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30日是我國首個國家法定的烈士紀念日，早些時候，民政部公佈第一批抗日戰爭300名抗日英烈名錄，其中，以反戰人士身份為中國人民抗戰事業英勇捐軀的宮川英男是唯一的日本人。從侵華日軍轉身成為「日本八路」，宮川英男的一生頗為傳奇，事實上，抗戰中不乏這樣棄暗投明的日本籍反戰人士。他們受到中國人民友好情感的感染與正義鬥爭的感召，跨越了狹隘的民族主義界限，他們中不少人返回日本後即便遭遇不公正對待，仍積極倡導中日友好。

　　「日本八路」為抗戰犧牲

　　被列入中國抗日英烈名錄的宮川英男是在華日籍反戰鬥士的代表。他原名宮川啟吉，1918年出生於日本山梨縣。1939年，在日本國內「全民皆兵」的戰爭狂熱氣氛中，家境貧困的宮川應徵入伍，成為日本陸軍第32師團一員，並於當年踏上侵華戰場。1941年夏，宮川所在連隊被八路軍伏擊，宮川被俘虜。被俘之初宮川頑固拒絕認罪，多次想要自殺。後來在八路軍的感化和日本在華反戰人士的教育改造下，宮川思想轉變，自願加入八路軍，並加入日本共產黨，擔任「日本士兵覺醒同盟」冀魯豫邊區協議會副委員長兼冀魯豫邊區參議員。

　　1943年，宮川被派遣到山東長清縣(今濟南市長清區)開展工作，主要區域為濟南到泰安鐵路一線。在八路軍敵工幹部掩護下，宮川深入日占區進行各種反戰宣傳，據中國抗戰老兵回憶，宮川「看起來文弱」，但勇敢堅決，敢於接近敵軍據點等危險地區。他製作的《士兵之友》《士兵的呼聲》等宣傳材料內容情感真切，在瓦解日軍鬥志方面發揮巨大作用。宮川也因此成為日軍「重點緝拿對像」，據說懸賞價值一架飛機。1945年，宮川等人在根據地村莊被日軍包圍，在敵人搜捕中，宮川奮起反抗，開槍自盡，時年僅27歲。他的中國戰友們冒雨拚命奪回他的遺體，將其下葬。1980年，宮川的靈柩被移至山東省長清縣烈士陵園，並樹碑紀念。

　　宮川為中國人民的抗戰事業獻出生命，還有一些「日本八路」則一直奮戰到戰爭結束。如現擔任日本「八·四會」(即八路軍、新四軍之會)會長的小林寬澄。小林出生於1919年，1939年應召入伍，次年被派往中國，1941年在山東牟平縣被俘。在八路軍的教育和感染下，小林也棄暗投明，成為「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一員，並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戰結束後，小林還前往東北參加解放戰爭。解放後，他在濟南市人民政府擔任幹部，專門負責日僑工作。他在中國娶妻生子，妻子是解放軍四野部隊中的一名日籍女護士。直到1955年，小林才攜妻帶子回到日本。小林對中國懷有深切感情，回國後一直主張對華友好。

　　日籍反戰鬥士遍及各條戰線

　　抗戰時期，中國活躍著相當數量的日籍反戰人士，他們的主要來源是被俘的或因不堪長官虐待而投誠的日軍士兵，還包括流亡中國的日本共產黨黨員與左翼人士。到抗戰結束前，在華的日籍反戰人士保守估計近1500人。他們從事的反戰宣傳產生可觀效果。在日本侵華部隊中，因為日籍反戰人士的宣傳而出現的厭戰、內訌和逃亡現象逐漸增多，並形成滾雪球式效應。

　　由於中國共產黨有效的思想教育和統一戰線政策，在敵後戰場，日本人反戰組織非常活躍。1939年1月，在山西省武鄉縣王家峪村，日軍俘虜杉本一夫、小林武夫、岡田義雄在八路軍前線司令部新年集會上宣佈加入八路軍，成為最早一批「日本八路」。當年11月，杉本一夫等7人在山西省遼縣(今左權縣)建立「日本士兵覺醒聯盟」，這是中國戰場上第一個日本人反戰組織。1940年5月，在日本共產黨總書記野阪參三的指導下，被俘日軍士兵森健、春田好夫等人建立「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延安支部，1943年2月改組為「日本人民解放聯盟」，到1944年，該組織在敵後戰場已有17個支部，範圍覆蓋整個華北和中原地區。

　　1942年，「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確定多條反戰宣傳方針，包括利用日軍士兵的思鄉情，宣傳八路軍「不殺俘虜」政策，鼓勵棄戰投誠;鼓勵日軍基層士兵反抗長官，激化官兵內部矛盾;喚醒日本士兵的無產階級革命意識，使其認識到侵略戰爭反動性。他們的三大「殺手鑭」是陣前喊話、散發傳單、寄送慰問袋和信件。1943年，日籍反戰人士在八路軍和新四軍作戰地區散發傳單百萬餘張，內容多為回憶日本故鄉和說明時政形勢，「以情以理，雙管齊下」。前被俘日軍士兵還給自己原連隊戰友寫信，獲得回信的幾率少則1/10，多則達1/3。每逢節日，他們還會向日軍士兵投送裝有筆記本、肥皂的慰問袋。儘管日軍嚴令禁止，但還是有不少日軍士兵留下這些「自己人」的東西，並相互傳閱。日本左翼團體研究稱，在抗戰中後期，日籍反戰者的「基層策反」對日軍士氣造成有效打擊。

　　在正面戰場，日本人反戰組織也迅速發展，其主要領導者是著名左翼作家鹿地亙。他籌建反戰組織的努力，得到周恩來、郭沫若等人的協助和關心。1939年12月，「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西南支部在桂林成立，成員包括鹿地亙等10人。組織成立後，鹿地亙立即率成員北出崑崙關，冒著炮火在陣地上對日軍喊話。1940年，「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重慶總部成立。同年，該組織反戰劇《三兄弟》的巡演被時任國民黨軍政部長何應欽叫停。1941年8月，國民黨方面以「存在思想不當」為由強行解散該組織，將除鹿地亙之外的成員關進貴州鎮遠的戰俘營，並對他們實施隔離監視，此事也被稱為「小新四軍事件」，令國內外輿論嘩然。後來國民黨在政治部內部設立「鹿地研究室」，安排鹿地亙等少數幾名日方人士收集日方情報。但大多數反戰組織成員一直被國民黨拘禁在戰俘營，不少人因疾病折磨而死，到日本投降前夕大約剩餘170人。

　　回到日本多遭不公對待

　　戰爭結束後，「日本八路」和左翼反戰人士紛紛歸國。他們大多數人成為和平主義者和對華友好人士，通過著書、報刊撰文和演講等形式繼續進行宣傳。他們真切體會過戰爭的殘酷與侵略戰爭的非正義性，因此有「一定要和中國友好相處」的堅定立場。另外，他們對中國人民以德報怨的寬廣胸懷印象深刻，小林寬澄等人回憶說，他們放棄侵略者身份後，中國人民原諒並接納他們，老百姓將他們當成賓客，為他們省出口糧，通宵站崗放哨，甚至為掩護他們獻出生命。這些日籍反戰人士成為中日友好的堅決捍衛者，是「對中國人民最善良情感和關照的回報」。

　　「日本八路」們回國後多數遭遇不公正對待，杉本一夫、小林寬澄等人被貼上「叛國者」和「赤化分子」標籤，長期受政府監視，並因此找不到工作。不少在華反戰同盟成員只能打零工度日，老年貧困潦倒。他們還經常遭受極端民族主義分子的騷擾，甚至是人身威脅。近年在日本社會總體保守化的背景下，這些日籍反戰人士更加受到排斥。他們當中一些人表示，並不在意被視為「異類」乃至「叛徒」，他們所顧慮的是，在他們逐漸老去，離開這個世界後，那些沒有經歷過戰爭，甚至「將戰爭當作兒戲」的日本人，會如何看待自己的歷史，如何處理自己與鄰國人民的關係，那是相當值得擔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