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據王大珩(1915—)的《我的半個世紀》中回憶：我剛到長春的時候，長春城戰後的那副樣子簡直是滿目瘡痍。整個城裡找不到一棵有皮的樹。在幾年前那場長達5個月的圍困戰中，城裡所有的樹皮都被老百姓扒光了，吃掉了。先從榆樹皮吃起，待榆樹皮扒完以後就不管什麼樹都扒，都吃了。聽說後來連吃死人肉的都有。據說，那一次長春城裡活活餓死了15萬人!滿眼都是殘垣斷壁，到處都是拆掉了房頂的房殼子，走遍全市也找不到幾座完整的屋頂。房子也都是在那場圍困戰中拆掉的。因為沒有燒的，人們只好把木製的房架子拆下來燒掉了。其實，當時燒掉的不只是那些房架子，所有能點燃的東西都找出來燒了，包括路邊木製的路牌子，甚至包括瀝青路面，統統都被摳下來燒掉了。據統計，全城共破壞了230萬平方米的建築!)

　　《雪白血紅》一書，以一大段篇幅描寫了1948年人民解放軍圍困長春的情況。書中大肆宣傳圍困長春時的封鎖措施，其中並不講國民黨「殺民養軍」政策，也未抨擊國民黨的強搶民糧和驅民，而專門大講人民解放軍對城市的封鎖圍困造成了居民的飢餓和死亡。

　　書中如此描寫長春圍城，是完全錯誤的。筆者於70年代在長春吉林大學上學期間，曾專門調查瞭解過當年圍城情況，也向當年圍城部隊的指揮員和基層幹部戰士、當時出城的群眾瞭解過情況，並訪問過守城的國民黨軍最高指揮官鄭洞國。當時人民解放軍圍城部隊的報告和國民黨方面的一些有關資料，筆者也閱讀過，瞭解到的事實真相與《雪白血紅》所述並不相同。

　　歷史的事實是，國民黨軍近10萬人於1948年春開始被包圍於長春，這股守軍既不突圍又拒絕投降，同時還不斷派兵從民間搜掠強徵糧食(只發給形同廢紙的國民黨政府的大額鈔票)，以利長期固守。從戰爭的基本規律出發，人民解放軍在尚不能攻城的情況下，只能對其進行封鎖，包括禁止城內外人員隨便出入前線，不許糧食和物資運進城內。這種圍困辦法實施後，國民黨軍在城內開始大肆搶奪民糧，甚至見哪一家有炊煙即進入搶糧。在這種情況下，同年夏天市內居民出現糧荒，有存糧的居民亦不敢舉炊，不少人因病餓死亡，國民黨軍政當局開始還禁止居民出城，後來才將一批批居民搜盡存糧和財物後驅趕出城，並禁止再回來。在城內居民處於飢餓的狀況下，市內國民黨軍政機關卻開設食品商店，高價出售過去屯集和由錦州空投來的食物，後來發展到一個金戒指換一個餅子的程度，不少官員在居民的屍骨上發了大財。

　　在大批饑民開始出城之初，解放軍圍城部隊一度鑒於市內居民成分複雜，特別是松花江北和吉林省內的大批逃亡地主曾聚集市內，國民黨軍的許多軍政人員也化裝難民企圖混出城去，因此開始未立即改變原先通過火線的政策，對出城人員進行比較嚴格的檢查身份再放行。後來發現饑民在兩軍對峙的中間地帶大量死亡的現象後，馬上採取了措施，定時在指定哨卡經檢查後分批放出難民出城。這種檢查措施，在兩軍對峙的戰時是不可避免的。為防止饑民因暴食而亡，還在各哨卡設置了粥棚，並發給出城居民以難民證，由城外各地政府對其進行安置。1948年10月中旬長春守軍或起義或投降，人民解放軍入城後又馬上對市內居民發糧救濟，很快制止了非正常死亡繼續擴展。

　　從當時戰爭的要求看，對長春進行封鎖圍困是必要的。長春市民的苦難，從根本上來講，是國民黨守軍及其「殺民養軍」的政策造成的。當然，如果從認真總結經驗教訓的角度看，在戰時雖然不可能允許隨便通過火線，但在圍困封鎖時部隊如果在開始就實行比較靈活的政策，對陣地前出現的饑民早一些進行大規模的救濟，死亡數字可能會小一些。但是不能因為這一點，就像《雪白血紅》那樣否定長春圍困戰。

　　在《雪白血紅》第508頁中描寫長春圍困戰時，還這樣說：「一座城市，因戰爭而活活餓死這麼多人，古今中外，絕無僅有。」

　　這又是危言聳聽，並不合乎歷史。圍困長春期間的居民死亡數，筆者曾專門瞭解過，根據國民黨方面在被圍期間掩埋的屍體數和人民解放軍在城外和進城後掩埋的屍體數，總計是12萬人左右。當然在當時那種戰亂中，這個數字並不可能十分準確，卻也相差不會太大。從長春市區居民的增減數看，日偽統治時長春人口最高為60多萬(包括日本居民10餘萬人)，國民黨統治時雖有難民進入，但因日本人被遣返，市區工業蕭條，生計困難，出者多而入者少，市民曾降到不足40萬。後來因松花江北和吉林省內的解放區進行土地改革，有許多地主及其家屬為逃避鬥爭紛紛躲入長春市內，周圍一些縣市裡受國民黨「正統」觀念欺騙宣傳的一些居民，也隨國民黨軍退入城內。因此到1948年3月長春被圍時，居民達到50多萬人。人民解放軍在圍城期間共收容並安置城內出來的饑民20多萬人，入城時市內居民只剩不足20萬人，由此算來，非正常死亡數字約超過10萬人。

　　在中國古代史上，圍城期間死亡上10萬人的事例並非「絕無僅有」，而是所見不鮮。至於外國戰爭史上，此類事件亦有不少。遠的不談，就以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列寧格勒保衛戰而論，死亡者達100餘萬，其中大半是在德軍圍城的第一個冬天因飢餓而亡的。固然，長春城有這麼多死者確實令人痛心，但也不可隨意誇大其辭。

　　在《雪白血紅》第510頁又講到長春死亡的饑民問題，並稱：「在『兵不血刃』的長春，誰應對無辜百姓的纍纍白骨負罪呢?」作者雖未作答，但是從其描述看卻是不言自明的。

　　回顧當時的歷史，一個最基本的事實是，當時餓死的都是長春的市民，而長春是由國民黨軍隊佔領的，國民黨政府又自稱是全國的政府，理應負責城內人民的生活。從戰爭需要出發，人民解放軍包圍了長春，可是國民黨軍與瀋陽仍有空運聯繫，市內仍有相當大的糧食儲備。據長春解放時對國民黨軍存糧清點時的結果證明，新七軍尚有可供部隊食用數月的糧食，六十軍也有許多代用食品，而且市內兵民比例後來幾乎是1：2，救濟災民並不困難。可是城中國民黨軍為長期固守，卻實行「殺民養軍」政策，在其內部也實行歧視性供應方式：對嫡系新七軍一直保證糧食的正常供應，對雜牌的六十軍則在基本保障供應時摻雜一些代用食品，對於保安隊之類則讓其「自力更生」即搶掠居民過活。居民飢餓之時，國民黨軍的營團以上軍官仍有酒肉供應，士兵也無人餓死。長春出現的人間慘劇，其責任自然應歸於國民黨軍隊，解放後當時長春守軍主將鄭洞國和長春市長尚傳道的回憶錄，也均不否認這一點。

　　在中國的歷次革命戰爭中，在外國的各次正義戰爭中，對敵人佔領的城市採取包圍攻擊或封鎖的行動，都不可避免地會傷及一些無辜的百姓。如果只是顧及戰區少數無辜者，而不顧戰爭從本質上所代表的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就否定對敵人城市發起攻擊和包圍，甚至以一付悲天憫人的態度誇大渲染這種難以避免的局部誤傷，那麼結論只能從根本上取消革命戰爭或任何正義戰爭。且不要說在中國，就是在西方的多數人那裡也不會接受這種荒謬的思想邏輯。例如一向標榜「人權」和「人道」的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出動空軍猛烈轟炸德國和日本，並對日本進行佈雷封鎖，轟炸中死亡的上百萬人絕大多數也都是無辜的平民，日本國內因封鎖造成的病餓死者也多是貧苦百姓，但是任何有正義感的人也不能否認這種作戰性質是反法西斯的正義戰爭行為(當然不包括最後全無軍事必要所投的兩顆原子彈)。美軍向廣島、長崎投擲原子彈前，其實也知道這兩個城市裡有盟軍戰俘包括美軍戰俘，同樣未影響投彈的決心。當然，在正義戰爭中對於無辜者的誤傷，應盡力減少到最小程度，這就要看採取行動時組織指揮者的政策水平和指揮藝術。

　　人民解放軍在戰爭中包圍封鎖長春，從總體上看自然是鬥爭的需要，無可非議。事後仔細研究起來，圍城部隊領導人開始機械執行封鎖政策(對此問題實際上是有不同意見的)，確實也存在問題。特別是在1948年夏天實行封鎖時一度按照作戰期間的戰場慣例，禁止居民隨便通過火線，等到發現國民黨根本不顧居民死活，把大量饑民驅趕至封鎖線前，又不許其回城，結果出現了大批死亡。此後圍城部隊雖然下令放人，並對出城的饑民予以救濟，但這種為時不長的延誤確實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響，應引為教訓。以韓先楚同志牽頭所寫的《東北戰場與遼沈決戰》一文中，曾對此總結說：「長時間圍城，也給城市人民帶來了一些苦難。」(《東北戰場與遼沈決戰(上)》第129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對於長春圍城期間的某些具體政策的得失，當然可以在一定範圍內總結經驗教訓，但是不能以此否定長春圍城，更不能混淆正義性和非正義性，甚至是非顛倒，把人民遭受苦難的責任加在圍城的人民解放軍身上。

　　戰爭總是會帶來死亡和破壞。如果從正確的戰爭觀出發，看待革命戰爭中的死亡和破壞，就可以看到暫時的犧牲會換得大多數人民的長久幸福。就從東北地區而論，解放戰爭中雖然有一些破壞，但是戰爭一旦勝利，僅僅三年間，生產就得到全面恢復，不僅超過了書所譏諷的「『少帥』那個時代」，而且超過了日偽時期的最高水平。在隨後的第一個五年計畫中，東北的經濟發展更是突飛猛進，超過了歷史最高水平許多倍。《雪白血紅》中對這方面的史料選擇和結論，都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