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蘭·肯·塔沃裡，91歲高齡，現住在美國得克薩斯州的奧斯汀市。1942年，19歲的塔沃裡在菲律賓戰場被俘，後被關押在瀋陽盟軍戰俘營裡，戰俘編號是858，在日本人開設的工廠「滿洲工作機械株式會社」勞役，直到1945年8月16日獲得解放。返回美國後，曾做新聞記者，並於1955年獲普利策新聞獎。他還曾擔任美國新聞文化總署副署長、公共廣播公司執行委員會主席等要職。

　　初到瀋陽的第一個冬天，大批戰俘死亡，屍體只能堆放在庫房裡

　　初到瀋陽戰俘營時，因為營養嚴重匱乏，我染上腳氣病。雙腳和雙腿就像是火在燒，又彷彿是鋼針紮在發炎的部位，只好把雪敷在腿上來減輕疼痛。發炎的雙腿腫脹得十分厲害，腫脹從腳上開始，沿著雙腿向上發展，等到腫脹的部位發展到身上，人就死了。

　　我的病情越來越糟糕，不僅高燒持續幾個月不退，還不停地咳嗽，已經虛弱到無法站立的程度。我被人用擔架抬進了戰俘營醫院的病房。漸漸地，我和我左手邊舖位的戰友成了老病號，可是我右手邊的舖位在我住院的6周裡前後換了五六個人，來一個，沒幾天死了，又來一個，又死了……

　　戰俘營裡根本沒有醫藥，我們所能夠做的事就是等著……時至今日，我腦海裡始終縈繞著那十分痛楚的一幕：我最要好的朋友拖著腫脹的雙腿蹣跚著，嘴裡不停地鼓勵著自己「我能挺過去」，但他還是死了。

　　1943年3月寒冷的初春，我們一天就掩埋了176名屍體已經凍硬了的戰友，讓他們安息在滿族人的古老家園，這些戰友們大都是在我們到達後90天的時間內死去的……到冬天結束時，死亡人數已經上升到205人，占所有在押美軍士兵戰俘人數的17%以上。

　　每個人都希望多分一點食物，成為一種本能反應

　　在飢寒交迫、生死未卜的戰俘營裡，多得到一點吃的東西就意味著多一線生存的機會。每天，戰俘用木桶把飯食從廚房領回到營房，然後再分發給大家。每個人都希望自己多得到一些食物，這已經根本無關私慾，而是飢寒交迫的戰俘在生死抉擇間的本能反應。

　　大家會推選出一個人負責分發食物，其他戰俘排隊依次領取食物，我就是分發者之一。幹這份活的人經常會因為各種紛爭幹不了多久，可是我卻一幹就干到戰爭結束。我的「秘訣」很簡單，那就是分發食物時，首先把自己的飯盒裡盛上一份食物放在木桶旁，然後照此分給其他人。如果有誰質疑得到的食物少，他可以選擇把我留給自己的換走，再把少的那份留下來。就這樣，我的那份食物從來沒有人拿走過。

　　給整日飢腸轆轆的人分發食物不僅讓我贏得了戰友的信任和尊重，更讓我懂得了中國文化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怎樣的一種境界。我已經為自己在得克薩斯州公墓買好了墓地，墓碑上就寫：「分發食物的人」。

　　在戰俘營的經歷是我記憶中揮之不去的痛，中國朋友在苦難中給予我莫大幫助和關懷

　　我很幸運沒有被疾病折磨致死。1943年秋天我被派到工廠勞動。一開始干的活是在建廠房的工地上往腳手架上搬運磚頭。廠房越建越高，腳手架也隨之升高，站在上面已經能看到外面。每次走上去我都會刻意多停留一會兒，看看外面的過往行人。我心裡清楚，在日本人的統治下，外面的中國人和我沒什麼兩樣，都是沒有自由的人。

　　在工廠裡我結識了中國朋友葛慶余。葛慶余在工廠的工作是保安。每天早晨，日本人對戰俘進行完搜身檢查後，葛慶余便把戰俘從戰俘營領到工廠。我時常會用剛剛學會的漢語和葛慶余打招呼，或簡單地說說話。後來，葛慶余還找來一本英漢字典充當起兩人交流的「翻譯」。就這樣我們成了朋友。

　　結束建廠房工地的活計後，我所在班組的工作是拆解模具車床零件，待日本人拿去複製完圖紙後，再把機床重新組裝起來，然後把機床運到別的地方使用。我會趁機偷出拆下的軸承交給葛慶余，葛慶余再把軸承偷偷拿到外面去賣，然後買來一些吃的東西給我。缺少了軸承，日本人的機器肯定不好用，但是他們並沒發現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我們二人的秘密「交易」險象環生。廠區裡有一個小棚子是葛慶余的工作室，平時嚴禁戰俘進入。記得有一次大概是去給葛慶余送軸承或者是去取葛慶余帶來的食物，我進到這個小屋子裡。突然進來了一個日本兵，葛慶余靈機一動，馬上拿起旁邊放著的一把鐵鍬，裝作給我示範如何使用鐵鍬，接下來該去幹什麼活，並轉身告訴日本兵他正在給戰俘分配任務，才把這個日本兵糊弄走了。

　　我知道，葛慶余是在冒著生命危險幫助我。除此以外，葛慶余還是我最重要的消息來源，包括外面的戰事及時局進展等，所有這些都給了我和其他戰俘頑強地活下去的勇氣。

　　戰俘營獲得解放後，我高興地來到葛慶余的家裡做客，見到了葛慶余的妻子和他們未滿週歲的兒子。我和葛慶余全家遊覽了瀋陽城，並彼此交換了紀念留言。我在留言中說，葛慶余是美國戰俘的好朋友和恩人。

　　1945年9月，拖著在戰俘營染上肺結核的病體，我回到美國。那時還沒有治癒肺結核的特效藥，唯一的治療方法就是臥床、隔離和補充營養。回國後的10年間，我斷斷續續在醫院的隔離病房裡生活了5年。

　　後來，我的事業很成功，曾做過新聞記者，因撰寫《退伍軍人土地補償法案》實施情況的系列揭弊報道獲1955年普利策新聞獎；曾擔任美國新聞文化總署副署長、公共廣播公司執行委員會主席等要職。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當年與葛慶余的離別竟成了永別。

　　自離開瀋陽，我就再也沒有能同葛慶余取得聯繫。直到上世紀70年代後期，中美建交後，我萌生了前往瀋陽尋找當年這位中國恩人的念頭，於是寫信給時任美國駐華大使布希尋求幫助，但尋找中國朋友的願望依然沒能實現。

　　隨著中美兩國關係的不斷發展，我尋找中國朋友的心情更加迫切，委託研究盟軍戰俘營史實的楊競幫助查找。幾經尋訪，葛慶余的下落終於查明了，但他們夫婦已經在多年前故去了，當年那個未滿週歲的孩子也夭折了。得知這些消息後，我內心萬分悲痛。

　　為了緬懷中國朋友，我特意洗印了葛慶余當年的照片送給他的其餘子女，看到葛慶余的照片終於回到了他的後人手中，我的內心終於有了些許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