖聞其賢而不能舉以自副。」(《野獲編補遺》卷二)這一點，連為張浚作《行狀》的朱熹也不否認：「張魏公不與人共事，有自為之意。」自己沒有才能，又不能用人，那其所謂抗戰，無非「欺世盜名」而已。 　　從上述分析來看，張浚一生似乎過失纍纍，劣跡斑斑，惡果昭昭，在抗金鬥爭中實無功勳而為害甚大。那麼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對他讚賞肯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